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北5日電）中國疫情期間穿著白色防護衣的大白們在第一線執行當局下達的貫徹清零頻惹民怨，香港媒體報導，其實大白們也是一肚子苦水，並說他們這些聽命辦事的底層快要被壓垮。
香港「南華早報」（SCMP）今天報導，上月中國各大城相繼爆發反封控抗爭「白紙運動」，身處防疫第一線的大白們格外清楚，行事務必得小心謹慎，因他們曉得民眾已失去耐心，如今無畏挑戰當局與決策。
現年30歲在四川省內江市的劉姓女大白說：「其實我根本沒法答覆民眾（有關防疫封控）的詢問，因我對於上級下達的指令也搞不清楚…但出了紕漏，像是封控不利或封控期間衍生次生災難，倒楣的都是我們。」
較年長的廣州市陳姓男大白表示：「每當我對民眾執行檢查，總是換來一頓夾雜粗話的飽罵，我能體諒，因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但我還是得執行公務。」
他說：「而且上級頻頻警告我們，因清零是當務之急，，若封控有任何閃失，有人得掉腦袋。」
負責執行中國清零政策的最底層防疫隊伍約有數百萬人，劉與陳不過是當中的唯二，雖然這批被稱之為有貶義的大白，多是短期合約的雇工，但是自疫情爆發以來身處防疫最前線至今已有3年。
這些最底層防疫幹部被賦予「網格長」和「十戶長」頭銜，雖說無足輕重卻又是不可或缺，因他們深入基層，黨中央才能藉由他們監控民眾一舉一動，而這個防疫監控體系，以公寓民宅所在的街道與區塊細分。
即以廣州市當任網格長的陳姓大白為例，他負責的範圍就是白雲區裡5個街區的公寓，而十戶長的劉姓大白則負責14個家庭約莫60人。
不過這個防疫體系雖使上級得以掌握民瘼和輿情，但網格長與十戶長等草根的幹部們並未獲得充分授權，又窮於應付來自高層下達猶如雪崩式的防疫指令和要求，這使得大白們難以成為當局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樑。
劉姓大白說：「當前的形勢說變就變，我們也跟不上（政策的）朝令夕改，但溝通管道層層繁瑣而且常常變來變去，我們這些聽命鏈的底層快要被壓垮。」
她說，來自民眾的一道不算複雜的請求，得先上報主管，主管再通報網格長，網格長再通報街道辦。街道辦是中國官方最基層的行政管理單位。
陳姓大白則抱怨，許多上級下達的防疫管制令也是含混不清，他舉例：「長官總是要求他們務必面面俱到，但我們得做好封控又得同時維持經濟發展，這實在是太難了。」
因此當前防疫措施陸續放寬，陳姓大白說，很高興如今上級把若干政策說清楚講明白，而且劉陳兩人都說，他們根本無意對於負責管理的對象執法，比較傾向於採取「軟調」的方式以避免衝突。
劉姓大白表示：「我明白我們不是警察也不是執法人員，所以我向來避免（跟住戶）爆發口角或肢體衝突，因為我也住在附近，而且大家彼此都認識。」
此外，缺乏急救與醫療的訓練也是他們面對的另個棘手難題，危機當下的溝通不良可說是相當致命的。
劉姓大白是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她說：「沒有接受醫護的訓練，又不具備診斷的資格，我們只能傳遞訊息給決策者，並期盼訊息傳遞的管道是暢通的，像是中風及心臟病足以致命，當然我們得喊救人啊。」
她表示：「可是很多的情況像是有些人處於精神崩潰，我們需要經驗豐富的人來幫助我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表示，中國的社會管控網路的建構是蓄意如此，這麼一來若出差錯，最前線的基層幹部就得扛責，以中國獨特的黨國政治體制而論，位居北京的高層絕對不會被怪罪。
他說：「就以防疫管控而論，領導人訂定的目標涵蓋遏止疫情蔓延，社會與經濟優先，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但地方官員得執行適於他們所在地的對策。」
