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視又出包，立委們要求究責；疫情失了控，無數手指指向陳時中；美援烏克蘭使軍備庫存短缺，延後交付軍購的刺針飛彈與M109A6，學者專家們又群起抨擊，意思是最好不要付錢，坐等美援即可。很多事聽起來很有道理，但細想一下，這些問題背後有更深層的思考方式問題，不調整這些思考方式，我們永遠會在不同議題上陷入同樣的困境，糾纏在同樣的輪迴中無法解脫。
QBQ是多年前流行的一本管理書，是「The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的縮寫。這本書教管理人士們「做個有擔當的人」，儘量把Who? Why? When? 這些常在出問題時第一時間反射式問出的問題，替換成What? How? How much?這些具體且可調整處理的問題。前者的目的多是想要究責，而其答案幾乎一定是甩鍋或辭職。後者的答案才會落實到流程、技術、方法、和資源配置的調整，如此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而一直繞在前一類問題上走不出來，拒絕或無法回答後一類問題的主管，才最應該拔掉，因為我在問你怎麼解決眼前的問題，你卻在跟我「揮」那些都是前任或上級留下來的錯誤。
可憐的是，我們的政治體系，老是問錯了問題，當然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員到民代，從首長到媒體，有興趣的都是「誰要負責?」「誰該辭職?」好像換個領導一切就會變好?這是一種千年官僚組織文化與現代商業習慣所組成的「官商複合體」思維，這官員不行就換個來做，換到行為止；這家產品爆雷就換一家買，最好是找到自己親朋好友來做這筆生意，肥水不落外人田。就組織管理角度，這種「官商複合體」比老美那種「軍工複合體」還不健康。軍事或工業系統講究流程與技術的累積與調整，失敗經驗也是經驗的累積，研究清楚失敗原因反有助於系統修正。但不斷的換人、換黨、換廠商，結果經常是錯誤經驗沒有被吸取，而成功經驗也因商業競爭而被中斷。於是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或在不同的領域出現不該發生的低級錯誤。更慘的是，一旦頭過身體過僥倖過關，就沒有人願意回顧翻山越嶺過程中的種種缺失，直到系統失靈。
舉例來說，兩年疫情，數千億預算投入，經歷口罩之亂、疫苗之亂、篩檢之亂，我們早該知道，一旦邊境防線被突破，醫療量能與醫藥物資的調度，大約得經歷一個月的震盪才能逐漸恢復正常。而邊境防線被突破，幾乎跟泡沫一定會破的道理一樣，就是個機率與時間問題，那我們怎麼會被自己的宣傳神話捧上了天，沒有做好第二線計劃與充份的物資準備，直到防線被破還在審核快篩試劑?手忙腳亂的調度基層診所配合篩檢分流呢?在政治攻防之外，各級首長花了多少心思在量能估算?通報系統優化?與應變流程調整呢?政治上我們有「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危機感，那疫情上為何缺乏「昨日泰韓，明日台灣」的警覺性呢?
同樣的，在工業系統中，一個人連續犯錯三次而無法修正，應該連其主管都拔掉了，整個流程與系統都會重新調整，設立「防呆機制」，怎會任其連六拉六呢?你能想像台積電連續出廠六批因小錯而不能使用的晶片嗎?當美國人因其軍工量能而一再拖延我方軍購時，我們沒有認真思考過合作代工、技術轉移、自行生產…等替代方案嗎?為什麼我們的軍工產業一直無法發展出軍民通用的規模，沒有發展出合乎台灣經濟量能的便宜好用裝備，而永遠必須仰賴對美軍購或商購呢?我們就不能跟老美重新商議新型態軍工合作模式嗎?
