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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強調3大勞權改革的重要性，首先，「職場家庭兩頭燒」是青壯世代共同的痛，若沒有「彈性有薪的職家平衡方案」來因應育兒家庭需求（如有薪家庭照顧假、彈性的親職假、配偶的陪產假等），談何提升生育率、解決少子化的國安危機？
范雲提到，《性別工作平等法》公佈至今超過20年，卻仍無法處理性騷擾者是「雇主」時、得以「自己查自己」的荒謬情況；全台超過1千1百萬就業人口、2021年卻僅受理191件雇主性騷擾申訴、更只有66件成立，恐隱藏大量沉默黑數。另外，制定《最低工資法》是總統蔡英文2016年的政見，本屆立法院已有10個《最低工資法》草案版本，呼籲行政院盡速將政院版草案送進立院。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王燕杰以職場爸爸的身份、分享自身經驗，育兒家庭常有臨時照顧需求、職場工作便需請同事協助，但次數一多，職場對於生育的友善度就會下降，不僅影響請假者的職場關係、未婚育者同事看在眼裡，也會減低自己的生育意願。
他呼籲，政府提供更彈性有薪的職場家庭平衡政策，才能有效改善育兒家庭的困境，進而提升生育率。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指出，有超過2成的母親為了育兒離職、已婚女性為了長照而離職的比例亦高於已婚男性，且職場上的敵意環境依然普遍，顯示勞動職場上還有很多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她呼籲，每年14天有薪家庭照顧假、產前生產準備假、讓家長彈性運用的親職假、勞工長照安排假，都應朝向保障勞工生計、貼近勞工需求、鼓勵男性共同承擔照顧的方向進行改革。另外，針對性騷擾行為人是職場最高負責人的案例，應盡快由勞動主管機關建立完整的調查與裁處機制，不要再發生雇主自己調查自己、受僱者擔心受怕申訴無門的狀況。
台灣勞工陣線副秘書長楊書瑋表示，據勞陣統計，已有100個國家以立法形式實施最低工資制度，比如日本早在64年前就通過《最低賃金法》、韓國則早在35年前實施《最低工資法》，台灣不應再落於人後。
他提到，雖然基本工資連7年調漲，值得肯定，但過去也曾發生過凍漲、行政院否決等案例；《最低工資法》是蔡總統2016年的競選承諾，目前也是朝野共識，行政院應盡速將政院版草案送進立院，唯有立法，才能更合理、透明和公平的制度性調整最低工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