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終戰指導」一詞又因國防部長邱國正而提上檯面，若干深藍紅統群組更大肆宣揚，但這些說法理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終戰指導」的英文是「War Termination Criteria」，原本的定義是用在軍事行動中，「停止戰鬥的條件」。這種學說在越戰後的美國出現，其上層指導理論，是將軍事行動視為捍衛「國家利益」的工具，並假設雙方的政治決策者都是理性的，軍事行動只是達成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展開軍事行動解決衝突之前，應有「戰爭指導」，在「迫使交戰方的決策者，以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國的條件結束敵對行動」之後，便應結束戰爭，而這個結束戰爭的條件，便稱為「終戰指導」。例如1991年波灣戰爭，美軍奪回科威特，並在伊拉克南部上空劃定禁航區，毀滅共和衛隊主力，海珊也低頭認輸，無力再犯鄰國後，這場戰爭便應結束，撤回部隊。
但這整套論述的前提有兩個：一是所談論的軍事衝突，幾乎全是美國干涉外國的軍事行動，例如越戰、伊拉克、或阿富汗，其戰爭層級僅限於低強度衝突和有限戰爭，幾乎不曾談到為保衛國家生存而戰的全面戰爭，或世界大戰等級的高強度衝突。二是美國會如此談論戰爭指導，是因為美國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戰略家史奈德(Glenn Herald Snyder)曾說過，美國常常把自家戰略理論套在其他國家身上，卻老是出錯，是因為美國「北邊是他兄弟，南邊是他兒子，左邊是魚，右邊是魚」。1812年美英戰爭之後，本土從未被外國侵略。即使二戰希特勒想用潛艇把戰爭帶到美國家門口，但也僅能嚇嚇人而已。
換句話說，「終戰指導」這個概念，根本不適用於遭受外敵侵犯本土，意圖消滅整個國家，佔領土地的「衛國戰爭」。站在侵略的一方，當然會有「終戰指導」，希望能用最少的代價迫使對方投降或喪失抵抗能力，以圖速戰速決，三月亡華。但站在被侵略的一方，其開戰時唯一的目標，就是將侵略者逐出國境，否則就只有亡國滅種，也不需要什麼指導了。在兩者之間，只有類似蘇芬戰爭那種狀況，直到雙方都打到打不下去，侵略者得不償失後縮減軍事目標，自家也在勉強可接受範圍內忍受恥辱，割地賠款，尋求談判停火，日後徐圖再舉。而這種「終戰指導」，也是在戰爭過程中作成的，不是沒開戰就設定好的。
也就是說，在一場反侵略的衛國戰爭中，根本沒有什麼開戰前準備好的「終戰指導」。所有歷史上看到的終戰妥協、投降議和、割地賠款，多是在戰爭中一路打到撐不下去，才在軍事領袖與政治菁英間形成共識，決定與對方談判終戰條件。但通常作出不光榮終戰決定的政治領袖們，都得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一戰的俄羅斯沙皇垮台，十月革命。德皇下台流亡，軍人覺得自己被出賣，二十年後養出希特勒。清朝一路割地賠款，最後賠掉整個王朝。
相反的，如果當年邱吉爾在敦克爾克撤退後，不是決心在海灘抵抗，在田野抵抗，在街頭抵抗。如果史達林沒有動員全國7成以上男性勞動力，投入前線和工業生產，二戰的贏家將是希特勒，今日的世界統治者將是納粹。如果不是老蔣當年當年決心抗日，現在不會有中共，不會有中華民國，更不會有黃埔國軍。當年主張「終戰指導」曲線救國的是汪精衛和偽滿州國，現在這些自稱老蔣門生的黃埔將軍，怎會棄老蔣而追從汪精衛的思路?不覺得自己很可恥嗎?
