「天津是金融中心」這個命題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印象中,天津雖然也是中國國際港口城市、北方重要經濟中心,但跟上海、深圳等地比起來,似乎和國際金融中心扯不上邊,更遑論接班香港了。然而,歷史的橫軸拉長一點,回到1860年英法戰爭,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這個命題似乎又可成立:在1882年上海是五國租界的年代,竟有英、法、美、德、日本等九國在天津擁有所謂「九國租界」,更有10家外商銀行先後在天津設立,從事金融活動。突兀的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大清銀行,卻遲至1905年才在北京設立。換言之,大清銀行成立之前23年,天津已有十家外銀,這難道不是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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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起初不過是一個沿岸的漁村,為何在當時竟有金融中心的架式?主要可歸類成兩個因素:市場的需要以及法律的透明性與可預測性。在中國剛被列強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外國使節、達官顯要或是商幫手上有許多合法(或是不合法)的金錢需要放在首都以外,但又離駐地不遠處,位在外圍防衛線的天津成為首選。另外,九國租界也提供中國境內母國的法律保障,對存戶而言,法律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大為提升,有爭議時,也有規範可以依循。百年前如此,百年後,這基本的需要差異不大。

近來,香港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後,社會紛紛討論誰是下一個接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固然在企業籌資、金融交易、結算服務等業務上要有一定的規模,但最重要的條件仍不脫離上述的「市場需要」以及「法律透明及可預測性」兩項,尤其後者,從香港的發展我們可以了解這是迄今百年不變的必要因素。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GFCI)每年兩次公布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而排名的依據則由商業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金融業發展(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factors)、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聲譽與一般性因素(reputation and general factors)等五大指標構成,在前四項中其實各大國際城市的分數不會差太多,也是容易快速補強的部分,但最後一項聲譽及一般性因素,其實與政治環境密不可分,而今年三月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自2007年有排名開始,首次掉出前四名(過去十幾年,前四名都是倫敦、紐約、香港及新加坡包辦),似乎近兩年來反送中和社會動盪,降低香港投資環境的穩定度和吸引力。

反觀台灣,是否可以成為下一個金融中心?最新公布的排名中,台北從去年的34名直接滑落至75名,但2010年台北曾拿過第19名的最佳成績,讓人想起2009年11月兩岸簽訂的三個金融監理MOU,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的對等簽署,並未假手白手套,或許透露出兩岸間友善的關係,以及日後良好發展的可能,自然賦予國際想像的空間,影響到GFCI的排名。事實上,兩岸簽署MOU後,我國又進行ECFA,也陸續與新加坡、紐西蘭簽署自貿協定,更有風聲表示正與印度及菲律賓等國洽談自貿合作。2017年,前駐美大使沈呂巡還特別提到這段歷史,表示當時美方對合作金融監理MOU能對等、順利、無白手套,依國際規範簽署完成,頗感驚訝,我回應他,只能說是機緣巧合的天意。2011年以後,台北的GFCI排名開始下降,兩岸關係情勢的不明朗或多或少解釋了箇中原因。至於今年劇跌至75名,箇中原因,倒是值得省思甚至警惕的問題。

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成為有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很簡單卻又不簡單,基礎建設、人才培育、合乎國際的法規都是可以努力的,難就難在對世界而言,是不是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或是一個隨時會有變動,有風險的投資環境?一個觀感的形塑不是簡單可以速成,也不是透過數字量化或口號可以輕易呈現的。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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