吳木鑾指出：「這門藝術只有八面玲瓏的官場老鳥才能駕馭。」（編輯：曹宇帆/唐佩君）11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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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0歲在四川省內江市的劉姓女大白說：「其實我根本沒法答覆民眾（有關防疫封控）的詢問，因我對於上級下達的指令也搞不清楚…但出了紕漏，像是封控不利或封控期間衍生次生災難，倒楣的都是我們。」
較年長的廣州市陳姓男大白表示：「每當我對民眾執行檢查，總是換來一頓夾雜粗話的飽罵，我能體諒，因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但我還是得執行公務。」
他說：「而且上級頻頻警告我們，因清零是當務之急，，若封控有任何閃失，有人得掉腦袋。」
負責執行中國清零政策的最底層防疫隊伍約有數百萬人，劉與陳不過是當中的唯二，雖然這批被稱之為有貶義的大白，多是短期合約的雇工，但是自疫情爆發以來身處防疫最前線至今已有3年。
這些最底層防疫幹部被賦予「網格長」和「十戶長」頭銜，雖說無足輕重卻又是不可或缺，因他們深入基層，黨中央才能藉由他們監控民眾一舉一動，而這個防疫監控體系，以公寓民宅所在的街道與區塊細分。
即以廣州市當任網格長的陳姓大白為例，他負責的範圍就是白雲區裡5個街區的公寓，而十戶長的劉姓大白則負責14個家庭約莫60人。
不過這個防疫體系雖使上級得以掌握民瘼和輿情，但網格長與十戶長等草根的幹部們並未獲得充分授權，又窮於應付來自高層下達猶如雪崩式的防疫指令和要求，這使得大白們難以成為當局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樑。
劉姓大白說：「當前的形勢說變就變，我們也跟不上（政策的）朝令夕改，但溝通管道層層繁瑣而且常常變來變去，我們這些聽命鏈的底層快要被壓垮。」
她說，來自民眾的一道不算複雜的請求，得先上報主管，主管再通報網格長，網格長再通報街道辦。街道辦是中國官方最基層的行政管理單位。
陳姓大白則抱怨，許多上級下達的防疫管制令也是含混不清，他舉例：「長官總是要求他們務必面面俱到，但我們得做好封控又得同時維持經濟發展，這實在是太難了。」
因此當前防疫措施陸續放寬，陳姓大白說，很高興如今上級把若干政策說清楚講明白，而且劉陳兩人都說，他們根本無意對於負責管理的對象執法，比較傾向於採取「軟調」的方式以避免衝突。
劉姓大白表示：「我明白我們不是警察也不是執法人員，所以我向來避免（跟住戶）爆發口角或肢體衝突，因為我也住在附近，而且大家彼此都認識。」
此外，缺乏急救與醫療的訓練也是他們面對的另個棘手難題，危機當下的溝通不良可說是相當致命的。
劉姓大白是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她說：「沒有接受醫護的訓練，又不具備診斷的資格，我們只能傳遞訊息給決策者，並期盼訊息傳遞的管道是暢通的，像是中風及心臟病足以致命，當然我們得喊救人啊。」
她表示：「可是很多的情況像是有些人處於精神崩潰，我們需要經驗豐富的人來幫助我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表示，中國的社會管控網路的建構是蓄意如此，這麼一來若出差錯，最前線的基層幹部就得扛責，以中國獨特的黨國政治體制而論，位居北京的高層絕對不會被怪罪。
他說：「就以防疫管控而論，領導人訂定的目標涵蓋遏止疫情蔓延，社會與經濟優先，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但地方官員得執行適於他們所在地的對策。」
吳木鑾指出：「這門藝術只有八面玲瓏的官場老鳥才能駕馭。」（編輯：曹宇帆/唐佩君）111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