場景切換到今日烏克蘭，當烏克蘭民眾群情激憤，決心抗敵到底，布查慘案更激怒全世界時，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澤連斯基在俄軍退出烏克蘭領土前，就算想妥協，也沒有妥協空間，這是他說談判結果還要經過公投的主要原因。換個角度，如果澤連斯基此時一意孤行，讓步妥協，尋求「終戰指導」，割地賠款，那他可能會看不到明天的太陽，或者迅即被推翻，民兵與堅定抵抗者繼續作戰，國家分裂，各自為戰，變成阿富汗塔利班那種抵抗模式。烏克蘭可能連維持一個穩定完整的國家都不可得。這樣會比較好嗎?恐怕不會。
講白點，台灣若干論者所謂「終戰指導」，根本就是斷章取義，藉題發揮，偷換概念的「糖衣毒藥」，是用學術名詞包裝過的「繳槍不殺」、「棄械投降」。這個概念在2008年9月，首次由馬政府的國安會提出來，當時就受到各方猛烈抨擊而胎死腹中，沒想到現在又被拿出來講。照近日藍營群組中若干自稱軍事專家或TCIA的說法，台灣合理的「終戰指導」，也就是放棄抵抗，宣佈投降的那條線，應該設在台灣的海岸線，當共軍成功登陸時，代表台灣海空軍的抵抗力量已經瓦解，沒有海空戰力掩護，再打陸戰也是輸，那為什麼還要繼續生靈塗炭呢？再打下去，美軍也不會來救你，那為什麼還要打呢？台灣為什麼要當美中對抗的代理戰士，徒讓自己打成一片焦土，跟烏克蘭人一樣愚蠢呢？
證諸前論，這些藍營紅統說法是故意將有限戰爭使用的戰略概念偷換到抵抗侵略的全面戰爭上，以圖削弱軍隊與全民的抵抗意志。在衛國戰爭中，真正的決定因素，是民眾是否接受另一個國家的統治方式？二戰波蘭被德蘇夾殺而投降，結果德國這邊數百萬猶太人與波蘭人被殺，蘇聯則將一整代軍官與菁英埋在卡廷森林。烏克蘭人也曾視納粹德軍為解放者，隨即發現他們比史達林更殘暴，於是起而反抗。烏克蘭人與波蘭人，或者最近很嗆的芬蘭人，都知道俄國佬的統治是怎麼回事，因此寧死不屈。今日台灣民眾會問自己的是：你想像新疆人一樣去再教育營嗎？你想如香港年輕人一樣被消失嗎？你想像上海人一樣被關在家裡餓死嗎？如果不想，那就在還能拿起槍的時候奮起抵抗，不要等到沒槍的時候痛哭哀嚎，這才是民主國家抵抗決心的源頭。
當人們決定不接受侵略者統治模式而起身抵抗，那就是一場全面戰爭的開始，而全面戰爭幾乎一定打到某一方放棄或無條件投降，不太可能有所謂的「終戰指導」。就算有組織的抵抗失敗，游擊戰與反抗運動依然會以其他方式持續，而其成敗關鍵在於「時間」。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不死就能贏，關鍵就是「時間」。中國的人民戰爭從1921到1949，打了28年；越盟從1945打到1975，鬥爭了30年；阿富汗從1979打到2021，先後經歷美蘇兩個強權，打了42年。這些戰爭的確打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但只要有10%以上的人們決心不接受侵略者統治，統治者便無法安枕。這種「不可統治」的決心，才是真正的嚇阻力量，迫使大國只能談，不敢打，從而取得嚇阻的成功與談判的籌碼。
再講美中代理戰爭。的確，韓戰之後美國人就覺得，一場美軍佔90%的境外作戰，根本是個不合理也不合算的軍事行動，所以才有所謂「終戰指導」，作為進行代理戰爭時的政策依據。但在阿富汗、烏克蘭、或者台灣抵抗中共入侵，大國視角的「代理戰爭」(Proxy War)，卻是關係本地人生死存亡的全面戰爭，那不是幫別人打的戰爭，而是需要尋求外力支援的，自己動手打的生存戰爭。整個作戰型態與戰鬥意志都與有限戰爭或低度衝突完全不一樣，不可混為一談。而其「終戰條件」，也只會有全面勝利與全盤失敗兩個極端，其間很難有妥協的空間，這是從歷史總結的殘酷結論，恐怕很難跳脫。
