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六屆唐獎漢學獎授予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校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許倬雲院士，以表彰他在漢學領域的卓越貢獻。許教授的學術生涯以其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深刻洞察聞名，他的研究不僅深入探討中國長期歷史的本質問題，更在通史解釋上強調文化的包容性與交流，尋求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許教授的著作展現了他對國家、民族及全人類的深切關懷，被譽為一位兼具博雅理念與淑世精神的史家。
唐獎指出，許教授自青壯年時期開始將社會科學方法融入史學研究，為專注於學院對話的傳統漢學拓展了新方向。他的學術工作從歷史事實中尋求歷史知識，並將視角從過去延伸至今日與未來，展現一種跨越時代的學問。他證明了漢學可以走出學術象牙塔，與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對話，從而對漢學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許倬雲對周秦漢時期的專題研究提出獨到見解，達到「史識」的高度，形成了一種融會貫通的大歷史解釋。他的治學功夫體現於《西周史》對親緣社會之華夏意識的詮釋，《求古編》對文官制度的探討，以及《漢代農業》對精耕細作與市場經濟的分析──這些命題即是他所謂的中國文化「三原色」。
《西周史》是最早的「西周」斷代史之作，也是「西周史」新課題的開端。書中劃時代地提出「華夏國家的形成」，同時以「文化圈擴大」詮釋中國的不斷擴張。該書隨著新出的考古材料不斷增訂，展現了許教授與時俱進的學風。
《求古編》為其早、中年的論文集成，討論周秦漢時期政治／社會、中央／地方等二元結構命題，由此推及整個傳統時期的中國歷史。《漢代農業》則深入分析農耕作業細節，探究兩漢時期何以由工商貿易轉向農業經濟，解答中國為何「以農立國」的關鍵轉折，直探中國歷史的核心課題。
許倬雲在歷史理論層次亦有所突破，「網絡理論」是他對中國歷史脈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經濟體系、社會接觸、政治統治和思想傳播都離不開道路體系，這些要素如同樹木的主幹與分枝，相互聯繫，構成了中國歷史的複合體。這一理論不僅避免了瑣碎問題的考證，也提供了一個實踐性的大歷史解釋架構。
許倬雲晚年出版一系列通史著作，以宏觀視角將中國納入世界文明序列。《萬古江河》指出中國文化在擴張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域外文化影響。《史海巡航：歷史問學週記》則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強調中西歷史比較。《華夏論述》更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包容性與獨特性，並表達對當今中國走向的關懷。
學術研究之外，許倬雲1960年代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導歷史教育課程轉型，培養了一代後輩學者，並打開中國社會史研究風氣，對臺灣史學界帶來深遠的影響。其史學觀點也自1990年代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熟而廣泛傳播，產生了重大作用。
許倬雲更跨出學術圈，將歷史研究成果轉化為人文素養的資源，出版多部通識著作，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時代轉移、管理、組織等議題。他的努力證明了歷史知識的實用性，展現他既具有西方學院派學者的特質，也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風範。
許倬雲教授在獲獎後，除了感謝唐獎的肯定與鼓勵外，也特別提到他一輩子學習讀書與做人都是從就讀臺大開始，臺大將他帶進學術大門，並於每個階段給予指導，令他感恩不盡。他強調，臺大校長傅斯年留下來「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的校訓，從他進入臺大至今，是終身難忘的訓勉與鼓勵。
許倬雲教授曾說：「我和臺大切不斷的血緣，有了臺大的教育，才有我一生的學習過程和工作經驗。」回顧他與臺灣大學的淵源，自1949年考上臺大，讀過一年外文系，三年歷史系，1953年獲學士學位，隨即進入臺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的前身），並於1956年畢業，指導教授是李宗侗教授。許倬雲大二從外文系轉至歷史系的契機，在於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以及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注意到許教授具有治史的潛能，鼓勵轉至歷史系，之後許倬雲適才適性發揮所長，成就了在歷史學領域的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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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對周秦漢時期的專題研究提出獨到見解，達到「史識」的高度，形成了一種融會貫通的大歷史解釋。他的治學功夫體現於《西周史》對親緣社會之華夏意識的詮釋，《求古編》對文官制度的探討，以及《漢代農業》對精耕細作與市場經濟的分析──這些命題即是他所謂的中國文化「三原色」。
《西周史》是最早的「西周」斷代史之作，也是「西周史」新課題的開端。書中劃時代地提出「華夏國家的形成」，同時以「文化圈擴大」詮釋中國的不斷擴張。該書隨著新出的考古材料不斷增訂，展現了許教授與時俱進的學風。
《求古編》為其早、中年的論文集成，討論周秦漢時期政治／社會、中央／地方等二元結構命題，由此推及整個傳統時期的中國歷史。《漢代農業》則深入分析農耕作業細節，探究兩漢時期何以由工商貿易轉向農業經濟，解答中國為何「以農立國」的關鍵轉折，直探中國歷史的核心課題。
許倬雲在歷史理論層次亦有所突破，「網絡理論」是他對中國歷史脈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經濟體系、社會接觸、政治統治和思想傳播都離不開道路體系，這些要素如同樹木的主幹與分枝，相互聯繫，構成了中國歷史的複合體。這一理論不僅避免了瑣碎問題的考證，也提供了一個實踐性的大歷史解釋架構。
許倬雲晚年出版一系列通史著作，以宏觀視角將中國納入世界文明序列。《萬古江河》指出中國文化在擴張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域外文化影響。《史海巡航：歷史問學週記》則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強調中西歷史比較。《華夏論述》更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包容性與獨特性，並表達對當今中國走向的關懷。
學術研究之外，許倬雲1960年代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導歷史教育課程轉型，培養了一代後輩學者，並打開中國社會史研究風氣，對臺灣史學界帶來深遠的影響。其史學觀點也自1990年代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熟而廣泛傳播，產生了重大作用。
許倬雲更跨出學術圈，將歷史研究成果轉化為人文素養的資源，出版多部通識著作，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時代轉移、管理、組織等議題。他的努力證明了歷史知識的實用性，展現他既具有西方學院派學者的特質，也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風範。
許倬雲教授在獲獎後，除了感謝唐獎的肯定與鼓勵外，也特別提到他一輩子學習讀書與做人都是從就讀臺大開始，臺大將他帶進學術大門，並於每個階段給予指導，令他感恩不盡。他強調，臺大校長傅斯年留下來「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的校訓，從他進入臺大至今，是終身難忘的訓勉與鼓勵。
許倬雲教授曾說：「我和臺大切不斷的血緣，有了臺大的教育，才有我一生的學習過程和工作經驗。」回顧他與臺灣大學的淵源，自1949年考上臺大，讀過一年外文系，三年歷史系，1953年獲學士學位，隨即進入臺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的前身），並於1956年畢業，指導教授是李宗侗教授。許倬雲大二從外文系轉至歷史系的契機，在於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以及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注意到許教授具有治史的潛能，鼓勵轉至歷史系，之後許倬雲適才適性發揮所長，成就了在歷史學領域的傑出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