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十週年,有人緬懷過去的光榮戰役,有人痛斥背叛的戰神;有人歸因於馬王政爭,有人忙著清算失敗的運動得利者。多數人都是用現在政治的需要,重新解讀當年的運動,卻忽視了運動的核心起因:那個很有問題的「服貿協定」,以及這個協定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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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定」之所以引犯眾怒,不只是因為它代表著中國,不純是逢中必反,而是它太過違反貿易常理。首先,國與國間的貿易協定,多半先開放貨物貿易,才開放服務貿易,因為服務業牽涉到大量的人員流動,而牽涉到人,永遠會讓交易行為麻煩幾十倍。在最原始的貿易行為中,語言不通的商客與土著,是把自己想賣貨物陳列在沙灘上,雙方遠遠的看著,然後比手畫腳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所謂的「公平貿易」,是用自己身邊稀鬆平常的物件,交換自己想要卻又稀缺的物品,從希羅多德時代(西元前500年)到15世紀大航海時代初期皆是如此。於是歐洲人便用玻璃珠換得了土著酋長身上的黃金飾物,因為酋長沒見過玻璃彈珠,但他家有得是黃金。那純粹就是經濟學上講的「效用」與「偏好」,也就是「無異曲線」的源頭。

涉及到「人」的貿易行為,就複雜多了。早期只有人口販運,也就是奴隸貿易。從東歐的西徐亞人到中亞的粟特人,除了每年定期趕牲口到富有的波斯地區販賣外,最重要的貿易收入就是奴隸買賣。現代「斯拉夫人(Slav)」之名起於拜占廷學者,據信字源即來自奴隸(Slave)。當貨物貿易定期而頻繁後,特定國家的商客便需要一個方便、安全的貿易站與囤儲點,於是便有了最原始的「租界」,古希臘時代,現在的烏克蘭的赫爾松,因位於第聶伯河河口,所以已是當時的重要貿易站,希臘人在此聚居。到中世紀,熱那亞人在克里米亞建築了卡法,威尼斯人跑到亞速海邊的頓河口建築了塔納,雙方的競爭延伸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內有個半自治的威尼斯區,金角灣對面有加拉塔,兩個城鎮都有自己的市長,也開放其他居民出入。後來,這些租界漸漸發展成城市,提供集市、手工、甚至借貸服務。有些融入原本城市發展,有些則獨立為自由市,成為現代國際大都會的前身。

換言之,最基本的貿易是貨貿,服貿則是依附貨貿而生的附加產品。只不過,現代強國如美國,在全球化下不斷移出製造業以尋求最佳效益,所以美國的服務貿易,例如金融服務,其產值常年高於製造業,華爾街取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為美國經濟的龍頭。但即使如此,也多是一個國家的貨物與工廠進到另一個國家去,服務業再進去,優先提供本國廠商服務,或當地國廠商接通國際交流服務。所以,當兩岸洽談ECFA時,先談服貿後談貨貿,便讓人聞到一種怪怪的味道。

況且,如果當年談成服貿,估計有400萬中國人要進來台灣工作。還沒談成,雙北市面上的店租已經漲了三倍,逼死一堆中小企業與老店,但馬政府完全沒有應對措施。這完全是合理的經濟邏輯,你想想,人家要進來開連鎖餐廳或理髮店,總要買或租店面吧?!起碼得弄一批幹部進來做管理、訓練、與採購吧?!而台灣可以在對岸賺到錢的貨物貿易,那可是在台灣養活一大批製造業從業者的東西,而且品質在對岸也有競爭力,卻被擱置了關稅減免。而且兩岸投資保障協定也還沒簽,台商在陸投資全靠人脈關係與政策關照,怎麼看都不像是個「正常貿易」的規律。

過了好幾年,大家才搞清楚習大大腦中的貿易圖譜。他沒有要跟你正常貿易,他要的是「朝貢貿易」,也就是漢朝特許邊關胡人茶馬貿易,或明清時代那種,要你稱臣納貢,上表降服,否則就餓死你,附帶高度政治意圖與控制力的朝貢貿易。「中國不允許有人賺中國的錢,卻在幹吃飯砸鍋的事。」這是中國外交部與國台辦都公開講過的話,「吃飯砸鍋」這四個字,就代表在中國政府的思維中,你能來中國做生意賺錢,是老子賞你的,不是你有本事的,跟你家產品有多好無關。於是,不管是台積電還是台機菜,全都要先向執政者俯首稱臣,任其予取予求,叫你交出業務機密和Know-How,你敢不交,就悶死你、餓死你。等到他學會了技術,有了競爭力,就把你踢出去,騰籠換鳥,滾一邊去。

這幾年習大大在幹的事,就是這種竭澤而漁的搶劫式玩法,與當年清朝的廣州十三行無異。外商為何紛紛撤出,因為中共訂了一堆法規,要電商交出個資,逼投信不准放中國經濟的差評,不得公開內部訊息,否則就要辦人。這已涉及了人身安全,外商怎會不趕快走人?沒了公正評斷的訊息服務,這服務業還怎麼做得下去?不只是外商,習大大對本國商人也是一樣,馬雲能幹是不?就拔掉你,你能怎麼著?俞敏洪被迫轉搞直播帶貨了,馬化騰也被整到疼了,房地產大亨不是跑了就是倒了…。把時光機倒轉十年,如果當年真簽了服貿協議,兩岸經濟綑綁在一起,今天我們有多少企業家得要跑路?

所以,根本問題是,兩岸需要的是「正常貿易」,不是「朝貢貿易」。「正常貿易」是基於買賣雙方供需關係所建立的貿易,而不是靠政策採購、私人關係、政府特許才得以生存的貿易。台積電的晶片從未列在早收清單之中,沒有關稅減免,兩岸關係又如此的不好,但中國至今仍不得不買,這是基於產品特殊性所產生的剛需貿易。至於許多中小企業缺乏市場獨特性的產品,開放貿易也難以立足,靠政策採購特別照顧的產品更是如此,說買就買,不買就等死,這種產業放到任何地方都難以生存,該思考的是移地或轉型,而非政治特許。

舉個例來說,太陽花之前,某年不知對岸那來的消息,說台灣木瓜滯消,於是一年中有三個對岸省長連續來台訪問,都說要買台灣木瓜。問題是,當年台灣只有一個農場生產的木瓜可以上船,其他木瓜一上船就爛了黑了,而他的木瓜已經銷韓國、日本了。那個農場主有天躲到山上土雞城喝酒,哀嘆說全台灣的農會都在找他,但他實在沒有貨啊!而且,種地這事,今年擴張三倍種木瓜,明年說不收不買了,那可不得賠死?虱目魚便是如此,對岸市場不愛吃,硬塞的結果,便是以政治興者亦以政治亡。龍膽石斑則是另一個故事,當對岸偷到技術自己可以養殖,誰還買你台灣的生鮮?

所以,再講一次,不論台灣要與那個國家?那個區域展開貿易,首要計算的是供需關係,而不是政治需要。韓國第一個洽簽FTA的國家是秘魯,原因是太平洋兩端的兩個國家,地理上沒有競爭關係,而且市場需求可以互補。貿易就是供需關係的結合,太多政治干擾反會搞砸整個貿易體系,甚至拖垮整個經濟。問題是,太陽花十年後,我們真正認清了「貿易」這個詞的內在邏輯,和「交易」行為的本質了嗎?反中親中也好,背叛延續也好,如果我們沒有記住貿易的本質,沒有拒絕朝貢貿易的勇氣,那麼遲早還會有另一次服貿協定,還是會有另一次太陽花,卻永遠長不出另一座「護國神山」。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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