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友因為自身條件或身體因素，大多選擇臨時性工作。雖然地方政府社會局與就業服務處都有媒合工作的輔導政策，但學者觀察這些支持措施對街友來說卻產生疏離感。
台大社會系教授黃克先，2016年曾花1年時間實地走進街友生活，睡公園、打零工、住收容所。他觀察政府花很大力氣為街友媒合工作，但街友面試後才知道工作內容或雇主的要求與自己認知有落差。
黃克先說：「就業服務站其實也研擬出計畫，如果能證明街友確實去面試，可以提供車馬費的支持，甚至補助生活費。」但政府空有美意，補助僅限3次，街友求職無著落，演變到後來面試竟淪為形式，只是為了拿補助。
黃克先形容，社工或就服處媒合工作給街友，只是做到「假性脫遊」的效果。因為最根本的住房問題，政府無能為力，尤其台北市寸土寸金，困境更不容易解決。事實上過去政府也嘗試擴大收容安置的地方、或新建住屋給街友棲身之所，但總是遇到民眾抗議，擔心家裡附近多了嫌惡設施影響房價，政策最後不了了之。
安置中心離生活圈太遠 7成「不願再回住」
非營利組織「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指出，街友的弱勢，住處是核心問題。沒有地方，工作缺少基本聯絡，就無法做得穩定或做得久。政府雖設立安置中心，但多數遠離市中心或較為偏僻之處，對街友來說交通不便。尤其很多人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一旦到安置中心，離開現在的生活環境，認識的人或工作機會變得遙遠，等於要他們重新開始。
以台北市為例，設置的2座街友中途之家，一是位於新北市中和的「圓通居」，有84床；另一處則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公辦民營的「廣安居」，有40床。但根據台北市社會局做的調查報告，住過中途之家的街友，72.4%表示不願再住進安置機構。
▲台北市有2座街友中途之家，其中一座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居」。（圖／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
除了安置中心離生活圈太遠的問題外，輔大社科院副院長吳宗昇也認為，政府給街友的支持仍然不足，像是無法提供長期且固定的住處這點，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雖然政府都可提供街友緊急安置，但時間到了他們還是得離開。
修法讓街友取得福利身分？學者直言是項大工程！
先進國家的作法，是否值得我們借鏡？台北市社會局街友調查報告引述2009年美國修法通過《無家緊急救助與住房快速轉銜法》，強調「住房優先」，先安置街友，再展開後續就業輔導工作，2015年即取得進展，特別是退伍軍人無家的情形降低33%。
「他先給你地方住，相信街友有地方住之後，可能就會有就業意願，工作的狀態也會比較好。」黃克先也提到，歐洲部分國家社會住宅供給非常穩定，可以讓給街友居住；另外政府會規範房東，限制租金上限，或對房客有身分上的篩選。相形之下，台灣政府為了防止資源遭濫用，給街友的租屋補助，還得先評估是否有強烈的就業意願才發放，限制較多。
街友謀職困難、收入不穩定，卻難以取得低收入戶等福利身分，修法能否解決一部分難題？日本在2014年7月修正《生活保護法》，除了防止違法申請以及濫發生活保護費用外，並制定《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提供「一時生活支援事業」，並在找到新的居住所後，給予日常生活援助，避免被社會更加孤立。
台灣的街友則卡在《社會救助法》第四條規定。台北市萬華社福中心社工師楚怡鈞說，申請低收入戶需要戶籍所在地的認定，也要透過查訪，一旦人籍不一，當地政府查訪不到這個人，就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資格。此外，街友若年齡未達65歲，也無法取得老年相關補助；近4成街友有精神相關方面問題，但沒有經過診斷、鑑定與治療等證明，取得相關福利身分就不容易。
