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往來台北與上海的朋友不少，今年的Lockdown(封城)，自然成為這些人生活上的新體驗，因為堅持動態清零，上海自3/28宣布封城，限制居民不得外出，直到6/1正式解封，期間長達65天，起居如同坐牢。同一時段，恰巧碰到各國邁入與病毒共生階段，陸續鬆綁管制措施、漸進開放邊境，美國更於日前(8/11)正式宣布解除所有管制，形成強烈對比。但這與金融機構的退場何干？
各國憲法均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回顧COVID-19自2020年爆發疫情後，各國採取強制程度不一的防疫措施，光看媒體常出現的Quarantine、Stay at home、Track/trace app、Shut down、Face masks mandatory、Social distancing、Vaccinated、Green/health pass等名詞，就知道或多或少涉及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台灣的簡訊實聯制、限制住居、旅遊三劑令、社交距離，甚至鳳山某大樓全體住戶14天住防疫旅館等，也同樣引發不少人權爭議。雖然在公衛技術上認為必要、有效的防疫措施，但自2020.4月起，歐美民眾走上街頭抗議限制自由人權，不絕如縷，其中最幽默的是法國民眾，2021年更選在7/14法國大革命攻占Bastille紀念日，遊行抗議健康護照方案，象徵反對侵犯自由的決心。
約莫三十年前，台灣部分金融機構經營不善，不但連續發生擠兌，金融體系震盪，社會上杯弓蛇影、人心惶惶，政府為避免緊急危險，遂派員接管，並商請其他銀行承受淨值已負、無以為繼的機構。沒想到，對主管機關處理金融機構退場之條件及程序，大法官會議認為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其實淨值負數已無財產)意旨，法律授權未明確，縱係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也應以損害人民權益最小，及損害不得與所達目的失衡的比例、平等及必要性原則為之(釋字第488號、第489號)。主管機關從善如流，爰修正銀行法(修正第44條、增列第44條之1及第44條之2)，就銀行的自有資本比率分級管理，嚴重時並得予退場。憲法保障的自由、財產權，與社會公益獲得兼顧。
回到疫情，國內既然半數法律師法德國，不妨瞧瞧德國如何練兵。2001年德國曾制定傳染病防治法(簡稱Infektionsschutzgesetz - IfSG) ，其中原無限制人民自由的爭議，後因新冠肺炎爆發，在2021年5月法律修正，原第28條防疫措施是概括授權，為避免侵害基本人權，爰增訂第28a條等兩條，將防疫措施改以兼顧明確化與保留彈性的規定。大致內容為立法授權明確化 (防疫保護措施由概括授權改為列舉17種例示規定，可依疫情基準分級採用、條件並應注意影響層面及有效性)、國會制衡(疫情分級基準及限制基本人權措施需經國會通過)、司法審查(法規命令應附可驗證之理由、比例及必要原則，以備人民爭議時供法院判斷)、法規命令有效期 (原則4周有效)，彰顯法治國家兼顧政府效能及基本人權。
反觀我國亦有傳染病防治法，但在新冠肺炎一疫，並無用武之地。110.5(幾與德國同時)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但重在特別預算支出，未著力於完善法治、保障人權。尤其更在特別預算條例第七條安插概括授權條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不論從大法官以往對金融危機的解釋，或參照德國同時間的立法例，均違反授權明確原則，所發布的「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不具法規命令形式，稱為指引，更規避應送立法院審查或備查義務，也失法治國家風範。
治國如烹鮮，輕重拿捏本是藝術。防疫措施恆在個人自由、公共利益及經社影響三者間擺盪。疫情嚴峻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避免散佈傳染病，或有其需要，但總要有規矩可循。也許在去年五月，一時情急不能像德國有條不紊，擬出像樣的法律，但「落後部署，亡羊補牢」，在後疫情時期，或許是檢視我們疫情管制法治是否妥適的時機。
前有大法官對金融主管機關的指導原則，後有德國完妥的立法示範，剪下貼上再小修，應該是不難的，何必留下侵害自由人權的罵名！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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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三十年前，台灣部分金融機構經營不善，不但連續發生擠兌，金融體系震盪，社會上杯弓蛇影、人心惶惶，政府為避免緊急危險，遂派員接管，並商請其他銀行承受淨值已負、無以為繼的機構。沒想到，對主管機關處理金融機構退場之條件及程序，大法官會議認為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其實淨值負數已無財產)意旨，法律授權未明確，縱係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也應以損害人民權益最小，及損害不得與所達目的失衡的比例、平等及必要性原則為之(釋字第488號、第489號)。主管機關從善如流，爰修正銀行法(修正第44條、增列第44條之1及第44條之2)，就銀行的自有資本比率分級管理，嚴重時並得予退場。憲法保障的自由、財產權，與社會公益獲得兼顧。
回到疫情，國內既然半數法律師法德國，不妨瞧瞧德國如何練兵。2001年德國曾制定傳染病防治法(簡稱Infektionsschutzgesetz - IfSG) ，其中原無限制人民自由的爭議，後因新冠肺炎爆發，在2021年5月法律修正，原第28條防疫措施是概括授權，為避免侵害基本人權，爰增訂第28a條等兩條，將防疫措施改以兼顧明確化與保留彈性的規定。大致內容為立法授權明確化 (防疫保護措施由概括授權改為列舉17種例示規定，可依疫情基準分級採用、條件並應注意影響層面及有效性)、國會制衡(疫情分級基準及限制基本人權措施需經國會通過)、司法審查(法規命令應附可驗證之理由、比例及必要原則，以備人民爭議時供法院判斷)、法規命令有效期 (原則4周有效)，彰顯法治國家兼顧政府效能及基本人權。
反觀我國亦有傳染病防治法，但在新冠肺炎一疫，並無用武之地。110.5(幾與德國同時)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但重在特別預算支出，未著力於完善法治、保障人權。尤其更在特別預算條例第七條安插概括授權條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不論從大法官以往對金融危機的解釋，或參照德國同時間的立法例，均違反授權明確原則，所發布的「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不具法規命令形式，稱為指引，更規避應送立法院審查或備查義務，也失法治國家風範。
治國如烹鮮，輕重拿捏本是藝術。防疫措施恆在個人自由、公共利益及經社影響三者間擺盪。疫情嚴峻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避免散佈傳染病，或有其需要，但總要有規矩可循。也許在去年五月，一時情急不能像德國有條不紊，擬出像樣的法律，但「落後部署，亡羊補牢」，在後疫情時期，或許是檢視我們疫情管制法治是否妥適的時機。
前有大法官對金融主管機關的指導原則，後有德國完妥的立法示範，剪下貼上再小修，應該是不難的，何必留下侵害自由人權的罵名！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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