最後，還是要強調，「嚇阻」成功的要件有3個C，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及溝通(Communication)，三者缺一不可。「能力」取決於裝備及兵員數量等有形力量，「可信度」則取決抵抗決心與抵抗意志，而「終戰指導」正是作用在「可信度」這個點上。有考試就有作弊，有標準答案就有取巧方法，當我們國安高層釋出「終戰指導」這個題目，就等於在告訴侵略者，我們的抵抗意志是有限度的。那不會是一種合理的戰略設定，反而會是一種最爛的嚇阻「溝通」。就跟越戰美軍不會越過17度線一樣，等於在告訴敵人說:「鑰匙在鞋墊底下，只要你進了門，我就不會抵抗!」這剛好是破壞嚇阻效力的引狼入室宣言，反會將台灣引入戰爭。
拜託一下國安高層與軍方，老美的名詞不要亂用，不要老是自曝其短，讓敵人看見自己心底最深的恐懼。台灣得把自己練成一根啃不動的硬骨頭，讓敵人認知到這塊土地「不可佔領」，那才會是真正有效的「嚇阻戰略」。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 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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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整套論述的前提有兩個：一是所談論的軍事衝突，幾乎全是美國干涉外國的軍事行動，例如越戰、伊拉克、或阿富汗，其戰爭層級僅限於低強度衝突和有限戰爭，幾乎不曾談到為保衛國家生存而戰的全面戰爭，或世界大戰等級的高強度衝突。二是美國會如此談論戰爭指導，是因為美國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戰略家史奈德(Glenn Herald Snyder)曾說過，美國常常把自家戰略理論套在其他國家身上，卻老是出錯，是因為美國「北邊是他兄弟，南邊是他兒子，左邊是魚，右邊是魚」。1812年美英戰爭之後，本土從未被外國侵略。即使二戰希特勒想用潛艇把戰爭帶到美國家門口，但也僅能嚇嚇人而已。
換句話說，「終戰指導」這個概念，根本不適用於遭受外敵侵犯本土，意圖消滅整個國家，佔領土地的「衛國戰爭」。站在侵略的一方，當然會有「終戰指導」，希望能用最少的代價迫使對方投降或喪失抵抗能力，以圖速戰速決，三月亡華。但站在被侵略的一方，其開戰時唯一的目標，就是將侵略者逐出國境，否則就只有亡國滅種，也不需要什麼指導了。在兩者之間，只有類似蘇芬戰爭那種狀況，直到雙方都打到打不下去，侵略者得不償失後縮減軍事目標，自家也在勉強可接受範圍內忍受恥辱，割地賠款，尋求談判停火，日後徐圖再舉。而這種「終戰指導」，也是在戰爭過程中作成的，不是沒開戰就設定好的。
也就是說，在一場反侵略的衛國戰爭中，根本沒有什麼開戰前準備好的「終戰指導」。所有歷史上看到的終戰妥協、投降議和、割地賠款，多是在戰爭中一路打到撐不下去，才在軍事領袖與政治菁英間形成共識，決定與對方談判終戰條件。但通常作出不光榮終戰決定的政治領袖們，都得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一戰的俄羅斯沙皇垮台，十月革命。德皇下台流亡，軍人覺得自己被出賣，二十年後養出希特勒。清朝一路割地賠款，最後賠掉整個王朝。
相反的，如果當年邱吉爾在敦克爾克撤退後，不是決心在海灘抵抗，在田野抵抗，在街頭抵抗。如果史達林沒有動員全國7成以上男性勞動力，投入前線和工業生產，二戰的贏家將是希特勒，今日的世界統治者將是納粹。如果不是老蔣當年當年決心抗日，現在不會有中共，不會有中華民國，更不會有黃埔國軍。當年主張「終戰指導」曲線救國的是汪精衛和偽滿州國，現在這些自稱老蔣門生的黃埔將軍，怎會棄老蔣而追從汪精衛的思路?不覺得自己很可恥嗎?
