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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同志朋友多來自於交友app，「我問他在手機上認識怎樣的人、第一次性關係是什麼時候。他告訴我大概是小學五年級，網友約20多歲，第一次出去就發生性關係，第二次出去又換了對象，網路上的人實在太多。」每個世代有自己的交友模式，但不變的是每個男孩都有一個嚮導、領航，男孩想變圈內人需要有人帶路。
「在那段關係裡即便成年男性和他發生性關係、甚至將愛滋傳給他，他都還是感激的，那份感激是帶他認識朋友進而接納他。」
莊苹說，因社會壓力，很多同志孩子難以自處、找不到朋友，當認知到自己是異類便會選擇躲藏，「同志是被環境逼迫到躲起來，躲起來的過程是走上風險更高的路。」
高風險境界也是社會現況，莊苹舉例，去年公投結果社會三分之二都在反同志，社會是將同志推倒危險的境界中，再來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待在那裡。
莊苹說，因社會壓力，很多同志孩子難以自處、找不到朋友、覺得自己是怪物，當認知到自己是異類便會選擇躲藏，「同志是被環境逼迫到躲起來，躲起來的過程是走上風險更高的路。」（圖／記者陳明安攝）台灣現在約有38000名愛滋感染者，代表大概全台8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若將地區縮小到雙北，約莫有5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北部感染者中，則有90%可能是男同志，本身就是處於高比率狀態。
同志族群多半有種悲觀的宿命論，自幼不被接納，覺得該來的總是躲不掉、總有一天也許都會被感染，但長遠觀之，莊苹認為，同性戀者是被異性戀推出社會框架外、進而推到了風險更高的境地。
莊苹分析，男同志成為高風險族群最終問題仍在家庭、親子關係中，但個案研究顯示，如果該名同志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高成就，多半也獲得家人接納，代表同志的生活能跟異性戀者一樣穩定。但很多同志無法讓家人知道，能到外地讀書便早早離家，對人際情感拿捏淡薄，在跟家人互動、交友過程中都產生疏離感，「有個案跟我說，他跟對象交往很久，我問多久了？他說，兩個禮拜。」
「如果你的家庭環境不能把你留下來，那你自然就會到哪裡去。」莊苹這麼說。
藥物、疾病幾乎快成為難以抹去的標籤，但沒有人會為了吸毒而吸毒，第一線護理人員發現，毒癮者總是為了毒品外的另一件事，原理如同學生混幫派，背後都是為了找到歸屬。
經手個案中，Ａ因喜歡Ｂ，為了親近Ｂ便常和Ｂ的伴侶三人一同用藥，「但用完後就各做各的事，他沒有融入他們，他想得到的感情、在一起的感覺也沒有發生。他的朋友都在用、用了才能得到認同只好跟著一起用，我認為就是朋友。」外界眼中的毒蟲，在莊苹眼中是一個個孤單又想被愛的故事。
「找到歸屬感、被接納的感受、溫暖和愛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愛對他們的呼喚非常強烈。」對異性戀者何嘗不是如此。
為了防治愛滋，衛福部疾管署效法歐美於2016年引入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經評估後，符合資格者每個月不需付出萬元醫藥費，即可從事愛滋預防投藥。
過去疾管署曾出面表示，該計劃是期望提高風險個案管理服務，卻仍遭外界指責是鼓勵約炮、做愛不戴套。而同樣的邏輯，每年到了秋季，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購買抗流感疫苗，供長者、幼兒等流感高風險族群施打。將資金投注於高風險族群屬於正常防疫功能的一環，唯獨男同志、性工作者等族群請領事前藥補助會遭到社會嚴厲指責。
「這在傳染病學上就是這樣子，因為風險高，故政府補助事前藥。」莊苹無奈的笑笑，這是傳染病學上的基本邏輯，「社會卻指責我們拿錢來讓大家約炮。」
莊苹投入愛滋防治工作逾20年，每當談起身邊個案的故事，說到激動處仍會落淚。（圖／記者陳明安攝）日前同性婚姻甫上路，隔日便有謠言指出，台灣同婚合法將導致各國同志湧入台灣治療愛滋，恐拖垮台灣健保，背後真正的恐懼其實是揮之不去的愛滋標籤。莊苹談到，同志或性工作者仍被社會視為「怪人」，而社會只是不了解在特定族群被預設為怪人的背後，又是怎麼落入風險之中。
「我希望能再往前走一點，讓他們不要再走進風險裡、我期望的是同志孩子能青梅竹馬長大的時代。」
日前莊苹與Ａ兩人一同開著車，身旁是觀音山的日落，路經水上樂園時Ａ表示，跟朋友去玩水，一定都會帶半件（半顆搖頭丸），因為吃了藥後從滑水道上沖下來感覺會更加興奮。
莊苹邊說邊掉淚，「年輕人把搖頭丸當口香糖在吃，真不知道該做什麼。」但Ａ形容，能做的事還很多，譬如告訴玩藥的年輕人，當朋友嗑到口吐白沫時可以幫他做些什麼。
Ａ用天真的語氣談論玩藥少年的文化，莊苹眼匡含著淚，面對變化日益劇烈的次文化，她仍笑說，每個用藥者、感染者背後的故事與需求都不一樣，永遠有新的事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忙都忙死了，實在沒有時間想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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