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曾婷瑄巴黎2日專電）白紙運動後，歐洲「反賊」青年隊伍逐漸壯大，規劃全球串聯紀念六四事件。領袖之一蔣不告訴中央社，六四仍存在，鎮壓從未結束。他說，不是他們挑戰中國政權，而是中共挑戰人類良知底線。
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即將屆滿34年，全球海外中國人積極規劃串聯，預計超過50個城市將舉辦六四紀念活動。
白紙運動後，全球反共青年積極橫向串聯，除北美外，倫敦、柏林、巴黎等歐洲城市都形成了反賊社群，不一定是抗爭示威，有的做讀書會、沙龍、行動劇。「反賊」為反中共政權者的稱呼或自稱。
2018年抵法的蔣不為法國反賊社群的帶領者，不僅是策劃、舉辦活動的中心，也是對外發言的代表之一。
他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這樣的組織越來越多，大家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我覺得這是白紙留下的最好遺產」。之前歐洲雖也有李文亮醫生紀念活動，但結束後組織也散掉了，「沒有形成這麼有凝聚力的行動」。現在歐洲各地組織都非常活躍，「很令人欣喜」。
歐洲社群討論更加緊密頻繁，會不定期線上交流、借鑑，如在李文亮逝世3週年或今年六四活動前，各組織都會派幾位代表，「一起做頭腦風暴，互提想法，討論哪些方向可以聯合」。
白紙運動促發了海外中國青年的覺醒，蔣不分析，可能是看到北京、上海很多人走出來，發現上街也沒有那麼可怕。他指出：「中共一直在用『模糊的恐懼』進行統治，你永遠不知道做什麼會碰觸到紅線。」
「白紙時，恐懼雖然還是存在，但我們發現行動的邊界好像比想像更遠。中共在海外沒有那麼強的監控能力和意願，當初參加白紙的人回國了，也沒發生事情，讓更多人願意站出來。再者疫情3年封控，也讓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政治和生活息息相關，感受到切身之痛，引發社會共鳴。」
他指出，變革前提是「人民對自己生活不能忍受」，也坦言中國人民心態距變革「還要再一段時間」。雖不曉得會發生在何時，「但需要為那個時間節點去準備力量，我們建立海外社群，不斷向國內輸出影響，有天變革的時間到了，可能都會有幫助」。
攻讀藝術的蔣不告訴記者，從個人性格上很不喜歡反賊「領袖」的身分，「我更喜歡做觀察者，常去法國各種示威拍照記錄。走到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的，只因我願比別人承受更高的風險。讓他們參與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要他們再拋頭露面，這要求太高了」。
蔣不直指核心：「這件事是對的，就必須要有人做，但若誰都不願出面、都只等待結果，等待中國有天民主，這是不可能的；誰都不做，社會就不可能有變革。」
他認為這不是勇敢，只是權衡後認為風險是可承受的，「哪怕有天回中國坐牢我也可以接受」。
他豁達開玩笑補充：「死亡或進監獄我都可承受，但要酷刑的話…我可以招供，不要虐待我。」接著他真誠地說：「若有天我被死亡或被抓，不要白死，希望聲援一下我，把我當成可以利用的東西，讓我死得更有價值。」
蔣不在中國的親戚也被找過，而親戚的說法是管不了他，或已沒聯繫。「我也挺對不起他們的。但有天若我不在了，不是因為我不想活，而是政府抓了我」。
他提及海外中國人的角色，「我們已經在海外了，有很多自由，在微博說個話人也不會馬上消失，承受風險更低。既然有更多的言論空間，就肯定有義務做更多的事，不然要讓國內去做嗎？」
有人質疑蔣不「挑戰」中國政權，對此他說：「不是我們在挑戰中國政權，而是這個政權在挑戰全人類的底線。中國政權如今還未終結，至少是14億人的恥辱。我背後應有更多人，該害怕的應是中國政權。」
六四活動已不只是在紀念天安門事件，蔣不認為，最基本的是要「銘記歷史、拒絕遺忘」。六四意味著對中共政權說「不」，同時也是對中國民主化的某種期待。
更進一步來說，香港、維吾爾、西藏、法國等民眾都會參加紀念活動。蔣不引用一位香港參與者所言，「別國的事，共同的義」，六四是團結其他社群的機會。
「六四沒有結束、六四的鎮壓沒有結束，它依然存在於中共對公民社會的破壞與撕裂、對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的阻撓，及對人民的監控、審查，甚至以越演越烈的方式存在於中國的土地上。」
他說，34年過去了，政府不但沒有為六四道歉，受難者或家屬根本連與政府公開平等對話的機會都沒有。
