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副總統以現任副元首之職，通過個人與安倍家族多年累積的私人情誼，獲邀亦獲准前往日本參加安倍晉三的喪禮，絕對是台日外交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次葬禮外交，形同排除了多年來台日部長以上現任官員不互訪的障礙，也昭示了日本政壇向右傾斜，不再處處受制於中共的新立場。不論未來日本修憲是否通過？安倍路線大機率能夠持續，日本的「再武裝」應該也成定局。所以我們更有必要深入理解安倍的國家安全思維，而不是被外交上的突破興奮過了頭，浪費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由於安倍的遇刺，八旗文化搶時間提前上市一本剛翻譯好的《安倍晉三大戰略》，初步翻閱樣書若干章節，大致可以理解安倍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戰略架構，奠基於將日本重新定位為「海權國家」這個基礎上。這是一種長期的，幾乎永久性的國家戰略「錨定」，類似英國在美國革命後重新自我定位為一個以海洋商路為主的海權國家，而不是一個如同歐陸大國一般，對領土地圖有著瘋狂貪婪的陸權國家。安倍對日本的定位，不只是針對中國崛起的策略性聯盟對抗，而是對日本這個國家自身定位的反思，這才是具有長期意義的大戰略基礎，一旦確定落實，將影響接下來數十年，以至上百年的東亞戰略格局。
日本雖是一個島國，但自遣唐史以來，深受中國大陸帝制文化影響。典章、制度、文字、社會結構，重農輕商，重內輕外，活脫脫就是個翻版小中國。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觸及東亞之前，其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其次是向南跟台灣的原住民買鹿皮，再往南航行到越南一帶貿易，而且貿易主力是九州、四國等外島或臨海地區，本州中心地區完全就是一群旱鴨子武士統治的天堂。日本戰國爭伐，打的多是陸戰。德川幕府鎖國之後更為內向，公卿與武士階級的軍事思維與戰略格局，也幾乎全是陸權導向。所以活跳跳的一級劍客坂本龍馬，見到黑船後如此驚訝，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真正的大海。其初始反應也與後來清廷李鴻章等自強運動者並無二致，都僅想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想要「尊王攘夷」、「中(日)體西用」，而不是「脫亞入歐」。
所以在明治維新後，主導日本政局與軍事系統的，仍是由武士轉職來的陸軍。初期的海軍將領，也多是由薩摩武士轉任。著名的對馬海戰功臣，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與大山巖、西鄉從道都是鹿兒島武士出身，他自己差點就參加了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叛軍，他哥哥便在西南戰爭中戰死。直到二二六事變後，日本政局及大本營完全由陸軍省主導，一直到二戰結束。東條英磯等人都是陸軍大將，設計出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從來只能管到海軍軍務，根本摸不到國家總體戰略。
換句話說，二戰結束之前，日本整個國家戰略的核心就是「陸權論」，海權與海軍思維，是在陸權需求及指導下的附屬兵種，其目標與任務仍是由陸權思維決定的。甚至在瓜達康納爾、菲律賓捷一號作戰、沖繩作戰中，海軍的作戰計劃竟然出現了「萬歲衝鋒」式的陸軍風格，而不是全力追擊殲滅美軍的登陸艦隊與航空母艦。
從軍事史與國家戰略角度上來看，陸權思維與海權風格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我們所熟知的中外戰爭史，多半是陸戰史，所在乎者無非進攻或防守，計算基準主要是人力與裝備。衍生到戰略設計，陸權信奉者幾乎都是「地圖控」，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害怕自己戰線被突破或繞過，總愛「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以至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有機會就要擴張領土，將他人生命財產土地通通佔為己有，為自己的皇冠上不斷添加寶石榮耀。直至今日，習大大的中國仍是妥妥地陸權思維，為了將偌大南海視為內海，耗銀錢費力構築島礁，弄出個「九段線」，那不就是海洋版的「長城」？！動不動派軍機和軍艦繞台灣、繞日本，聲稱「包圍」，不也正是陸戰線圖的海上沿用？！
