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投界聞人丁學文昨日在《中國時報》有篇投書〈非洲，全球政經的鏡花水月〉，雖是講非洲，但點到一些人類發展包括台灣的大問題，雖然沒說出解決思路，但有一定的啟發性。
丁學文寫道：「眾所周知，現在的這個世界，少子化疊加老齡化，沒有人能夠找到解方，也是這樣，嬰兒潮的減緩開始衝擊從中國、日本到德國、美國的經濟體成長。」
為什麼找不到解方？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最近二三十年，人類的發展在全球各地包括發展先進地區，皆出現社會動盪的「反烏托邦」現象。其次，氣候變遷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這些負面效應的禍源幾乎都是來自為供養人類的生活配套所產出，如石化燃料、供應人食之牲口的排放棄起與排泄、森林的砍伐、垃圾的堆積與棄置、有毒化學物質產品的應用與擴散，人口越多，負面效應越大，是人口太少，還是人口太多了？少子化真是問題嗎？再者，人類的工具理性不斷發展，AI已經開始為人類工作，各種負面現象只會雪上加霜。我們意識到了嗎？準備好了嗎？顯然都沒有！
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一種現象，過了35歲的人不太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或甚至不容易找到工作。在AI即將鋪天蓋地發展的未來，必然是替代人工的數量遠大於創造的工作機會，必然更加惡化就業情況，同時，中國大陸人民的壽命不斷增長。試想，若未來有幾十個百分點的人民自35歲之後就沒有工作，卻還將在世上苟活至少三四十年，乃至四五十年，這將是個什麼社會？
如果在這種發展情勢下，利用政策的設計與規定，保障35歲以後人的就業，那麼，是不是有可能會逐年排擠大量步入社會之年輕人的工作機會？令年輕一代未入社會就已被社會排擠，難於接受社會的鍛鍊，不易融入社會，只好躺平，於是「爛尾娃」遍地皆是？最終還是要「拚爹拚娘」，才能找到合適滿意的工作，社會階級逐步固化。
無論是前面兩種情況的那一種，這樣的社會能穩定發展，不同族群間的對立能不激化嗎？其次，難道這種現象只會在中國大陸發生嗎？不會成為全球普遍的現象嗎？台灣是不是已經有些類似跡象的苗頭了？想好如何處理解決了嗎？
人類自古以來，人力的應用與發揮是生產力最大的來源，人口多又能增加社會消費，直接促進經濟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以人口增產為要務，並沒有不適當。但近幾十年，人類科技突飛猛進，在生產活動中，機器做得比人有效率與效益，自動化的比例不斷增長，可以24 小時不休息。進入到AI時代又有本質上的提升，人力的應用已經逐步縮小，人類腦力的發揮固然仍是絕對的重中之重，但發揮的空間也被壓縮。在這種情勢與趨勢下，人口增長是紅利還是會潛藏巨大之社會治理的災難？少子化真是問題嗎？對一個社會而言，是人口數量還是人的素質，是人口總量還是人均生產力才是問題？應不言可喻。
丁學文在文中特別以非洲為例，感嘆「經濟成長面臨最大問題的就是非洲，該地區目前擁有15億人口。到2030年代，1/3的人口是勞動人口，但非洲不但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方法來有效槓桿其人口紅利，卻始終被四分五裂的政治亂象困擾而無法突破。」
由非洲的事實可以清楚看到，人口不必然產出經濟紅利，也折射出一項事實，政治亂象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經濟是創造物質價值的體系，政治是分配這些物質價值的體系，分配領導創造，人類社會自古皆然，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例外。政治搞不好，經濟不會好，若政治不好，經濟有幸還可以，那麼，若政治搞好，經濟就會不得了，如果不願搞好政治，經濟遲早要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例子。
1978年鄧小平一百八十度扭轉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條，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個政治改革為中國大陸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亦殆為絕後的經濟增長速度與體量。然而，政治體制與文化未能與時俱進，逐步產生難以排除的負面效應，頗有積重難返之勢，終於拖累社會經濟發展再升級的力道，反映在近幾年的經濟表現中。
也就約莫與啟動改革開放的同時，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控制人口增長，但經濟卻開始超乎國際平均水平的幅度增長：1983年10.77%、1984年15.19%、1985年13.43%、1987年11.66%、1988年11.22%、1992年14.22%、1993年13.88%、1994年13.04%、1995年10.95%、1996年9.92%、1997年9.24%。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之後，在20年間已增長的體量基礎上持續快速增長，2001年-2010年間，GDP年均增速超過10%。根據事實而言，與其說是人口紅利，不如說是政治與WTO紅利。
