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政治全面倒退，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毛澤東，強化中華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對抗憲政主義與普世價值，將習近平思想入憲並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而以依憲治國口號掩飾黨國權力集中一身，並運用科學技術強化社會控制。習近平欲與美國全球爭霸，東亞稱雄，在大國外交戰略下，有一帶一路經濟帝國的建構，對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全球治理的干擾，對西太平洋與南海區域安全的威脅，而隱匿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更釀成全球性人類大劫難。習近平的高調作為，導致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的警戒，而有中美貿易戰的開打、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聯盟的串聯，乃至於美國召開民主峰會宣示全球新冷戰結構的成形，再加上俄烏戰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曖昧選邊，在在都使習近平核心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陷入了更甚於六四鎮壓後的國際孤立形勢和敵對處境。習近平正等待迎接第三個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任期，固然危機動員可能有助於他以團結號召黨國和人民擁護，但也可能因內外局面失控而使其喪失領導權威，甚至遭到罷黜。
習近平的上台，並不是政績卓著，官聲斐然，而是因為父蔭和身為太子黨、紅二代的根正苗紅，而被賦以維繫中國共產黨政權鐵桶江山和紅色權貴既得利益的重責大任，但這不代表習近平可以獨攬大權終身。所以一旦習近平將黨國帶向內外交迫、風雨飄搖的地步，黨國權貴群體基於自保的動機，必然要對習近平的去留和黨國權力機制的調整有所抉擇，而若非如此，而是習近平因故無法視事或突然去職，因習近平並無法定的權力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也從未建立權力繼承或競爭的遊戲規則，後習近平時代必然要進入權力盤整或是鬥爭的階段。觀察目前中共黨國內部權力菁英的權勢和派系關係，究竟何人在一夕之間可以繼承習近平的黨國領袖位置，乃無法論斷，這就意味著後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中共政治必然將會發生地殼變動般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化，如果中國大陸能就此契機展開民主轉型和憲政改革，至少就權力遊戲公平規則的建立以及黨國統治正當性基礎的轉換而言，就能使政治平穩過渡，從而為中國的民主化打造出一條道路。
中國是一個大國，對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國轉型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則民主中國所參與的全球治理，將會基於普世價值的共識基礎創造人類的共善和福祉，流氓國家或專制國家將不會再因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撐腰而在國內外興風作浪，世界大同指日可待。而面對後習近平時代的隨時可能來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是否已經做出準備，因勢利導，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還是任由中國內部陷入腥風血雨，從而牽動全球秩序、國際關係，將考驗著美國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的智慧。
蓋，兩岸關係攸關我國安危與存續，兩岸永久和平發展與臺灣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的維護當為我國最佳利益，但兩岸在憲政民主基本價值的對立和衝突，則具體化為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國家認同的分歧，恰恰成為兩岸能否和平發展的最大變數，香港與澳門實施國家安全法制展開愛國者專政的經驗，正好說明了縱使在一國之下，黨國體制和憲政主義體制兩種制度仍是難以並存的，何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本身，就是黨國體制的對比，時時威脅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正當性與其對中華民國完全國家繼承的合法性。如果兩岸和平共處都需要克服種種艱難嶮巇，和平統一則更遙不可及了。所以，要改變兩岸的敵對狀態，使臺灣的憲政民主體制得以永續發展，最根本的利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文明的憲政民主國家，與臺灣擁有同樣的價值認同和立國精神，而能夠接受甚至祝福臺灣人民關於臺灣前途的任何自決結果。然中國民主化的實現，能夠全然坐待中國大陸內部的自然演化嗎？我們看到的是習近平就任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位極權主義體制的打造，以及伴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擴張而來的數位極權輸出，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爆發地球反撲驚醒民主世界，而阻礙了其進度。
臺灣政治菁英和中國研究社群，雖然都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價值命題，但對於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政治動員及其對兩岸關係和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都普遍存在著高度的憂慮，加以認為兩岸國力懸殊，經濟和和平維持不易，我國應當以小事大以智，避免橫挑強鄰，招致對岸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乃至在軍事上對我國進行報復，因而認為當前的兩岸關係政策目標，應在於維持和平現狀、厚植國力與增進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我國的價值認同，同時也要積極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各方力量建立對話管道和互信機制，以便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爆發政治上的劇變，我國能夠獲得充分資訊以掌握狀況、做成正確判斷，在此同時，我國也應承擔和參與維護臺灣海峽周邊地區的區域安全責任，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有政治力量得有將內部矛盾轉移，而藉擴大事端，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勒索的機會，另一方面，基於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形勢掌握的語文優勢，我國則應在其政治新秩序的重組過程中，設法影響或引導其走向民主，最有可能的做法，是提供承諾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內部力量以外部正當性，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包括協助其獲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這樣才有可能對於民主中國的新憲法秩序擁有發言的地位，獲得參與中國民主再造的資格，進而得以改善兩岸關係，在法律基礎上確保臺灣的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
