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6遊行後，媒體、政黨、河道上，都有許多抨擊與論點，但唯獨缺乏關於居住正義的深入探討。
首先是定義，誰的居住正義?據主計處統計，《人口及住宅普查》中，全國住宅自有率為78.6%；而《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則為84.68%。據中信房屋研展室資料，2020年時，全國各縣市房屋自有率均在7成以上，台北市自有率72.1，新北市76.2。另據內政部公告，2020年底，全國自然人擁有的住宅約687.4萬戶，為555.79萬位自然人所擁有。其中大約8.09萬人擁有4戶以上住宅，占擁屋自然人的1.46%，合計44.1萬住宅，占自然人所擁有住宅687.40萬宅的6.42%。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使得居住正義訴求的蔓延性有限，在40歲以下年輕族群中較有共鳴。
換句話說，「住者有其屋」的訴求，主要是針對雙北地區，和承受不了高價房貸的年輕人而來。雙北地區房價超高，肇因於產業過度集中，吸引大量工作者集結於雙北，而年輕人不得不忍受高房貸或高房租，以求有口飯吃，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新竹地區。房屋市場這種市場，炒作固然是快速墊高房價的元兇，但人多屋少，剛性需求，卻是房價跌不下來的主因。
所以，政府要處理居住正義問題，主要手段不見得是打房或增加囤房稅，而是大量增加供年輕族群居住的供給。這種手段在3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時便用過，當時李登輝宣示要大量興建6萬一坪的國宅，而且每年預定蓋2.5萬戶。建商聞訊馬上降價，但不多久又慢慢回漲，因為興建速度永遠趕不上人口流入速度。雙北房價的劇烈調整是在2003年SARS之後，前一年的經濟負成長掏空的虛弱體質業力引爆，房價崩跌，大安區四樓公寓頂樓兩戶才賣680萬，好朋友馬上下手買下打通變成豪宅。此後大約爬了5年，才爬回過去水準。
在馬政府、蔡政府時期，雖然社會壓力使其也在喊合宜宅、社會住宅，但由於雙北土地已經稀少，都更進度緩慢，真能蓋起來的數量也相當有限。柯P在台北市長任內，的確有在努力蓋社會住宅，但2014年承諾5萬戶，卸任時也只蓋了2萬戶，而且明倫國宅的每月租金4萬，被鄉民罵到翻。蔡總統2016年宣示20萬戶目標，包括12萬戶新建，8萬戶包租代管，到現在也只蓋了4萬戶，還有8萬待建。
真正的問題，不是蓋房子這麼簡單，而應是社會住宅的管理租用。簡單講，年輕人之所以抱怨住屋問題，是因為高房價伴隨的高房貸，以及不斷上漲的租金，吃掉了他們的「實質可支配所得」。所謂「可支配所得」，是薪資扣除稅捐之後的所得。而「實質可支配所得」，是薪資扣除稅捐，再扣除房貸或房租、學貸、必要的通勤、通信、水電費之後，每個月可隨個人意願調配的所得。舉例來說，一個月薪3萬的年輕人，月租套房1萬5，再加上上述的必要費用，每月可支配所得還有個7、8千就算不錯了，有學貸壓力的甚至低於5千，請問他們還有什麼餘額可以去享受人生?
也就是說，社會住宅的經營型態，不該是政府蓋房子來低價賣給市民，而是類似新加坡或香港的「組屋」，可以租，可以買，但租金價格是僅能攤提部份興建成本的，而且大約在8千至1萬左右。買的房屋可以賣回給政府設立的管理公司，不能自由轉售。整個社區的規劃，也不應是純住宅社區，其低樓層可以做美食街或租用開店，二樓、三樓可以當工作室，中庭或外圍廣場還可以辦活動。政府不是要打造一個高級豪宅區，而是混合商業與住居的暫居區，讓年輕人可以在此落腳，等住戶賺了錢，想搬出去，再賣回給政府或經營單位。低房價、低租金，是社會住宅的精神所在，失去這條就失去了吸引力。
政府不是沒想過這些事，只是推動起來困難重重。一方面，建商抵制，那可都是政治人物的大金主。週邊有餘屋的地主們也會抵制，怕影響租金價格，那些可都是選票。另方面，建商與營造廠，也不願意去標這種幾乎沒有回收利潤的案子，所以經常多次流標，政府根本標不出去。
舉例來說，101附近的陸保廠，1.6公頃（約4800坪）土地地上權，標價73億，今年5月流標，預定9月再開標。這是大約十年前，李鴻源就提過的構想，但至今落不了地。我如果是郭董，就豪氣的在716台上宣佈，成立一家公司，把這塊地標下來，蓋1萬戶小坪數社宅，每戶保證大於5.5坪（侯爺家的小套房），現場歡迎登記抽籤。主張既具體又可行，而且顯示他解決居住正義問題的決心，打趴其他空嘴薄舌的候選人，但郭董錯過了這個機會。
於是，716這場活動，淪為一場純政治作秀，而且還不知所云，又沒有創意特色的街頭集會。純就做活動而言，下午兩點，供應鐵板，號召大伙來凱道烤肉，都比一路聽演講好得多。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備受打壓，但起碼訴求明確，還達成了一些成果，但這次呢？除了召集本就討厭民進黨的宅男們來訴求下架民進黨，還有什麼訴求？這又跟居住正義有何關係？