吳宗昇指出，街友常是補助的邊緣族群，若能透過修法降低補助標準，可讓街友更有餘裕脫離流浪狀態。衛福部曾表態，關於街友安置與輔導問題，已著手《社會救助法》的修法，增加條文納入加強輔導相關規定。
街友是否能取得福利身分拿到補助，學者認為最終還是得靠修法才能解決，但修法畢竟是一項大工程，涉及社福預算要如何分配，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黃克先說：「就業服務站其實也研擬出計畫，如果能證明街友確實去面試，可以提供車馬費的支持，甚至補助生活費。」但政府空有美意，補助僅限3次，街友求職無著落，演變到後來面試竟淪為形式，只是為了拿補助。
黃克先形容，社工或就服處媒合工作給街友，只是做到「假性脫遊」的效果。因為最根本的住房問題，政府無能為力，尤其台北市寸土寸金，困境更不容易解決。事實上過去政府也嘗試擴大收容安置的地方、或新建住屋給街友棲身之所，但總是遇到民眾抗議，擔心家裡附近多了嫌惡設施影響房價，政策最後不了了之。
安置中心離生活圈太遠 7成「不願再回住」
非營利組織「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指出，街友的弱勢，住處是核心問題。沒有地方，工作缺少基本聯絡，就無法做得穩定或做得久。政府雖設立安置中心，但多數遠離市中心或較為偏僻之處，對街友來說交通不便。尤其很多人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一旦到安置中心，離開現在的生活環境，認識的人或工作機會變得遙遠，等於要他們重新開始。
以台北市為例，設置的2座街友中途之家，一是位於新北市中和的「圓通居」，有84床；另一處則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公辦民營的「廣安居」，有40床。但根據台北市社會局做的調查報告，住過中途之家的街友，72.4%表示不願再住進安置機構。
除了安置中心離生活圈太遠的問題外，輔大社科院副院長吳宗昇也認為，政府給街友的支持仍然不足，像是無法提供長期且固定的住處這點，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雖然政府都可提供街友緊急安置，但時間到了他們還是得離開。
修法讓街友取得福利身分？學者直言是項大工程！
先進國家的作法，是否值得我們借鏡？台北市社會局街友調查報告引述2009年美國修法通過《無家緊急救助與住房快速轉銜法》，強調「住房優先」，先安置街友，再展開後續就業輔導工作，2015年即取得進展，特別是退伍軍人無家的情形降低33%。
「他先給你地方住，相信街友有地方住之後，可能就會有就業意願，工作的狀態也會比較好。」黃克先也提到，歐洲部分國家社會住宅供給非常穩定，可以讓給街友居住；另外政府會規範房東，限制租金上限，或對房客有身分上的篩選。相形之下，台灣政府為了防止資源遭濫用，給街友的租屋補助，還得先評估是否有強烈的就業意願才發放，限制較多。
街友謀職困難、收入不穩定，卻難以取得低收入戶等福利身分，修法能否解決一部分難題？日本在2014年7月修正《生活保護法》，除了防止違法申請以及濫發生活保護費用外，並制定《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提供「一時生活支援事業」，並在找到新的居住所後，給予日常生活援助，避免被社會更加孤立。
台灣的街友則卡在《社會救助法》第四條規定。台北市萬華社福中心社工師楚怡鈞說，申請低收入戶需要戶籍所在地的認定，也要透過查訪，一旦人籍不一，當地政府查訪不到這個人，就無法申請低收入戶資格。此外，街友若年齡未達65歲，也無法取得老年相關補助；近4成街友有精神相關方面問題，但沒有經過診斷、鑑定與治療等證明，取得相關福利身分就不容易。
吳宗昇指出，街友常是補助的邊緣族群，若能透過修法降低補助標準，可讓街友更有餘裕脫離流浪狀態。衛福部曾表態，關於街友安置與輔導問題，已著手《社會救助法》的修法，增加條文納入加強輔導相關規定。
街友是否能取得福利身分拿到補助，學者認為最終還是得靠修法才能解決，但修法畢竟是一項大工程，涉及社福預算要如何分配，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