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目前已有逾130個國家宣布推動「淨零碳排」，蔡英文總統在2021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宣示，2050淨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國發會今年3月公布淨零碳排路徑，年底才公布12項關鍵戰略。不過外界認為，碳已成國際貿易的挑戰，除了減碳外也要給予企業境外碳權等工具，才能保持有台灣經濟命脈。
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今年2月公布，全球暖化將在近20年內升溫至攝氏1.5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呼籲，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30年前減少45％，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
國發會在3月底公布的「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年淨零的軌跡與行動路徑，會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4大轉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2大治理基礎，輔以12項關鍵戰略，制定行動計畫，落實淨零轉型目標。
12項關鍵戰略則分別為風電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說，4大轉型、2大治理基礎外，戰略上還需要更具體關鍵佈局，因此擬出12項關鍵戰略，這是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一定要做的事情，否則距離目標會非常遙遠。
台灣在2015年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規定，2030年台灣碳排減量目標20%，但COP26去年通過2030年減排45%的決議，環保署也重申，年底會提出2030年新的減排目標，希望比原本的20%還要更高。
不過台灣減碳目標提高，恐怕難以達標，民間提出境外碳權概念。綠色和平專案主任洪昇邦則說，不支持這樣做法，企業生產本來就應該要減碳，難道所有都要跟國外買碳權，是不對思考方式，自己不減卻買便宜碳權。
洪昇邦表示，國外到底要不要賣碳權也是問題，且國際上有很多垃圾碳權，有些不是嚴謹第三機構，買了對世界沒有幫助，不希望台灣有這樣方式。
「碳循環已跟國際貿易密切相關！」清大科法所教授范建得指出，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與東協都是碳的輸出國，如今歐盟要開徵碳關稅，碳權相對變得重要，若以當前歐盟每1000公克的碳價約在80至90歐元之間來看，台灣貿易或將因電力碳排係數居高不下而受到重大威脅。
范建得說，韓國與台灣的經貿條件相當，而為了因應歐盟帶動的全球碳定價趨勢，韓國除已建立具國際連結意義的碳交易市場，還爭取將氣候公約的綠色氣候基金的總部設在韓國，這個碳權市場搭配綠色融資機制的設計，正可以提供給韓國企業降低減碳成本的彈性與金融條件。
范建得指出，韓國一直是台灣的最大競爭者，想想韓國的三星能因此在面對歐盟的邊境稅時享有財務工具的效益，台灣能不能也為台積電做些什麼呢？他同意不能過度期待減碳績效成疑的碳交易，但如何讓企業活下來則是當務之急。
范建得表示，如果不能有台灣的碳交易市場，隨國際碳價的飆高，台灣企業將面臨把能量轉移到海外的壓力，否則雖然已在台灣花錢做了減碳，但商品到歐洲邊境卻可能還是要補足碳關稅差額，2050年淨零碳排還有20多年可以努力，但碳關稅已經是這幾年的事情了。
范建得說，歐盟透過邊境調整機制，將衝擊到以經貿為本的台灣，所以必須慎重考慮是否在短期內，先內容許企業享有較大境外碳權的空間，其後再搭配碳費或碳交易等碳定價機制。不過碳交易或碳權抵換不是萬能，對於未能真正努力減碳的企業，則不應該給予其這些空間。
至於政府部門為境外碳權看法，林子倫說，減碳政策工具要善用，國際上也有碳排放交易機制，台灣很難參加聯合國會議，不過可以透過雙邊、多邊協議，建立區域性碳市場；碳排放交易在聯合國氣候公約，本來就是減碳工具。
林子倫表示，有些國家發展得早，減碳技術成熟，有些國家有資源沒有技術，本來就應該互通有無，達成全球碳排的減量，沒有要求各國要在自己國家內完成，每個國家自然資源稟賦不太一樣。
「別誤解買碳權是推責任」，林子倫說，某種程度上必須要有限制，不能只透過買碳權減量，歐盟也用20多個國家來進行碳交易，因此境外碳權不是逃避責任，可以創造好的機制，不過要避免變成炒作、未達成實質減量狀況，可以透過好的機制來處理。