但海權思維是種完全不同的戰略思考。海權概念不是從馬漢發明的，早在幾千年前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就懂了。亞里斯多德時代以前，土地貧脊的雅典，每年要從黑海沿岸輸入40萬斗穀物才夠吃，現在打得如火如荼的烏克蘭第聶伯河口城市赫爾松，當年就是黑海沿岸穀物交易與供應站之一。從最少2500年前起，希臘人與腓尼基人就發展出一套海權經營的模式：他們會在貨物交易地區，向當地領主租一塊地，蓋一座堅固的城堡，讓自家商人與業務員安全居住，並保護出入的港口，遭到襲擊時便撤入城內堅守，或必要時搭船撤退。這個城市最好位於半島和臨岸小島上，以免被數萬大軍鐵蹄踏平，這也正是近代「租界」的原形。從古代腓尼基人的泰爾，中世紀十字軍的阿卡，建在沼澤上的威尼斯，大航海時代的印度果阿，巴達維亞，中國引以為恥的租界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熱蘭遮城，基隆的和平島，都是這種海權思維與需求的產物。
也就是說，海權的根本需求就是作生意，追求的是長程貨物往來的高倍利潤，最好是自由貿易。海軍則是為保護商務與航道而附屬存在的武力，而且是種很花錢的消耗品，領土並不是海權國家關心的重點，只要有個安全的貿易站即可。海權維繫的核心，不是去爭奪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徹底殲滅敵軍有生力量」，就像去佔領某個小島海盜窩毫無效益，殺光海盜，航路不就安全了？！在帆船時代，除了貿易站外還需要季風航道上的補給站；到蒸汽時代，就需要加煤站，成為海外基地的原形。二戰之後，美國成就了「空權帝國」，於是這些海外基地又以空軍需要重新建置佈署。每個基地大致上要負擔周圍一千公里的空域及海域安全，當有敵人或海盜出現，威脅商業航道時，這些基地海空軍便須出手救援或處理。
也就是說，當安倍丟出「海權」這兩個字作為國家戰略主軸時，他想表達的是一種以商業、貿易、經濟為基礎，以航道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設計。陸權戰略才愛去佔領土地，海洋則無從佔領。所以海權國家如要發動戰爭，多半是為了爭奪資源或航道安全，得手了就不打了，因為那不符成本效益。海權國家也成天在想掏光人們口袋裡的鈔票，但他們是用引誘你去買的，是用賺的、換的，而不是坐地為王強徵收稅的。當一個國家走向海權核心，又被民主制度管得七暈八素，是沒有興趣去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原因還是不符成本效益。但海洋國家必須有足夠力量來保護自己的領土，及生存所需的航道，就像如果有人要掐死日本，最好的地點不是本州直上，而是卡死台海周邊航道。二戰美軍潛艦，便是圍著台灣周圍海域擊沉無數日本商船，餓死日本。
所以，當某些人抨擊日本修憲是要重新走向軍國主義時，不是沒搞清楚安倍所標示的「海權」，與二戰前的「陸權」有什麼差異？就是惡意中傷打烏賊戰。事實上，俄羅斯與中國為首的陸權思維，才最愛幹那種亡國滅種畫地圖的活兒，海權國家希望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因為人活著才有錢賺，都死光了要跟誰去交易？！不同的價值、思維，使得陸權與海權對於戰爭的動機、目標的設定、手段的使用與限制，都產生了根本性的不同，那並不是誰比較文明？誰比較有人性？這些道德問題，而是運作系統不同，冷靜利害計算之後的結果。
因此，當賴副突破了台日外交困境，向安倍戰略架構踏出重要一步之後，台灣更該深思並調整我們的戰略思維。不只是喊喊民主或獨立這些口號，而是需要徹底洗掉長在我們骨頭裡，填滿我們腦袋瓜，甚至點點滴滴存在於我們教學課本以至官僚高層的那些「陸權」價值與思考方式。這並不是要求大力推動「去中國化」，而是現實上，台灣明明是個島國，卻跟二戰前的日本一樣，滿腦子大陸權思維，像個吹飽氣的青蛙，總想去跟恐龍一較高下，而沒有認真計算過自己的特質和長短處，發揮海洋國家的特質，創造自己的特色，而且找到與自己價值相近的朋友，成為互相支援的伙伴。