丁學文還提到，「政經政經，地緣政治緊張的危險信號此起彼落，去年（2023）10月，聯合國預計，全球已經有超過1億1400萬人因戰爭和衝突而流離失所。……更可怕的是，美國和歐洲影響力的下降造成了一個真空。這一機會最初由中國填補，隨後，印度和海灣國家開始介入。不過，最近，來自中國的債務負擔也導致了從尚比亞到衣索比亞的大規模違約潮，大多的投資都打了水漂，中國在非洲的資金投入很多都進了政治人物口袋。」
戰爭是政治衝突使然，資金投入卻進了政治人物口袋，亦是政治使然。我們今天的全球發展模式基本上是受美國人的影響，歐洲國家也只是被迫的跟隨者。美國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那套經濟發展邏輯早已被經濟學大師Joseph Stiglitz批判得體無完膚，根本是人類新文明的禍源與災難。美國今日亦自作自受，身受其害，政府預算赤字越來越龐大，人民越來越不滿，還一直找不到合理的新出路。我們難道不應該小心警惕？還要繼續跟著美國的屁股後面走？多危險啊！
簡單地說，全球今天面臨的問題根本不是經濟政策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國家與社會發展模式必須大幅調整改變的問題，是人類文明發展思維的問題，美國那套影響全球之新自由主義的思路與做法是已經落伍有害的，其它地區只有北歐值得參考。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參考他人之餘，務實地站在事實基本面上，針對我們自己的問題，深刻反思，搞好政治，才有條件搞好正確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可能。政治是我們自己的，要搞好政治，只有自己的人民普遍覺醒才有可能，也才能鞏固，無法靠自外移植或扶持。
如果我們繼續敗壞憲政體制與民主原則及精神，縱容政治人物恣意玩弄赤裸的權力，貪汙腐敗，政商勾結，讓商人或有錢人藉由各種建設工程以及政治獻金汙染政治文化與官箴，不怕那天類似菲律賓的歷史一般，從繁榮倒退嗎？
台灣早就站在未來成敗的十字路口多年了，虛耗浪費了多年時間與龐大資源，所剩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的時間就不多了！似乎沒有政治人物覺醒，這是台灣最大的悲哀！
●作者：朱駿／時事評論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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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找不到解方？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最近二三十年，人類的發展在全球各地包括發展先進地區，皆出現社會動盪的「反烏托邦」現象。其次，氣候變遷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這些負面效應的禍源幾乎都是來自為供養人類的生活配套所產出，如石化燃料、供應人食之牲口的排放棄起與排泄、森林的砍伐、垃圾的堆積與棄置、有毒化學物質產品的應用與擴散，人口越多，負面效應越大，是人口太少，還是人口太多了？少子化真是問題嗎？再者，人類的工具理性不斷發展，AI已經開始為人類工作，各種負面現象只會雪上加霜。我們意識到了嗎？準備好了嗎？顯然都沒有！
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一種現象，過了35歲的人不太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或甚至不容易找到工作。在AI即將鋪天蓋地發展的未來，必然是替代人工的數量遠大於創造的工作機會，必然更加惡化就業情況，同時，中國大陸人民的壽命不斷增長。試想，若未來有幾十個百分點的人民自35歲之後就沒有工作，卻還將在世上苟活至少三四十年，乃至四五十年，這將是個什麼社會？
如果在這種發展情勢下，利用政策的設計與規定，保障35歲以後人的就業，那麼，是不是有可能會逐年排擠大量步入社會之年輕人的工作機會？令年輕一代未入社會就已被社會排擠，難於接受社會的鍛鍊，不易融入社會，只好躺平，於是「爛尾娃」遍地皆是？最終還是要「拚爹拚娘」，才能找到合適滿意的工作，社會階級逐步固化。
無論是前面兩種情況的那一種，這樣的社會能穩定發展，不同族群間的對立能不激化嗎？其次，難道這種現象只會在中國大陸發生嗎？不會成為全球普遍的現象嗎？台灣是不是已經有些類似跡象的苗頭了？想好如何處理解決了嗎？
人類自古以來，人力的應用與發揮是生產力最大的來源，人口多又能增加社會消費，直接促進經濟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以人口增產為要務，並沒有不適當。但近幾十年，人類科技突飛猛進，在生產活動中，機器做得比人有效率與效益，自動化的比例不斷增長，可以24 小時不休息。進入到AI時代又有本質上的提升，人力的應用已經逐步縮小，人類腦力的發揮固然仍是絕對的重中之重，但發揮的空間也被壓縮。在這種情勢與趨勢下，人口增長是紅利還是會潛藏巨大之社會治理的災難？少子化真是問題嗎？對一個社會而言，是人口數量還是人的素質，是人口總量還是人均生產力才是問題？應不言可喻。