很多問題，都出在本國政府官員們的習慣與思考模式，而不是什麼在野黨或外在的阻撓。我們的黨政高層，多半自命高端人士，開起會來只講大原則，不願意多談細節，更不想聽或看細部流程，因為根本看不懂。開會決定原則方向後，就丟給某某人去辦，或找誰誰誰來發包，上上下下對於這個產品或辦事流程一無所知。然後把公文發出去，上級官府的責任就算了了。就這麼一級壓一級，出了事再來追究責任，震怒辦人，結果還是沒人下去把工作流程或原物料庫存調整一遍。熬到懲處出籠，媒體不報，鄉民不罵，風頭也就過去了，好官我自為之。沒有人要去找麻煩追問QBQ，只要摁住雜音，埋掉「QUQ」(Question Under Question)，熬到下次選舉，日子也就可以繼續過了。
選舉將近，各黨選將來聊天，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共同問題:「請問，你當選，這個城市會有什麼不一樣?」有的強調人格，有的暢談理念，有的擘畫願景，但幾乎沒有人談到這些思維習慣與管理問題，偏偏這才是那些偉大想法背後的毒瘤。不把這些組織習性與思維習性調整過來，再好的想法都會在施作過程中，被「官商複合體」默默「吃掉」，成為一灘爛泥。
每當台灣遇上爛事，就有人懷念起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姑不論其歷史功過，當年小蔣用了這些工業系統出身的人才，讓他們的工業頭腦發揮作用，才是成就一番事業的原因。工業體系訓練出來的人，凡事得從原物料取得、運送、倉儲，機器零件的組配、維修、運轉流程，一路思考到產品的使用和物理特性，那是一套無比縝密的思考過程，而不是大言不慚的拍胸保證。
同樣的，很多內行人懷念起省府時代的夏龍。但夏龍除了是小蔣手把手教出來的軍事計劃人才，他到省府當研考會主委時，一翻全是工程案，他又沒搞過工程，於是只要逮空，就帶著保力達B和長壽煙，穿個拖鞋短褲去逛工地，找水泥師傅瞭解配料比例，找鋼筋師傅搞清楚箍筋角度，找鋪路工頭問鋪面技術…。人家是從最基本的實務中磨出來的，不是當了長官就有了大學問的。
我們身處一個後工業時代，但這並不表示工業化時代的思維已被拋棄。相反的，工業化時代的思維邏輯，已經進化到更精準的「工業4.0」。而工業進化與效能提升的根本，幾乎都落在「流程」的改進上。電腦與科技，多半是用在取代容易出錯的人力耗損，減低流程中的「磨擦」。但我們的官府，卻仍多活在「前工業時代」，凡事落責於人，不求於事(流程)，那才是許多災難的根源。
許多書讀得太好的菁英們，討論時總愛嫌棄工業式的細節與笨方法，追求更快速、更簡單、更聰明的玩法，不知不覺落入了「官商複合體」的關係網絡之中。但在實務中，看起來笨笨的工業流程走法，有時才是最可靠的辦法。
也許，我們都該多問些QBQ那種How? What? 而不是迷戀於政治鬥爭愛用的Why? 與Who? 沒有調整How? 換多少人上來都不會更好。相反的，搞定了How? 犯錯也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有助於整個體系長進的。我們該拔掉和消滅的，是那些錯了還不覺得自己錯，甚至繼續強辯的官僚與組織，那才是組織前進與改革的最大障礙。
台灣政治體系需要的不是這色那色的自己人，或口若懸河的聰明人，而是能夠問對問題，不斷改進的工業人。那種能夠拿著扳手或榔頭的工業頭腦，才是我們最珍貴的人力資源。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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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是，我們的政治體系，老是問錯了問題，當然永遠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員到民代，從首長到媒體，有興趣的都是「誰要負責?」「誰該辭職?」好像換個領導一切就會變好?這是一種千年官僚組織文化與現代商業習慣所組成的「官商複合體」思維，這官員不行就換個來做，換到行為止；這家產品爆雷就換一家買，最好是找到自己親朋好友來做這筆生意，肥水不落外人田。就組織管理角度，這種「官商複合體」比老美那種「軍工複合體」還不健康。軍事或工業系統講究流程與技術的累積與調整，失敗經驗也是經驗的累積，研究清楚失敗原因反有助於系統修正。但不斷的換人、換黨、換廠商，結果經常是錯誤經驗沒有被吸取，而成功經驗也因商業競爭而被中斷。於是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或在不同的領域出現不該發生的低級錯誤。更慘的是，一旦頭過身體過僥倖過關，就沒有人願意回顧翻山越嶺過程中的種種缺失，直到系統失靈。
舉例來說，兩年疫情，數千億預算投入，經歷口罩之亂、疫苗之亂、篩檢之亂，我們早該知道，一旦邊境防線被突破，醫療量能與醫藥物資的調度，大約得經歷一個月的震盪才能逐漸恢復正常。而邊境防線被突破，幾乎跟泡沫一定會破的道理一樣，就是個機率與時間問題，那我們怎麼會被自己的宣傳神話捧上了天，沒有做好第二線計劃與充份的物資準備，直到防線被破還在審核快篩試劑?手忙腳亂的調度基層診所配合篩檢分流呢?在政治攻防之外，各級首長花了多少心思在量能估算?通報系統優化?與應變流程調整呢?政治上我們有「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危機感，那疫情上為何缺乏「昨日泰韓，明日台灣」的警覺性呢?