政治與政策，本質上是分不開的。反一個東西，還是需要提出一個新東西來取代，那需要大量的研究與激盪。純粹炒作憤怒怨懟的政治活動，就只會是個活動，永遠也成不了改變事物的社會運動。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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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住者有其屋」的訴求，主要是針對雙北地區，和承受不了高價房貸的年輕人而來。雙北地區房價超高，肇因於產業過度集中，吸引大量工作者集結於雙北，而年輕人不得不忍受高房貸或高房租，以求有口飯吃，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新竹地區。房屋市場這種市場，炒作固然是快速墊高房價的元兇，但人多屋少，剛性需求，卻是房價跌不下來的主因。
所以，政府要處理居住正義問題，主要手段不見得是打房或增加囤房稅，而是大量增加供年輕族群居住的供給。這種手段在3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時便用過，當時李登輝宣示要大量興建6萬一坪的國宅，而且每年預定蓋2.5萬戶。建商聞訊馬上降價，但不多久又慢慢回漲，因為興建速度永遠趕不上人口流入速度。雙北房價的劇烈調整是在2003年SARS之後，前一年的經濟負成長掏空的虛弱體質業力引爆，房價崩跌，大安區四樓公寓頂樓兩戶才賣680萬，好朋友馬上下手買下打通變成豪宅。此後大約爬了5年，才爬回過去水準。
在馬政府、蔡政府時期，雖然社會壓力使其也在喊合宜宅、社會住宅，但由於雙北土地已經稀少，都更進度緩慢，真能蓋起來的數量也相當有限。柯P在台北市長任內，的確有在努力蓋社會住宅，但2014年承諾5萬戶，卸任時也只蓋了2萬戶，而且明倫國宅的每月租金4萬，被鄉民罵到翻。蔡總統2016年宣示20萬戶目標，包括12萬戶新建，8萬戶包租代管，到現在也只蓋了4萬戶，還有8萬待建。
真正的問題，不是蓋房子這麼簡單，而應是社會住宅的管理租用。簡單講，年輕人之所以抱怨住屋問題，是因為高房價伴隨的高房貸，以及不斷上漲的租金，吃掉了他們的「實質可支配所得」。所謂「可支配所得」，是薪資扣除稅捐之後的所得。而「實質可支配所得」，是薪資扣除稅捐，再扣除房貸或房租、學貸、必要的通勤、通信、水電費之後，每個月可隨個人意願調配的所得。舉例來說，一個月薪3萬的年輕人，月租套房1萬5，再加上上述的必要費用，每月可支配所得還有個7、8千就算不錯了，有學貸壓力的甚至低於5千，請問他們還有什麼餘額可以去享受人生?
也就是說，社會住宅的經營型態，不該是政府蓋房子來低價賣給市民，而是類似新加坡或香港的「組屋」，可以租，可以買，但租金價格是僅能攤提部份興建成本的，而且大約在8千至1萬左右。買的房屋可以賣回給政府設立的管理公司，不能自由轉售。整個社區的規劃，也不應是純住宅社區，其低樓層可以做美食街或租用開店，二樓、三樓可以當工作室，中庭或外圍廣場還可以辦活動。政府不是要打造一個高級豪宅區，而是混合商業與住居的暫居區，讓年輕人可以在此落腳，等住戶賺了錢，想搬出去，再賣回給政府或經營單位。低房價、低租金，是社會住宅的精神所在，失去這條就失去了吸引力。
政府不是沒想過這些事，只是推動起來困難重重。一方面，建商抵制，那可都是政治人物的大金主。週邊有餘屋的地主們也會抵制，怕影響租金價格，那些可都是選票。另方面，建商與營造廠，也不願意去標這種幾乎沒有回收利潤的案子，所以經常多次流標，政府根本標不出去。
舉例來說，101附近的陸保廠，1.6公頃（約4800坪）土地地上權，標價73億，今年5月流標，預定9月再開標。這是大約十年前，李鴻源就提過的構想，但至今落不了地。我如果是郭董，就豪氣的在716台上宣佈，成立一家公司，把這塊地標下來，蓋1萬戶小坪數社宅，每戶保證大於5.5坪（侯爺家的小套房），現場歡迎登記抽籤。主張既具體又可行，而且顯示他解決居住正義問題的決心，打趴其他空嘴薄舌的候選人，但郭董錯過了這個機會。
於是，716這場活動，淪為一場純政治作秀，而且還不知所云，又沒有創意特色的街頭集會。純就做活動而言，下午兩點，供應鐵板，號召大伙來凱道烤肉，都比一路聽演講好得多。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備受打壓，但起碼訴求明確，還達成了一些成果，但這次呢？除了召集本就討厭民進黨的宅男們來訴求下架民進黨，還有什麼訴求？這又跟居住正義有何關係？
政治與政策，本質上是分不開的。反一個東西，還是需要提出一個新東西來取代，那需要大量的研究與激盪。純粹炒作憤怒怨懟的政治活動，就只會是個活動，永遠也成不了改變事物的社會運動。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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