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報》報導，台灣為漁業大國，繁榮的漁業經濟背後仰賴眾多東南亞漁工勞力支撐。我國外籍漁工分為境內聘雇和境外聘雇兩類，據統計，2020年我國聘僱的境內漁工為1萬1,343人，境外漁工受到疫情影響略減至1萬9,642人，儼然是台灣漁業經濟不可或缺的勞動力，然而漁工卻仍長期面臨各種勞動困境，權益改善推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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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外籍漁工分為境外聘雇和境內聘雇兩種，前者不受《勞基法》保障、由漁業署管轄，他們多在遠洋漁船上工作，一年半載才能靠港上陸一次，工作環境血汗，也更容易成為人口販運或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境內聘雇漁工勞動條件則受《勞基法》保障，主管機關為勞動部，多在近海漁船上從事捕撈工作，每日都能靠港上岸，處境一般較佳。
這樣將外籍漁工分為境內、外的歧視性雙軌制度長期飽受爭議，尤其是境外聘雇漁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動契約之簽訂往往從一開始就對漁工形成剝削問題，遠洋漁工遭到不當剋扣薪資、工時過長、證件被扣、虐待囚禁等違反勞動權益情事屢見不鮮 。由於境外聘雇漁工主管機關為不具勞動保護專業的漁業署，而非勞動部管轄，執行人員遇到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案件時識別能力不足，容易將相關人權侵犯事件當作「勞資爭議」處理，因此實際被偵辦的案件並不多。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問題報告（TIP）中也指出，勞動部、漁業署的權責劃分導致漁工問題長期難被解決。
針對掛籍海外、實則由台灣人經營管理的「權益船」，台灣政府長期以「對外國籍漁船無管轄權」為由規避責任，然而實際上若涉及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的人員為我國籍，我國理應有完整行政與司法管轄權，但漁船靠港時漁業署未積極上船訪查、勞動部也怠於處理，漁工人權淪為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皮球。
此外，不論勞動部或漁業署，監督訪視力道皆相當薄弱，勞動部為了訪查方便，108年執行的專案訪查甚至僅限於製造業及家庭類移工，審查機制失靈使外籍漁工經常面臨勞動剝削、薪資遭苛扣、雇主未確實替漁工投保等情事。
缺乏私人領域、住宿環境低落是在台移工普遍面臨的處境，漁工也不例外。儘管境內聘雇漁工勞動條件受《勞基法》保障，相比遠洋漁工處境較佳，但同樣面臨許多問題。勞動部訂定「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中沒有規範雇主須提供漁工陸地上安全的居所，而雇主一般希望漁工幫忙顧船、再加上漁工每月扣掉膳宿費及仲介費後薪資有限，為了省錢也多不願再花錢另租陸上宿舍居住，導致大多數漁工「以船為家」的情形，住宿條件低落。此外，由於近海漁船通常是噸位數較小的船隻，內部空間小、較不易進行完整的宿舍規劃，因此漁工的居住空間往往相當狹窄，居住品質低落、缺乏隱私空間。
居住品質糟糕之餘，由於漁工所有生活起居皆在船上，食衣住行皆仰賴雇主協助，漁工經常面臨缺乏乾淨飲用水、飲食衛生條件差、沒有廁所或盥洗室等基本人權設施窘境，而要在甲板上或港邊洗冷水澡，或到人煙稀少的消波塊上廁所等，衛生條件低落，更存在安全問題。此外，外籍漁工工作內容繁重、屬高強度勞動，對身體負荷較大；然漁港多位於偏鄉，醫療資源取得不易，漁工身體不舒服時往往要選擇隱忍，長期下來對漁工健康形成隱憂。
這樣「廠住不分離」的情況剝奪漁工的上岸休息權，讓上、下班時間區分不明，更形成安全疑慮，如2019年宜蘭南方澳跨港大橋坍塌事件，若不是因為漁工即便下班也待在船上，也不會釀成6名印尼籍與菲律賓籍漁工不幸身亡的結果。
近年來，越來越多漁工血汗剝削事件躍上國際媒體，包括2015年屏東福賜群上印尼漁工Supriyanto死亡事件、2018年福牲11號案漁工血汗剝削等案件，皆讓台灣國際人權形象大受打擊，漁獲遭歐盟舉黃牌、被美國國務院列入「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同工制品清單、2020年甚至有四艘我國籍漁船或權宜船遭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發出扣押令，種種事件都使台灣遭到國際人權團體譴責，甚至在海外受到抵制，漁工勞權議題也成為兩公約審查時，國際審查委員關注的焦點。
這些例子都指出，國際社會對勞權重視日益提升，也越來越要求企業自律、確保供應鏈符合人權。就連政府一直不願面對的權宜船問題，仍舊成為台灣被列入《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的原因之一，顯見台灣持續聲稱對權宜船無管轄權也沒有用，因為國際制裁不會因此而停止。台灣政府或相關企業若再不轉型、持續懷抱僥倖心態規避責任、互踢皮球，未來將難以在國際漁業市場生存，不僅有損台灣向來引以自豪的人權形象，更將動搖我國龐大的漁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