同樣的，在工業系統中，一個人連續犯錯三次而無法修正，應該連其主管都拔掉了，整個流程與系統都會重新調整，設立「防呆機制」，怎會任其連六拉六呢?你能想像台積電連續出廠六批因小錯而不能使用的晶片嗎?當美國人因其軍工量能而一再拖延我方軍購時，我們沒有認真思考過合作代工、技術轉移、自行生產…等替代方案嗎?為什麼我們的軍工產業一直無法發展出軍民通用的規模，沒有發展出合乎台灣經濟量能的便宜好用裝備，而永遠必須仰賴對美軍購或商購呢?我們就不能跟老美重新商議新型態軍工合作模式嗎?
很多問題，都出在本國政府官員們的習慣與思考模式，而不是什麼在野黨或外在的阻撓。我們的黨政高層，多半自命高端人士，開起會來只講大原則，不願意多談細節，更不想聽或看細部流程，因為根本看不懂。開會決定原則方向後，就丟給某某人去辦，或找誰誰誰來發包，上上下下對於這個產品或辦事流程一無所知。然後把公文發出去，上級官府的責任就算了了。就這麼一級壓一級，出了事再來追究責任，震怒辦人，結果還是沒人下去把工作流程或原物料庫存調整一遍。熬到懲處出籠，媒體不報，鄉民不罵，風頭也就過去了，好官我自為之。沒有人要去找麻煩追問QBQ，只要摁住雜音，埋掉「QUQ」(Question Under Question)，熬到下次選舉，日子也就可以繼續過了。
選舉將近，各黨選將來聊天，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共同問題:「請問，你當選，這個城市會有什麼不一樣?」有的強調人格，有的暢談理念，有的擘畫願景，但幾乎沒有人談到這些思維習慣與管理問題，偏偏這才是那些偉大想法背後的毒瘤。不把這些組織習性與思維習性調整過來，再好的想法都會在施作過程中，被「官商複合體」默默「吃掉」，成為一灘爛泥。
每當台灣遇上爛事，就有人懷念起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姑不論其歷史功過，當年小蔣用了這些工業系統出身的人才，讓他們的工業頭腦發揮作用，才是成就一番事業的原因。工業體系訓練出來的人，凡事得從原物料取得、運送、倉儲，機器零件的組配、維修、運轉流程，一路思考到產品的使用和物理特性，那是一套無比縝密的思考過程，而不是大言不慚的拍胸保證。
同樣的，很多內行人懷念起省府時代的夏龍。但夏龍除了是小蔣手把手教出來的軍事計劃人才，他到省府當研考會主委時，一翻全是工程案，他又沒搞過工程，於是只要逮空，就帶著保力達B和長壽煙，穿個拖鞋短褲去逛工地，找水泥師傅瞭解配料比例，找鋼筋師傅搞清楚箍筋角度，找鋪路工頭問鋪面技術…。人家是從最基本的實務中磨出來的，不是當了長官就有了大學問的。
我們身處一個後工業時代，但這並不表示工業化時代的思維已被拋棄。相反的，工業化時代的思維邏輯，已經進化到更精準的「工業4.0」。而工業進化與效能提升的根本，幾乎都落在「流程」的改進上。電腦與科技，多半是用在取代容易出錯的人力耗損，減低流程中的「磨擦」。但我們的官府，卻仍多活在「前工業時代」，凡事落責於人，不求於事(流程)，那才是許多災難的根源。
許多書讀得太好的菁英們，討論時總愛嫌棄工業式的細節與笨方法，追求更快速、更簡單、更聰明的玩法，不知不覺落入了「官商複合體」的關係網絡之中。但在實務中，看起來笨笨的工業流程走法，有時才是最可靠的辦法。
也許，我們都該多問些QBQ那種How? What? 而不是迷戀於政治鬥爭愛用的Why? 與Who? 沒有調整How? 換多少人上來都不會更好。相反的，搞定了How? 犯錯也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有助於整個體系長進的。我們該拔掉和消滅的，是那些錯了還不覺得自己錯，甚至繼續強辯的官僚與組織，那才是組織前進與改革的最大障礙。
台灣政治體系需要的不是這色那色的自己人，或口若懸河的聰明人，而是能夠問對問題，不斷改進的工業人。那種能夠拿著扳手或榔頭的工業頭腦，才是我們最珍貴的人力資源。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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