林子倫說，最新資料顯示，有將近70個國家有碳定價機制，有一半是碳排放交易，加州在碳排放交易有15％的減量，若台灣跟加州、歐盟連結，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但必須在《氣候變遷因應法》內允許這樣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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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在3月底公布的「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供至2050年淨零的軌跡與行動路徑，會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4大轉型，及科技研發、氣候法制2大治理基礎，輔以12項關鍵戰略，制定行動計畫，落實淨零轉型目標。
12項關鍵戰略則分別為風電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說，4大轉型、2大治理基礎外，戰略上還需要更具體關鍵佈局，因此擬出12項關鍵戰略，這是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一定要做的事情，否則距離目標會非常遙遠。
台灣在2015年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規定，2030年台灣碳排減量目標20%，但COP26去年通過2030年減排45%的決議，環保署也重申，年底會提出2030年新的減排目標，希望比原本的20%還要更高。
不過台灣減碳目標提高，恐怕難以達標，民間提出境外碳權概念。綠色和平專案主任洪昇邦則說，不支持這樣做法，企業生產本來就應該要減碳，難道所有都要跟國外買碳權，是不對思考方式，自己不減卻買便宜碳權。
洪昇邦表示，國外到底要不要賣碳權也是問題，且國際上有很多垃圾碳權，有些不是嚴謹第三機構，買了對世界沒有幫助，不希望台灣有這樣方式。
「碳循環已跟國際貿易密切相關！」清大科法所教授范建得指出，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與東協都是碳的輸出國，如今歐盟要開徵碳關稅，碳權相對變得重要，若以當前歐盟每1000公克的碳價約在80至90歐元之間來看，台灣貿易或將因電力碳排係數居高不下而受到重大威脅。
范建得說，韓國與台灣的經貿條件相當，而為了因應歐盟帶動的全球碳定價趨勢，韓國除已建立具國際連結意義的碳交易市場，還爭取將氣候公約的綠色氣候基金的總部設在韓國，這個碳權市場搭配綠色融資機制的設計，正可以提供給韓國企業降低減碳成本的彈性與金融條件。
范建得指出，韓國一直是台灣的最大競爭者，想想韓國的三星能因此在面對歐盟的邊境稅時享有財務工具的效益，台灣能不能也為台積電做些什麼呢？他同意不能過度期待減碳績效成疑的碳交易，但如何讓企業活下來則是當務之急。
范建得表示，如果不能有台灣的碳交易市場，隨國際碳價的飆高，台灣企業將面臨把能量轉移到海外的壓力，否則雖然已在台灣花錢做了減碳，但商品到歐洲邊境卻可能還是要補足碳關稅差額，2050年淨零碳排還有20多年可以努力，但碳關稅已經是這幾年的事情了。
范建得說，歐盟透過邊境調整機制，將衝擊到以經貿為本的台灣，所以必須慎重考慮是否在短期內，先內容許企業享有較大境外碳權的空間，其後再搭配碳費或碳交易等碳定價機制。不過碳交易或碳權抵換不是萬能，對於未能真正努力減碳的企業，則不應該給予其這些空間。
至於政府部門為境外碳權看法，林子倫說，減碳政策工具要善用，國際上也有碳排放交易機制，台灣很難參加聯合國會議，不過可以透過雙邊、多邊協議，建立區域性碳市場；碳排放交易在聯合國氣候公約，本來就是減碳工具。
林子倫表示，有些國家發展得早，減碳技術成熟，有些國家有資源沒有技術，本來就應該互通有無，達成全球碳排的減量，沒有要求各國要在自己國家內完成，每個國家自然資源稟賦不太一樣。
「別誤解買碳權是推責任」，林子倫說，某種程度上必須要有限制，不能只透過買碳權減量，歐盟也用20多個國家來進行碳交易，因此境外碳權不是逃避責任，可以創造好的機制，不過要避免變成炒作、未達成實質減量狀況，可以透過好的機制來處理。
林子倫說，最新資料顯示，有將近70個國家有碳定價機制，有一半是碳排放交易，加州在碳排放交易有15％的減量，若台灣跟加州、歐盟連結，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但必須在《氣候變遷因應法》內允許這樣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