我不想幫安倍造神，但他的確抓住了關鍵問題的核心。一個「海權日本」，不但會是整個西太平洋的主要力量，也會是歐亞大陸核心島，與英國相對映照的平衡力量。台灣現在正在陸權與海權拉扯的應力點上，我們該如何站位？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自我定位？都是個值得所有人不斷深思的問題。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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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是一個島國，但自遣唐史以來，深受中國大陸帝制文化影響。典章、制度、文字、社會結構，重農輕商，重內輕外，活脫脫就是個翻版小中國。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觸及東亞之前，其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其次是向南跟台灣的原住民買鹿皮，再往南航行到越南一帶貿易，而且貿易主力是九州、四國等外島或臨海地區，本州中心地區完全就是一群旱鴨子武士統治的天堂。日本戰國爭伐，打的多是陸戰。德川幕府鎖國之後更為內向，公卿與武士階級的軍事思維與戰略格局，也幾乎全是陸權導向。所以活跳跳的一級劍客坂本龍馬，見到黑船後如此驚訝，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真正的大海。其初始反應也與後來清廷李鴻章等自強運動者並無二致，都僅想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想要「尊王攘夷」、「中(日)體西用」，而不是「脫亞入歐」。
所以在明治維新後，主導日本政局與軍事系統的，仍是由武士轉職來的陸軍。初期的海軍將領，也多是由薩摩武士轉任。著名的對馬海戰功臣，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與大山巖、西鄉從道都是鹿兒島武士出身，他自己差點就參加了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叛軍，他哥哥便在西南戰爭中戰死。直到二二六事變後，日本政局及大本營完全由陸軍省主導，一直到二戰結束。東條英磯等人都是陸軍大將，設計出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從來只能管到海軍軍務，根本摸不到國家總體戰略。
換句話說，二戰結束之前，日本整個國家戰略的核心就是「陸權論」，海權與海軍思維，是在陸權需求及指導下的附屬兵種，其目標與任務仍是由陸權思維決定的。甚至在瓜達康納爾、菲律賓捷一號作戰、沖繩作戰中，海軍的作戰計劃竟然出現了「萬歲衝鋒」式的陸軍風格，而不是全力追擊殲滅美軍的登陸艦隊與航空母艦。
從軍事史與國家戰略角度上來看，陸權思維與海權風格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我們所熟知的中外戰爭史，多半是陸戰史，所在乎者無非進攻或防守，計算基準主要是人力與裝備。衍生到戰略設計，陸權信奉者幾乎都是「地圖控」，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害怕自己戰線被突破或繞過，總愛「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以至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有機會就要擴張領土，將他人生命財產土地通通佔為己有，為自己的皇冠上不斷添加寶石榮耀。直至今日，習大大的中國仍是妥妥地陸權思維，為了將偌大南海視為內海，耗銀錢費力構築島礁，弄出個「九段線」，那不就是海洋版的「長城」？！動不動派軍機和軍艦繞台灣、繞日本，聲稱「包圍」，不也正是陸戰線圖的海上沿用？！
