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嬰兒潮世代勞動力退休,先進國家面對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等問題,為了保持競爭力,許多國家都大力引進外籍移工,尤其已經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的日本,近年更是積極推出多項政策想要吸引海外人才。對台灣來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了解日本在引進移工的政策規劃與實際執行的成果,有助於我們定位自身的移工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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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移工政策的4個面向

▲日本以往沒有明確的移工政策,隨著缺工現象日益加劇,才開始擴大招募外國人才。圖為東京街景。(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日本以往沒有明確的移工政策,隨著缺工現象日益加劇,才開始擴大招募外國人才。圖為東京街景。(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日本以往沒有明確的移工政策,於1993年設立了技能實習生計劃(TITP),以傳授技能給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實習生為名義,讓所謂的外來實習生填補了勞工的需求。但由於對實習生存有諸多限制,未能保護實習生的安全和福祉,TITP受到諸多抨擊,日本於今年4月提出檢討報告,建議廢除現行的TITP,轉而構建更為靈活的制度,讓實習生能夠自由轉業,並獲得留在日本長期就業的機會。雖然對於TITP的改革尚未定案,但日本重新檢討過去移工政策踏出重要一步。

針對一般勞工,日本在2019年推出「特定技能簽證」,針對食品業、農業等12個領域,給予1號簽證,獲得簽證的外籍移工可以在日本居留5年,而針對建設與造船兩個領域,則給予2號簽證,在符合條件下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然而,在今年2月底時僅有10人獲得2號簽證,可見效果不彰,於是日本在今年6月擴大2號簽證適用範圍,增加9個產業包括農業和汽車維修等等,希望確實發揮招攬海外人才的功用。

針對高階技術人才,日本也不斷擴大認定範圍,若符合資格,不僅可以攜帶家屬前往日本,配偶也能夠在日本就業,且只要居留3年就能申請永久居留,若積分夠高,還有機會進一步縮短為居留1年即可申請永久居留。另外,針對特殊高技能專業人員的簽證系統(J-Skip),可以跳過日本現行招攬外國人才的「積分制」,直接獲得高技能的專業簽證,若擁有碩士學位且年收逾2000萬日圓,在居住日本1年後,就可申請永久居留權。

針對年輕人才,日本積極招攬世界排名前百大的頂尖大學畢業生,延長其在日本的停留期限,以便他們在日本當地尋找工作,日本司法部表示,這項新政策目標是為了吸引「具有高潛力、有望在未來發揮積極作用的年輕人」。

政策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日本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對想要在當地長期生活的外國人來說,是一個需要適應的門檻。圖為東京夏日祭典。(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日本獨特的語言與文化,對想要在當地長期生活的外國人來說,是一個需要適應的門檻。圖為東京夏日祭典。(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日本針對實習生、一般勞工、高階技術人才、畢業生各有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歸納比較後可以發現,日本政府是以提供永久居留權為核心,但這種程度的誘因是否足夠搶下海外人才,卻面臨大大的問號。

神戶大學副教授齊藤善久表示,不能僅在需要的時候把外國人才當作替代的勞動力,營造能讓外國人才與家人安心生活的環境才是重點。日本一向以「拒移民於門外」著稱,獨特的文化與語言,成為外籍人士在當地定居必須適應的門檻。幫助留學生尋找就業機會的服務業者告訴《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企業過度重視日語能力,可能會妨礙獲得多樣化人才,留學生或許不擅長敬語表達,但在業務溝通上沒有問題。而對於日語的高度要求,某種程度上就像在篩除外籍移工。另外,雖然放寬移工可以攜帶配偶與家屬赴日,但是隨之而來的育兒環境又成為問題,語言不通始終是生活上的障礙。

日圓的疲軟也成為阻止移工前往日本的推力,外籍移工離鄉背井出國打拼,經濟考量非常重要,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估計,日本的外籍移工主要來源國,像是越南、印尼、中國、菲律賓、泰國等國,若當地工作的薪資能夠達到在日本工作的50%,就會減少移工赴日的意願。而換算各國GDP成長與薪資成長,再考慮到日圓貶值等因素,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預計,於2032年後,移工前往日本的經濟意願就會逐漸降低,導致日本吸引移工更加困難。

經濟誘因弱化,等於增加了社會營造接納外國人環境的重要性,這並非政府提供永久居留權就能解決。

移工是少子化社會的國安政策 應有長期戰略考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布一系列少子化應對措施,並表示由於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面臨人口老化的威脅,有必要設法解決出生率下降問題。(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於今年6月公布一系列少子化應對措施,移工政策也是其中一環。(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對於移工的需求驅動因素,可以分成短期與長期。短期像是後疫情時代,在過去3年由於疫情影響而大幅縮編的產業,在疫情過去後需要迅速增加人手,因此在短期產生了人力缺口,許多國家的觀光業今年都面臨類似問題。

短期需求是來自勞動市場一時的供不應求,長期需求則是由於少子化與社會高齡化,勞動人口持續萎縮,導致整體勞動力供應下降,需要靠著移民來彌補人口流失速度,維持經濟成長。這點在日本、韓國以及台灣,由於新生兒快速減少,感受上特別強烈。

不僅移工需求有所不同,移工按照技術水準可分為藍領和白領,按照領域可分為產業移工與家事移工,按照年齡可分為留學生與退休人士再就業,不同移工群體有不同的特徵,也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討論移工政策時,根據需求驅動力與移工類型,各自分門別類,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很容易在根本方向上就發生偏誤。比方說,日本在1990年代推出的TITP,顯然就是應對短期需求的方案,甚至到了2019年的勞工技能簽證,依舊缺乏日本社會需要填補人口的長期戰略思考。

若從長期需求的角度出發,永久居留權固然重要,但也僅是影響移工意願的其中一個因素,打開了水龍頭,但水能否流好流滿,不光是取得政府允許居留而已,還要整體環境能夠讓外籍人士感受到安居樂業,提供讓外籍人士滿意的生活願景與職涯發展路徑。政策工具上需要更多彈性與靈活度,減少審批管理的主位思維,更多地從促進融合出發,也需要社會大眾的配合。

就像《東亞論壇》評論日本移工政策的報導所說,日本最大的挑戰是改變人們對外國移工的理解,吸引移工是少子化日本的當務之急,攸關國家安全,而不是日本人展現善意,打開一道門給外國人。只有當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出發,對移工規劃進行整體的戰略思考,才有機會在全球爭奪海外人才的大缺工時代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