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開議後笑話不斷，災難頻仍，有說立委質詢行政院長是「上對下」的，立委可以任免官員的，說這話的人還是個大學法律系教授。有要提「藐視國會罪」的，官員質詢不答，或改個專案報告標題，皆可入罪，要關1~3年。有官員對專案報告名稱有意見，卻不照常規找召委溝通，反傳訊息給召委，說會照顧原住民職工的。國民黨將陸配入籍年限6年改4年，列為優先法案，民進黨則大力反對，主訴求還是對陸配的國家忠誠度有疑慮。一陣火花四濺，卻是匪砲濫射，各自向自家鐵粉靠攏，或明顯在搶友軍的票，政治考量滿格，卻讓人看得想掉眼淚。
19世紀英國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提出，所有社會的進步，總結而論就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意思是以往封建社會或階級社會，人的權利義務是依附於其家族、血統、種姓、職位等「身份」標籤而存在的。但在一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個人的義務與行為邊界是在增長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其職位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係，與其血緣、家族是逐漸脫鉤的。法律考慮的單位是個人，而不是家族與身份。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一種現代社會的運轉基準，不同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階級社會與身份社會。而當我們評斷一個社會是否已經現代化時，社會運轉機制主要是靠「身份還是契約」?是個重要的評斷標準。
舉個例來說，為什麼老外愛說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還是個「前現代化社會」?不是依據其科技程度或工業化程度，不是依據其國民的人均收入，也不是依據其軍力大小，而是所有去對岸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個依賴身份地位，決定權力大小，再決定事情放不放行，案子得不得得到審批的社會。西方社會的法令規範，是你只要合於規定，就可以通過。但在中國，你得得到官員的同意，而這個同意不見得來自於你的提案合不合理，或合不合法，而來自官員個人的喜好或厭惡程度，而且下一個官員還不一定認可。「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便是身份社會的主要特徵。
所以，當立委強調「質詢是上對下」，立委可以任免官員時，她想強調的是「身份」、「地位」的高低之別，是典型的身份社會思維。當首長想政治安撫原住民召委時，她認的是對方的原住民「身份」，而不是爭論報告名稱不妥的道理。當藍營爭取陸配比照外配四年可入籍時，腦中想的是對此一族群特殊的施以恩惠，以爭取其支持，而不是與外配的權利義務同等比照。舉例來說，外配要考試，要放棄原有國籍，家人依親須有嚴格限制…，但對陸配的規範遠較寬鬆。綠營的反擊也是膝反射式的，先潑一桶紅墨水再說。然若從「契約」角度出發，對外配入籍的種種規定，是在考核其對這個國家的「認同」，而「認同」是歸化為一國國民的基本條件。想歸化為美國人，一樣要通過一系列考核。或者，像法國外籍兵團一樣，服役滿五年，可以取得法國國籍；去烏克蘭參軍一年，在高強度戰場上服務一段時間，也可取得烏克蘭國籍。這是用對此國家的貢獻，來認定其對國家的「認同」。
「藐視國會罪」也是同樣的問題。立法權與行政權，本是三權分立中平等的權力行使，即使在五權憲法中亦同。藍委援引美國國會也有藐視國會罪，但實務上此罪多用於證人拒絕接受國會聽證會傳喚，例如川普的顧問納瓦羅，因拒絕到聯邦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作證以配合2021年國會大廈遇襲案調查，遭判4個月有期徒刑。換言之，國會擁有聽證權後，「藐視國會罪」才取得類似法庭審理的定罪依據。否則，官員回嘴、爭辯、拒絕提供機敏資料、改個專案報告標題，隨便一個理由都可能被告，立委可以隨意對官員大小聲，但官員不可回嘴，那就使國會成了行政院的上級機關，那是一種「身份」的大小號界定。而不是「契約」精神那種，甲方據理質詢，乙方依理誠實回覆。如果官員不據實以告，呼攏過去呢?開聽證會啊!所以，我是贊成立法院有聽證會制度的，但這與藍營所提的藐視國會罪，仍有相當差異。
就現行法令而言，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闡明，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但同解釋文也說:「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意思是，行政機關基於業務機密，尤其洩密可能導致不可控的後果，官員可以不回答立委質詢，例如:國家安全、國防、外交事務…。立法院的調查權，現在僅限於調閱權，但司法調查中的案件，不可被調閱，所以立委提案調閱金門海巡查緝走私船的資料，恐怕什麼也調不到。如果立法院要建立聽證會制度，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還是得列清楚，否則會跟罷免制度一樣，立法通過降低門檻，卻後患無窮。
