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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植這人很有趣，他涉獵的東西很廣，你可以和他聊很多生活瑣事、NBA、電玩、旅遊，他都略知一二，而且他對於登山史非常有興趣，對於登山界偉大的人物、傳奇路線如數家珍，這一點很特別。因為過去採訪傳統體育選手的經驗，讓我了解到成為某一方面的菁英人物，並不意味著那個人就一定有足夠的熱忱去了解自己正從事的這項事物的歷史背景。元植在攀登運動上有很多個身分，他自己是參與者、探勘者，但同時也是記錄者，文字書寫也相當有水準。
前些年，呂忠翰啟程挑戰干城章嘉峰，張元植在台灣當後勤團隊，我和橘子關懷基金會的公關Otis去採訪他，問問當地的天氣、回報機制、稿件想怎樣呈現等問題。不知怎麼的話題突然轉向了關於體育哲學方面的問題。當時我們基本上是在討論關於如何看待「紀錄」這件事。
在傳統體育，紀錄基本上是職業運動的命脈，它是奧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作為一名運動員，如果你可以跑進9秒，不應該只跑10秒，對吧？每一次衝刺都應該全力以赴。同時這也是外界和媒體所追逐的話題，LeBron James衝擊Kareem Abdul-Jabbar的NBA總得分紀錄是從他還在克里夫蘭時期就被討論的了，可以想像這帶來多少熱度和流量。
但在登山界來說，「紀錄」或是某個特別的數字，它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終點的意義被淡化了，旅途本身的重要性則得到了加強。登上聖母峰當然是一個成就，但怎麼完成的？跟著商業團上去，還是全程不吸氧氣、無雪巴上去的？攀爬道拉吉里峰根據資料就有6條路線可以上去，商業團通常走東北山脊，你選擇西北稜路線挑戰，那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挑戰和意義。
「比如說走完中央山脈大縱走，有些人可能就會認為：『這件事好酷，我也要去做這件事』，但（先行者之後）可能就缺少了一些創造力．．．我認為台灣就是少了一些新的創造。」身為也曾挑戰過8千公尺高山，張元植對於這件事也有一些反思，「比如現在台灣在挑戰海拔8000的那些登山者，都是在重複人家國外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重複這些的意義是什麼？或許對台灣來說這些山我們過去沒有人去過，所以成功爬上去會有一些不同的意義，我覺得OK，但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做更多？這是我們這個世代可以去想一想的。比如阿果他決定以無氧的方式去爬，那就把這段路程的難度拉高到另一個層次，我就覺得這比單純重複別人做過的事要高上許多。」
傳統體育對於紀錄的追求，大多不出完成數量（投進多少球、在多少人面前踢進）和時間（幾秒內完成、幾歲前完成），每一項紀錄都是後浪越過前輩創造出另一個高峰。但登山界被尊崇的紀錄卻在於開發，每一名偉大的登山家，幾乎都是踏上另一道征途，走向峰頂。
對於之前周青和古明政的「赤心巔峰-越野挑戰中央山脈」，張元植稱讚他們的這一次挑戰是一次高水準的體能突破，不過他自己認為體能的推進和探險是兩回事。關於速度的推進到底算不算是一種值得紀念的登山紀錄，過去國外有很多討論，張元植沒有將此題目停留在空泛的點評，而是進一步解釋了自己的觀點。
「比如說，瑞士登山家Ueli Steck（綽號瑞士機器）很擅長速攀，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專門在寫這個，基本上在回答：速度的意義是什麼？」張元植認為速度的提升是「量」改變，這不能說是沒意義的，但他認為意義發生變化的一刻是在量大到能夠發生「質」的改變時才產生。
對於氧氣瓶的看法，張元植的想法也是類似的，如果有一個點，目前所有人的極限都無法到達，那使用氧氣瓶到達那裡，就會像阿姆斯壯上月球一樣是歷史大事。但在那之後呢？張元植說：「後面的人應該要想的是怎麼去突破他」。
量變產生質變，這有點唯物辯證的感覺了。
「人在物理上的突破，有機會讓原先的不可能變成可能。」張元植在結束這段對話前留下這一段結語，算是他對於「速度」紀錄的一種期許吧。這是當天訪談的另一段插曲，我們本來無意聊到這接近體育哲學層次的話題，但好的對話者也能夠激發好的提問，採訪是雙向互動的，張元植毫無疑問是一個好的受訪者。
張元植推廣探險文化 也獻身於此
除了機智、健談和身體力行，張元植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熱情，而且很能感染其他人，這可能也是幾乎所有和他交往過的人都如此喜歡他的原因吧。
筆者曾經跟隨登山嚮導「鴨子」的團前往南二段，當時張元植剛好在向陽山屋值班，鴨子和他是舊識聊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見到我也熱情地問我要去爬哪，之後確認是南二段後，報了接下來幾天可能天氣變化以及留意事項後，就祝我旅途愉快，那次確實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最後一次訪問張元植時，他說想去爬花蓮縣壽豐鄉恰堪溪針山，直言那是他認為台灣最有技術攀登含量的山壁。後來他去了貢嘎山域挑戰蜀山之王，之後再聽到這個名字就是在南針峰北壁了。
北壁，多麼美妙的名字，Toni Kurz和Andreas Hinterstoisser壯烈的死亡讓艾格峰顯得充滿魅力，Ueli Steck在那裏留下2小時55分的攀登紀錄。它迷人又危險，邀請登山者深入其中，像張元植這樣的好手，肯定也想親自踏上那裡。
「自己的風險自己負責」，張元植說過負責其實就是探險精神的展現，這也是他期待去建立的一種登山文化。「文化的建立是現在這個時間點以前的所有人、他們做了哪些事情，這些東西累積起來，就構成了文化。我之所以分享我的旅程，我覺得還有這樣一層涵義吧。」
不只是登山文化，偉大的運動家都渴望推動社會更好，渴望展現自己的影響力去激勵、鼓舞其他人，張元植對於想讓台灣社會「面對風險」這件事也有期許，「大家都對於風險還是有本質抗拒，我們的社會不鼓勵我們去承擔風險，你把登山放寬到社會其他層面，工作、學業，都是如此。但其實風險也意味著創新，如果我們社會要更有創造力，轉過身來面對和承擔風險，我認為是必要的。」
我相信張元植對死亡是有些想法和準備的。
嘗試新的事物就意味著風險，風險的來源是未知，冒險的本質就是面對和開拓未知，台灣山岳界願意和感於去創造某種新事物的人不多，張元植一直致力於此，最終他也將生命奉獻在這最壯麗的事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