但海權思維是種完全不同的戰略思考。海權概念不是從馬漢發明的，早在幾千年前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就懂了。亞里斯多德時代以前，土地貧脊的雅典，每年要從黑海沿岸輸入40萬斗穀物才夠吃，現在打得如火如荼的烏克蘭第聶伯河口城市赫爾松，當年就是黑海沿岸穀物交易與供應站之一。從最少2500年前起，希臘人與腓尼基人就發展出一套海權經營的模式：他們會在貨物交易地區，向當地領主租一塊地，蓋一座堅固的城堡，讓自家商人與業務員安全居住，並保護出入的港口，遭到襲擊時便撤入城內堅守，或必要時搭船撤退。這個城市最好位於半島和臨岸小島上，以免被數萬大軍鐵蹄踏平，這也正是近代「租界」的原形。從古代腓尼基人的泰爾，中世紀十字軍的阿卡，建在沼澤上的威尼斯，大航海時代的印度果阿，巴達維亞，中國引以為恥的租界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熱蘭遮城，基隆的和平島，都是這種海權思維與需求的產物。
也就是說，海權的根本需求就是作生意，追求的是長程貨物往來的高倍利潤，最好是自由貿易。海軍則是為保護商務與航道而附屬存在的武力，而且是種很花錢的消耗品，領土並不是海權國家關心的重點，只要有個安全的貿易站即可。海權維繫的核心，不是去爭奪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徹底殲滅敵軍有生力量」，就像去佔領某個小島海盜窩毫無效益，殺光海盜，航路不就安全了？！在帆船時代，除了貿易站外還需要季風航道上的補給站；到蒸汽時代，就需要加煤站，成為海外基地的原形。二戰之後，美國成就了「空權帝國」，於是這些海外基地又以空軍需要重新建置佈署。每個基地大致上要負擔周圍一千公里的空域及海域安全，當有敵人或海盜出現，威脅商業航道時，這些基地海空軍便須出手救援或處理。
也就是說，當安倍丟出「海權」這兩個字作為國家戰略主軸時，他想表達的是一種以商業、貿易、經濟為基礎，以航道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設計。陸權戰略才愛去佔領土地，海洋則無從佔領。所以海權國家如要發動戰爭，多半是為了爭奪資源或航道安全，得手了就不打了，因為那不符成本效益。海權國家也成天在想掏光人們口袋裡的鈔票，但他們是用引誘你去買的，是用賺的、換的，而不是坐地為王強徵收稅的。當一個國家走向海權核心，又被民主制度管得七暈八素，是沒有興趣去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原因還是不符成本效益。但海洋國家必須有足夠力量來保護自己的領土，及生存所需的航道，就像如果有人要掐死日本，最好的地點不是本州直上，而是卡死台海周邊航道。二戰美軍潛艦，便是圍著台灣周圍海域擊沉無數日本商船，餓死日本。
所以，當某些人抨擊日本修憲是要重新走向軍國主義時，不是沒搞清楚安倍所標示的「海權」，與二戰前的「陸權」有什麼差異？就是惡意中傷打烏賊戰。事實上，俄羅斯與中國為首的陸權思維，才最愛幹那種亡國滅種畫地圖的活兒，海權國家希望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因為人活著才有錢賺，都死光了要跟誰去交易？！不同的價值、思維，使得陸權與海權對於戰爭的動機、目標的設定、手段的使用與限制，都產生了根本性的不同，那並不是誰比較文明？誰比較有人性？這些道德問題，而是運作系統不同，冷靜利害計算之後的結果。
因此，當賴副突破了台日外交困境，向安倍戰略架構踏出重要一步之後，台灣更該深思並調整我們的戰略思維。不只是喊喊民主或獨立這些口號，而是需要徹底洗掉長在我們骨頭裡，填滿我們腦袋瓜，甚至點點滴滴存在於我們教學課本以至官僚高層的那些「陸權」價值與思考方式。這並不是要求大力推動「去中國化」，而是現實上，台灣明明是個島國，卻跟二戰前的日本一樣，滿腦子大陸權思維，像個吹飽氣的青蛙，總想去跟恐龍一較高下，而沒有認真計算過自己的特質和長短處，發揮海洋國家的特質，創造自己的特色，而且找到與自己價值相近的朋友，成為互相支援的伙伴。
我不想幫安倍造神，但他的確抓住了關鍵問題的核心。一個「海權日本」，不但會是整個西太平洋的主要力量，也會是歐亞大陸核心島，與英國相對映照的平衡力量。台灣現在正在陸權與海權拉扯的應力點上，我們該如何站位？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自我定位？都是個值得所有人不斷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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