最後他語重心長表示，「六四不是歷史，六四就是現在，是每人經歷的此時此刻，或許方式相對溫和，但是一種規模更大的鎮壓」。（編輯：馮昭）11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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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運動後，全球反共青年積極橫向串聯，除北美外，倫敦、柏林、巴黎等歐洲城市都形成了反賊社群，不一定是抗爭示威，有的做讀書會、沙龍、行動劇。「反賊」為反中共政權者的稱呼或自稱。
2018年抵法的蔣不為法國反賊社群的帶領者，不僅是策劃、舉辦活動的中心，也是對外發言的代表之一。
他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這樣的組織越來越多，大家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我覺得這是白紙留下的最好遺產」。之前歐洲雖也有李文亮醫生紀念活動，但結束後組織也散掉了，「沒有形成這麼有凝聚力的行動」。現在歐洲各地組織都非常活躍，「很令人欣喜」。
歐洲社群討論更加緊密頻繁，會不定期線上交流、借鑑，如在李文亮逝世3週年或今年六四活動前，各組織都會派幾位代表，「一起做頭腦風暴，互提想法，討論哪些方向可以聯合」。
白紙運動促發了海外中國青年的覺醒，蔣不分析，可能是看到北京、上海很多人走出來，發現上街也沒有那麼可怕。他指出：「中共一直在用『模糊的恐懼』進行統治，你永遠不知道做什麼會碰觸到紅線。」
「白紙時，恐懼雖然還是存在，但我們發現行動的邊界好像比想像更遠。中共在海外沒有那麼強的監控能力和意願，當初參加白紙的人回國了，也沒發生事情，讓更多人願意站出來。再者疫情3年封控，也讓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政治和生活息息相關，感受到切身之痛，引發社會共鳴。」
他指出，變革前提是「人民對自己生活不能忍受」，也坦言中國人民心態距變革「還要再一段時間」。雖不曉得會發生在何時，「但需要為那個時間節點去準備力量，我們建立海外社群，不斷向國內輸出影響，有天變革的時間到了，可能都會有幫助」。
攻讀藝術的蔣不告訴記者，從個人性格上很不喜歡反賊「領袖」的身分，「我更喜歡做觀察者，常去法國各種示威拍照記錄。走到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的，只因我願比別人承受更高的風險。讓他們參與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要他們再拋頭露面，這要求太高了」。
蔣不直指核心：「這件事是對的，就必須要有人做，但若誰都不願出面、都只等待結果，等待中國有天民主，這是不可能的；誰都不做，社會就不可能有變革。」
他認為這不是勇敢，只是權衡後認為風險是可承受的，「哪怕有天回中國坐牢我也可以接受」。
他豁達開玩笑補充：「死亡或進監獄我都可承受，但要酷刑的話…我可以招供，不要虐待我。」接著他真誠地說：「若有天我被死亡或被抓，不要白死，希望聲援一下我，把我當成可以利用的東西，讓我死得更有價值。」
蔣不在中國的親戚也被找過，而親戚的說法是管不了他，或已沒聯繫。「我也挺對不起他們的。但有天若我不在了，不是因為我不想活，而是政府抓了我」。
他提及海外中國人的角色，「我們已經在海外了，有很多自由，在微博說個話人也不會馬上消失，承受風險更低。既然有更多的言論空間，就肯定有義務做更多的事，不然要讓國內去做嗎？」
有人質疑蔣不「挑戰」中國政權，對此他說：「不是我們在挑戰中國政權，而是這個政權在挑戰全人類的底線。中國政權如今還未終結，至少是14億人的恥辱。我背後應有更多人，該害怕的應是中國政權。」
六四活動已不只是在紀念天安門事件，蔣不認為，最基本的是要「銘記歷史、拒絕遺忘」。六四意味著對中共政權說「不」，同時也是對中國民主化的某種期待。
更進一步來說，香港、維吾爾、西藏、法國等民眾都會參加紀念活動。蔣不引用一位香港參與者所言，「別國的事，共同的義」，六四是團結其他社群的機會。
「六四沒有結束、六四的鎮壓沒有結束，它依然存在於中共對公民社會的破壞與撕裂、對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的阻撓，及對人民的監控、審查，甚至以越演越烈的方式存在於中國的土地上。」
他說，34年過去了，政府不但沒有為六四道歉，受難者或家屬根本連與政府公開平等對話的機會都沒有。
最後他語重心長表示，「六四不是歷史，六四就是現在，是每人經歷的此時此刻，或許方式相對溫和，但是一種規模更大的鎮壓」。（編輯：馮昭）112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