丁學文在文中特別以非洲為例，感嘆「經濟成長面臨最大問題的就是非洲，該地區目前擁有15億人口。到2030年代，1/3的人口是勞動人口，但非洲不但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方法來有效槓桿其人口紅利，卻始終被四分五裂的政治亂象困擾而無法突破。」
由非洲的事實可以清楚看到，人口不必然產出經濟紅利，也折射出一項事實，政治亂象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經濟是創造物質價值的體系，政治是分配這些物質價值的體系，分配領導創造，人類社會自古皆然，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例外。政治搞不好，經濟不會好，若政治不好，經濟有幸還可以，那麼，若政治搞好，經濟就會不得了，如果不願搞好政治，經濟遲早要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例子。
1978年鄧小平一百八十度扭轉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條，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個政治改革為中國大陸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亦殆為絕後的經濟增長速度與體量。然而，政治體制與文化未能與時俱進，逐步產生難以排除的負面效應，頗有積重難返之勢，終於拖累社會經濟發展再升級的力道，反映在近幾年的經濟表現中。
也就約莫與啟動改革開放的同時，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控制人口增長，但經濟卻開始超乎國際平均水平的幅度增長：1983年10.77%、1984年15.19%、1985年13.43%、1987年11.66%、1988年11.22%、1992年14.22%、1993年13.88%、1994年13.04%、1995年10.95%、1996年9.92%、1997年9.24%。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之後，在20年間已增長的體量基礎上持續快速增長，2001年-2010年間，GDP年均增速超過10%。根據事實而言，與其說是人口紅利，不如說是政治與WTO紅利。
丁學文還提到，「政經政經，地緣政治緊張的危險信號此起彼落，去年（2023）10月，聯合國預計，全球已經有超過1億1400萬人因戰爭和衝突而流離失所。……更可怕的是，美國和歐洲影響力的下降造成了一個真空。這一機會最初由中國填補，隨後，印度和海灣國家開始介入。不過，最近，來自中國的債務負擔也導致了從尚比亞到衣索比亞的大規模違約潮，大多的投資都打了水漂，中國在非洲的資金投入很多都進了政治人物口袋。」
戰爭是政治衝突使然，資金投入卻進了政治人物口袋，亦是政治使然。我們今天的全球發展模式基本上是受美國人的影響，歐洲國家也只是被迫的跟隨者。美國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那套經濟發展邏輯早已被經濟學大師Joseph Stiglitz批判得體無完膚，根本是人類新文明的禍源與災難。美國今日亦自作自受，身受其害，政府預算赤字越來越龐大，人民越來越不滿，還一直找不到合理的新出路。我們難道不應該小心警惕？還要繼續跟著美國的屁股後面走？多危險啊！
簡單地說，全球今天面臨的問題根本不是經濟政策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國家與社會發展模式必須大幅調整改變的問題，是人類文明發展思維的問題，美國那套影響全球之新自由主義的思路與做法是已經落伍有害的，其它地區只有北歐值得參考。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參考他人之餘，務實地站在事實基本面上，針對我們自己的問題，深刻反思，搞好政治，才有條件搞好正確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可能。政治是我們自己的，要搞好政治，只有自己的人民普遍覺醒才有可能，也才能鞏固，無法靠自外移植或扶持。
如果我們繼續敗壞憲政體制與民主原則及精神，縱容政治人物恣意玩弄赤裸的權力，貪汙腐敗，政商勾結，讓商人或有錢人藉由各種建設工程以及政治獻金汙染政治文化與官箴，不怕那天類似菲律賓的歷史一般，從繁榮倒退嗎？
台灣早就站在未來成敗的十字路口多年了，虛耗浪費了多年時間與龐大資源，所剩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的時間就不多了！似乎沒有政治人物覺醒，這是台灣最大的悲哀！
●作者：朱駿／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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