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2派各自有大批支持者，每當重大案件發生時，必定使雙方處於衝突與對立之中，對此，憲法法庭決議受理王信福等37死囚釋憲案，今（23）日邀請各界針對死刑剝奪生命權是否侵害人性尊嚴等議題進行辯論；稍早開庭後，陸續有不少名人在臉書分享看法，其中立委洪孟楷更貼出民意調查統計表，指出過去數年高達8成民眾都支持死刑，司法院如果硬要罔顧民意、通過廢死，就是跟八成民意對立。
據了解，今天各界都陸續發聲表達對死刑看法，支持方之一的《孩想陪你長大聯盟》下午表示，從辯論開始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增強受害者保護，並強調「受害者等待死亡及生命流逝的中間人道嗎？」、「受害者家屬再也等不到一具完整的屍體人道嗎？」
《孩想陪你長大聯盟》指出，實在無法接受無條件的廢死，更無法接受受害者權益一再限縮，就像剴剴案的保母有什麼可憐的故事，能讓她們姊妹去凌虐這一歲多的小生命三個月；楊同學（國中割頸案）又做錯了什麼？在受害當下的恐懼及震驚誰能體會，僅這兩個案子就已經無從找到受害者的正義了，如今我們的司法卻直接要將受害人從天秤上拿掉。
而張怡律師也說到，關於死刑問題不需要抽象理論，只要問台灣社會要不要養黑道議長鄭太吉這種人就好，當年在屏東橫行霸道，還當著國中同學母親的面槍殺同學，如果沒有死刑的話，到現在還有台灣社會養著，想問「廢死的要養嗎？」
立委洪孟楷更整理過往死刑議題的民意調查，指出過去10年內支持死刑民眾幾乎都落在八成，尤其是2023年更突破八成五，代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死刑存在的必要；再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194、263 和476號等三號解釋，都肯認死刑作為法定刑。早已解釋的條文，一再討論，就是只想討論到翻案為止？
▲立委洪孟楷整理過往死刑議題的民意調查，指出過去10年內支持死刑民眾幾乎都落在八成。（圖／翻攝洪孟楷臉書）
涂予尹強調，「人的存在本身即為目的、並非手段」；因此生命權或人性尊嚴應認為是憲法審查底線中的底線：沒有任何權利，乃至於公共利益，可以正當化死刑的存在。縱算以比例原則來衡量死刑的合憲性，死刑作為法定刑之一種，也不能通過嚴格基準的審查。畢竟，當立法者規定死刑作為法定刑的一種時，即表示立法者宣示在特定罪名、某些情形下，國家有權放棄透過刑罰使犯罪行為人再社會化的特別預防目的。我們很難想像國家存有任何「非常重要的政府利益」，足以正當化其規定死刑、放棄特別預防的刑罰功能。
涂予尹指出，死刑制度在實體與程序面皆有規範不足、容令司法恣意空間存在，甚至司法失靈的高度風險。在實體法上，刑法第57條固然定有一般性的量刑要素，但立法對於剝奪生命、極端重要的死刑量處卻形同空白，致使死刑的量處毫無預測性可言，只能倚賴法官的主觀判斷；就算可由立法者透過法制整備的方式而稍獲緩解，但制度理性畢竟有其極限，再怎麼把死刑量處因素精緻化，或就冤獄要件給予明確定義，將赦免要件進一步規範化等，都不足以杜絕司法者判處死刑的恣意可能。
最後涂予尹表示，永遠不可能達標的立法努力，反而驗證了「死刑」與「理性」絕不相容的現實。早在司法院作成釋字第499號解釋時，大法官即已劃定「人民權利的保障」與「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等，共同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底線。死刑作為法定刑的一種，既然牴觸生命權或人性尊嚴保障上的絕對性，立法技術上又不能避免司法權恣意或失靈的高度危險，憲法法庭自應積極受理，並勇敢作出死刑違憲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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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想陪你長大聯盟》指出，實在無法接受無條件的廢死，更無法接受受害者權益一再限縮，就像剴剴案的保母有什麼可憐的故事，能讓她們姊妹去凌虐這一歲多的小生命三個月；楊同學（國中割頸案）又做錯了什麼？在受害當下的恐懼及震驚誰能體會，僅這兩個案子就已經無從找到受害者的正義了，如今我們的司法卻直接要將受害人從天秤上拿掉。
而張怡律師也說到，關於死刑問題不需要抽象理論，只要問台灣社會要不要養黑道議長鄭太吉這種人就好，當年在屏東橫行霸道，還當著國中同學母親的面槍殺同學，如果沒有死刑的話，到現在還有台灣社會養著，想問「廢死的要養嗎？」
立委洪孟楷更整理過往死刑議題的民意調查，指出過去10年內支持死刑民眾幾乎都落在八成，尤其是2023年更突破八成五，代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認為死刑存在的必要；再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194、263 和476號等三號解釋，都肯認死刑作為法定刑。早已解釋的條文，一再討論，就是只想討論到翻案為止？
涂予尹強調，「人的存在本身即為目的、並非手段」；因此生命權或人性尊嚴應認為是憲法審查底線中的底線：沒有任何權利，乃至於公共利益，可以正當化死刑的存在。縱算以比例原則來衡量死刑的合憲性，死刑作為法定刑之一種，也不能通過嚴格基準的審查。畢竟，當立法者規定死刑作為法定刑的一種時，即表示立法者宣示在特定罪名、某些情形下，國家有權放棄透過刑罰使犯罪行為人再社會化的特別預防目的。我們很難想像國家存有任何「非常重要的政府利益」，足以正當化其規定死刑、放棄特別預防的刑罰功能。
涂予尹指出，死刑制度在實體與程序面皆有規範不足、容令司法恣意空間存在，甚至司法失靈的高度風險。在實體法上，刑法第57條固然定有一般性的量刑要素，但立法對於剝奪生命、極端重要的死刑量處卻形同空白，致使死刑的量處毫無預測性可言，只能倚賴法官的主觀判斷；就算可由立法者透過法制整備的方式而稍獲緩解，但制度理性畢竟有其極限，再怎麼把死刑量處因素精緻化，或就冤獄要件給予明確定義，將赦免要件進一步規範化等，都不足以杜絕司法者判處死刑的恣意可能。
最後涂予尹表示，永遠不可能達標的立法努力，反而驗證了「死刑」與「理性」絕不相容的現實。早在司法院作成釋字第499號解釋時，大法官即已劃定「人民權利的保障」與「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等，共同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底線。死刑作為法定刑的一種，既然牴觸生命權或人性尊嚴保障上的絕對性，立法技術上又不能避免司法權恣意或失靈的高度危險，憲法法庭自應積極受理，並勇敢作出死刑違憲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