場景切換到今日烏克蘭，當烏克蘭民眾群情激憤，決心抗敵到底，布查慘案更激怒全世界時，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澤連斯基在俄軍退出烏克蘭領土前，就算想妥協，也沒有妥協空間，這是他說談判結果還要經過公投的主要原因。換個角度，如果澤連斯基此時一意孤行，讓步妥協，尋求「終戰指導」，割地賠款，那他可能會看不到明天的太陽，或者迅即被推翻，民兵與堅定抵抗者繼續作戰，國家分裂，各自為戰，變成阿富汗塔利班那種抵抗模式。烏克蘭可能連維持一個穩定完整的國家都不可得。這樣會比較好嗎?恐怕不會。
講白點，台灣若干論者所謂「終戰指導」，根本就是斷章取義，藉題發揮，偷換概念的「糖衣毒藥」，是用學術名詞包裝過的「繳槍不殺」、「棄械投降」。這個概念在2008年9月，首次由馬政府的國安會提出來，當時就受到各方猛烈抨擊而胎死腹中，沒想到現在又被拿出來講。照近日藍營群組中若干自稱軍事專家或TCIA的說法，台灣合理的「終戰指導」，也就是放棄抵抗，宣佈投降的那條線，應該設在台灣的海岸線，當共軍成功登陸時，代表台灣海空軍的抵抗力量已經瓦解，沒有海空戰力掩護，再打陸戰也是輸，那為什麼還要繼續生靈塗炭呢？再打下去，美軍也不會來救你，那為什麼還要打呢？台灣為什麼要當美中對抗的代理戰士，徒讓自己打成一片焦土，跟烏克蘭人一樣愚蠢呢？
證諸前論，這些藍營紅統說法是故意將有限戰爭使用的戰略概念偷換到抵抗侵略的全面戰爭上，以圖削弱軍隊與全民的抵抗意志。在衛國戰爭中，真正的決定因素，是民眾是否接受另一個國家的統治方式？二戰波蘭被德蘇夾殺而投降，結果德國這邊數百萬猶太人與波蘭人被殺，蘇聯則將一整代軍官與菁英埋在卡廷森林。烏克蘭人也曾視納粹德軍為解放者，隨即發現他們比史達林更殘暴，於是起而反抗。烏克蘭人與波蘭人，或者最近很嗆的芬蘭人，都知道俄國佬的統治是怎麼回事，因此寧死不屈。今日台灣民眾會問自己的是：你想像新疆人一樣去再教育營嗎？你想如香港年輕人一樣被消失嗎？你想像上海人一樣被關在家裡餓死嗎？如果不想，那就在還能拿起槍的時候奮起抵抗，不要等到沒槍的時候痛哭哀嚎，這才是民主國家抵抗決心的源頭。
當人們決定不接受侵略者統治模式而起身抵抗，那就是一場全面戰爭的開始，而全面戰爭幾乎一定打到某一方放棄或無條件投降，不太可能有所謂的「終戰指導」。就算有組織的抵抗失敗，游擊戰與反抗運動依然會以其他方式持續，而其成敗關鍵在於「時間」。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不死就能贏，關鍵就是「時間」。中國的人民戰爭從1921到1949，打了28年；越盟從1945打到1975，鬥爭了30年；阿富汗從1979打到2021，先後經歷美蘇兩個強權，打了42年。這些戰爭的確打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但只要有10%以上的人們決心不接受侵略者統治，統治者便無法安枕。這種「不可統治」的決心，才是真正的嚇阻力量，迫使大國只能談，不敢打，從而取得嚇阻的成功與談判的籌碼。
再講美中代理戰爭。的確，韓戰之後美國人就覺得，一場美軍佔90%的境外作戰，根本是個不合理也不合算的軍事行動，所以才有所謂「終戰指導」，作為進行代理戰爭時的政策依據。但在阿富汗、烏克蘭、或者台灣抵抗中共入侵，大國視角的「代理戰爭」(Proxy War)，卻是關係本地人生死存亡的全面戰爭，那不是幫別人打的戰爭，而是需要尋求外力支援的，自己動手打的生存戰爭。整個作戰型態與戰鬥意志都與有限戰爭或低度衝突完全不一樣，不可混為一談。而其「終戰條件」，也只會有全面勝利與全盤失敗兩個極端，其間很難有妥協的空間，這是從歷史總結的殘酷結論，恐怕很難跳脫。
最後，還是要強調，「嚇阻」成功的要件有3個C，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及溝通(Communication)，三者缺一不可。「能力」取決於裝備及兵員數量等有形力量，「可信度」則取決抵抗決心與抵抗意志，而「終戰指導」正是作用在「可信度」這個點上。有考試就有作弊，有標準答案就有取巧方法，當我們國安高層釋出「終戰指導」這個題目，就等於在告訴侵略者，我們的抵抗意志是有限度的。那不會是一種合理的戰略設定，反而會是一種最爛的嚇阻「溝通」。就跟越戰美軍不會越過17度線一樣，等於在告訴敵人說:「鑰匙在鞋墊底下，只要你進了門，我就不會抵抗!」這剛好是破壞嚇阻效力的引狼入室宣言，反會將台灣引入戰爭。
拜託一下國安高層與軍方，老美的名詞不要亂用，不要老是自曝其短，讓敵人看見自己心底最深的恐懼。台灣得把自己練成一根啃不動的硬骨頭，讓敵人認知到這塊土地「不可佔領」，那才會是真正有效的「嚇阻戰略」。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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