簡單講，法律制度，應是誰執政都一體適用的長久規範，而不是一時得勢搞死對手的工具。現今許多亂象與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的政治人物與政治體系，仍未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意識轉換。官大一級壓死人，票多一張搞死你，才是多數政治人物心底的價值標準。但若我們意識到，一個現代化民主自由社會，必須是一個基於「契約精神」所組建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基於職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沒必要互相欺負，證明誰比誰高一級。而社會中的每個人，也是基於契約精神，依其本職學能做好手邊的工作，培養出「匠人精神」，這個社會才能步入正常運轉。也許，這才是這一代的政府與政治人物們，更該進化與修練的功課，讓台灣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換，脫離前現代社會的糾葛，步入真正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社會。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舉個例來說，為什麼老外愛說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還是個「前現代化社會」?不是依據其科技程度或工業化程度，不是依據其國民的人均收入，也不是依據其軍力大小，而是所有去對岸做過生意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個依賴身份地位，決定權力大小，再決定事情放不放行，案子得不得得到審批的社會。西方社會的法令規範，是你只要合於規定，就可以通過。但在中國，你得得到官員的同意，而這個同意不見得來自於你的提案合不合理，或合不合法，而來自官員個人的喜好或厭惡程度，而且下一個官員還不一定認可。「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便是身份社會的主要特徵。
所以，當立委強調「質詢是上對下」，立委可以任免官員時，她想強調的是「身份」、「地位」的高低之別，是典型的身份社會思維。當首長想政治安撫原住民召委時，她認的是對方的原住民「身份」，而不是爭論報告名稱不妥的道理。當藍營爭取陸配比照外配四年可入籍時，腦中想的是對此一族群特殊的施以恩惠，以爭取其支持，而不是與外配的權利義務同等比照。舉例來說，外配要考試，要放棄原有國籍，家人依親須有嚴格限制…，但對陸配的規範遠較寬鬆。綠營的反擊也是膝反射式的，先潑一桶紅墨水再說。然若從「契約」角度出發，對外配入籍的種種規定，是在考核其對這個國家的「認同」，而「認同」是歸化為一國國民的基本條件。想歸化為美國人，一樣要通過一系列考核。或者，像法國外籍兵團一樣，服役滿五年，可以取得法國國籍；去烏克蘭參軍一年，在高強度戰場上服務一段時間，也可取得烏克蘭國籍。這是用對此國家的貢獻，來認定其對國家的「認同」。
「藐視國會罪」也是同樣的問題。立法權與行政權，本是三權分立中平等的權力行使，即使在五權憲法中亦同。藍委援引美國國會也有藐視國會罪，但實務上此罪多用於證人拒絕接受國會聽證會傳喚，例如川普的顧問納瓦羅，因拒絕到聯邦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作證以配合2021年國會大廈遇襲案調查，遭判4個月有期徒刑。換言之，國會擁有聽證權後，「藐視國會罪」才取得類似法庭審理的定罪依據。否則，官員回嘴、爭辯、拒絕提供機敏資料、改個專案報告標題，隨便一個理由都可能被告，立委可以隨意對官員大小聲，但官員不可回嘴，那就使國會成了行政院的上級機關，那是一種「身份」的大小號界定。而不是「契約」精神那種，甲方據理質詢，乙方依理誠實回覆。如果官員不據實以告，呼攏過去呢?開聽證會啊!所以，我是贊成立法院有聽證會制度的，但這與藍營所提的藐視國會罪，仍有相當差異。
就現行法令而言，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闡明，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但同解釋文也說:「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意思是，行政機關基於業務機密，尤其洩密可能導致不可控的後果，官員可以不回答立委質詢，例如:國家安全、國防、外交事務…。立法院的調查權，現在僅限於調閱權，但司法調查中的案件，不可被調閱，所以立委提案調閱金門海巡查緝走私船的資料，恐怕什麼也調不到。如果立法院要建立聽證會制度，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還是得列清楚，否則會跟罷免制度一樣，立法通過降低門檻，卻後患無窮。
簡單講，法律制度，應是誰執政都一體適用的長久規範，而不是一時得勢搞死對手的工具。現今許多亂象與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的政治人物與政治體系，仍未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意識轉換。官大一級壓死人，票多一張搞死你，才是多數政治人物心底的價值標準。但若我們意識到，一個現代化民主自由社會，必須是一個基於「契約精神」所組建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基於職責，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沒必要互相欺負，證明誰比誰高一級。而社會中的每個人，也是基於契約精神，依其本職學能做好手邊的工作，培養出「匠人精神」，這個社會才能步入正常運轉。也許，這才是這一代的政府與政治人物們，更該進化與修練的功課，讓台灣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換，脫離前現代社會的糾葛，步入真正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社會。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