面對未來中國，我國從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大戰略的角度，都應當未雨綢繆，展開預想和規劃，並且與相關國家進行對話溝通與凝聚共識，日後才有可能因應時局做出正確決策，維護國家最大利益。令筆者感到真正憂慮的是，我國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問題雖然在價值上基於政治正確而認可，但對於臺灣與國際社會在其中的戰略性角色缺乏關懷和評估，以致於在策略思維和規劃上皆呈現出保守和消極的傾向，使臺灣的主張和影響力不易在國際社會發生槓桿作用，從而可能使臺灣在中國議題上無法在國際社會擁有中心的發言分量，而使臺灣陷於被動的配角地位，難以擺脫作為棋子的宿命。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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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大國，對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國轉型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則民主中國所參與的全球治理，將會基於普世價值的共識基礎創造人類的共善和福祉，流氓國家或專制國家將不會再因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撐腰而在國內外興風作浪，世界大同指日可待。而面對後習近平時代的隨時可能來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是否已經做出準備，因勢利導，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還是任由中國內部陷入腥風血雨，從而牽動全球秩序、國際關係，將考驗著美國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的智慧。
蓋，兩岸關係攸關我國安危與存續，兩岸永久和平發展與臺灣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的維護當為我國最佳利益，但兩岸在憲政民主基本價值的對立和衝突，則具體化為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國家認同的分歧，恰恰成為兩岸能否和平發展的最大變數，香港與澳門實施國家安全法制展開愛國者專政的經驗，正好說明了縱使在一國之下，黨國體制和憲政主義體制兩種制度仍是難以並存的，何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本身，就是黨國體制的對比，時時威脅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正當性與其對中華民國完全國家繼承的合法性。如果兩岸和平共處都需要克服種種艱難嶮巇，和平統一則更遙不可及了。所以，要改變兩岸的敵對狀態，使臺灣的憲政民主體制得以永續發展，最根本的利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文明的憲政民主國家，與臺灣擁有同樣的價值認同和立國精神，而能夠接受甚至祝福臺灣人民關於臺灣前途的任何自決結果。然中國民主化的實現，能夠全然坐待中國大陸內部的自然演化嗎？我們看到的是習近平就任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位極權主義體制的打造，以及伴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擴張而來的數位極權輸出，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爆發地球反撲驚醒民主世界，而阻礙了其進度。
臺灣政治菁英和中國研究社群，雖然都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價值命題，但對於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政治動員及其對兩岸關係和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都普遍存在著高度的憂慮，加以認為兩岸國力懸殊，經濟和和平維持不易，我國應當以小事大以智，避免橫挑強鄰，招致對岸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乃至在軍事上對我國進行報復，因而認為當前的兩岸關係政策目標，應在於維持和平現狀、厚植國力與增進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我國的價值認同，同時也要積極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各方力量建立對話管道和互信機制，以便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爆發政治上的劇變，我國能夠獲得充分資訊以掌握狀況、做成正確判斷，在此同時，我國也應承擔和參與維護臺灣海峽周邊地區的區域安全責任，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有政治力量得有將內部矛盾轉移，而藉擴大事端，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勒索的機會，另一方面，基於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形勢掌握的語文優勢，我國則應在其政治新秩序的重組過程中，設法影響或引導其走向民主，最有可能的做法，是提供承諾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內部力量以外部正當性，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包括協助其獲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各種有形與無形資源，這樣才有可能對於民主中國的新憲法秩序擁有發言的地位，獲得參與中國民主再造的資格，進而得以改善兩岸關係，在法律基礎上確保臺灣的憲政民主和國家主權。
面對未來中國，我國從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大戰略的角度，都應當未雨綢繆，展開預想和規劃，並且與相關國家進行對話溝通與凝聚共識，日後才有可能因應時局做出正確決策，維護國家最大利益。令筆者感到真正憂慮的是，我國政治菁英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問題雖然在價值上基於政治正確而認可，但對於臺灣與國際社會在其中的戰略性角色缺乏關懷和評估，以致於在策略思維和規劃上皆呈現出保守和消極的傾向，使臺灣的主張和影響力不易在國際社會發生槓桿作用，從而可能使臺灣在中國議題上無法在國際社會擁有中心的發言分量，而使臺灣陷於被動的配角地位，難以擺脫作為棋子的宿命。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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