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石秀娟雅加達2日專電）雅加達中國城有座閩南式建築，門前兩座石獅讓人以為是寺廟，其實是名列印尼百大最美麗教堂之一的天主教法蒂瑪聖母堂，見證了印尼30多年排華政策造成的歷史傷痕。
天主教法蒂瑪聖母堂（St. Maria De Fatima）位於雅加達老城區的草埔（Glodok）唐人街，是當地華裔天主教徒的重要信仰中心，成立超過66年。這棟房子則是源自19世紀初的建築，已有約200年的歷史。
法蒂瑪聖母堂的神父葛帕西烏斯（Gerpasius Rantetana）說，教堂曾獲選為印尼百大最美麗的教堂，也是受法律保護的文化資產，任何變動都須先獲得許可。
根據教堂簡介，這裡原是中國閩南傳統的四合院豪華民宅。走進前庭，屋頂正脊用紅色畫印著「福壽康寧」，兩側屋頂上的「泉州府」與「南安縣」，說明這戶中國移民的祖籍，後棟的「合家平安」在歲月沖刷下，已有斑駁脫落。
天主教雅加達總教區1953年為了拓展華裔信徒，決定在草埔唐人街購地興建教堂和學校，造就這座中西合璧、風格獨特的教堂。
葛帕西烏斯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整個園區是陸續購地、擴建而成的，經過多次工程、整修，但仍保有原始建築的結構與特色，原本的庭院作為禮拜堂使用，「只有禮拜堂的前方做了些調整，改為祭壇」。
葛帕西烏斯說，聖母堂的教友多是華裔印尼人。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前，每週都有一次中文彌撒；不過，近幾年來，「由於聖母堂的神父都不懂中文，中文彌撒都由外來的神父主持」。
聖母堂自創建後就有中文彌撒，教堂內仍有許多正體中文聖經、感恩祭典等藏書，以前的神父也會說中文。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掌權後，印尼實施約34年的排華政策，摧毀一個世代華裔印尼人的中文能力，聖母堂見證這段歷史。
印尼1965年9月30日發生軍事政變，當時是陸軍少將的蘇哈托趁勢掌握軍權。他指控政變由共產黨操控，在全國發動對共產黨員的大清洗，許多華人遭屠殺，接著在1967年推翻總統蘇卡諾（Sukarno），獨裁統治至1998年。
蘇哈托禁止華裔印尼人使用中文名字，禁說華語、關閉華文的學校、媒體和社團，招牌、菜單也不得用中文。他執政晚期政治、社會動盪，受金融風暴衝擊，排華動亂再起。排華政策直到2001年才由當時的總統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廢除。
草埔唐人街不太容易見到中文招牌，曾派駐印尼的前外交官李東明在著作「看見印尼」寫到，印尼排華同化政策造就現在「不太像傳統唐人街」的中國城。
法蒂瑪聖母堂的前教會委員余麗芳說，蘇哈托每年農曆年前都會頒布禁止在公共場合慶祝春節的規定，但當時聖母堂仍能舉辦除夕感恩彌撒，只不過也是戰戰兢兢。她說，「那天我們是主人，我們都站在教堂前面，很怕軍人來把我們帶走」。
余麗芳說，教堂的中文彌撒也照常舉行，「每星期一次，所以我的中文不會退步」。
聖母堂與天主教聖三堂是雅加達當時極少數中文還能偶爾使用到的地方，有一說是蘇哈托的妻子西蒂（Siti Hartinah）曾信仰天主教之故。
余麗芳說，她從小讀台灣學校，學注音符號、繁體中文。蘇哈托上台時，她高二，所有華文學校都關閉，她也進印尼學校，在外都不能講中文，「我們都靜靜的」。
她說，當時「每家每戶有中文書籍的都要燒掉，在家裡燒」，有一度「我的媽媽把我藏到親戚家裡，很怕被他們抓」。她有一個親戚家曾被發現有中文書籍，親戚的小孩被抓去關，後來保出來後，他們不敢再住印尼，搬到香港。
余麗芳曾在聖母堂擔任多年的教會委員，並自2008起開設華文補習班，長達11年，提供教友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的機會。她當年60歲，為了教學，還特地就讀廣州暨南大學與福清公會（華人社團）合作、在雅加達開設的華文教育系。
她說，「最主要是要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有我們的節日，像冬至、中秋節為何吃中秋餅，端午節吃粽子」等等，讓華裔印尼人找回文化的根。她自教會委員退任後，教堂已經兩屆沒有懂中文的教委，華文班的教委也由不懂中文的印尼人擔任。
余麗芳說，教會通曉中文的人當中，她最年輕，60多歲、50多歲、40多歲的人都不懂中文，30多歲這輩有人到中國或台灣讀書，才學好中文。排華政策影響深遠，她感嘆，「我們要找接班人很難，要找一個懂中文的神父也難」。（編輯：郭中翰）11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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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瑪聖母堂的神父葛帕西烏斯（Gerpasius Rantetana）說，教堂曾獲選為印尼百大最美麗的教堂，也是受法律保護的文化資產，任何變動都須先獲得許可。
根據教堂簡介，這裡原是中國閩南傳統的四合院豪華民宅。走進前庭，屋頂正脊用紅色畫印著「福壽康寧」，兩側屋頂上的「泉州府」與「南安縣」，說明這戶中國移民的祖籍，後棟的「合家平安」在歲月沖刷下，已有斑駁脫落。
天主教雅加達總教區1953年為了拓展華裔信徒，決定在草埔唐人街購地興建教堂和學校，造就這座中西合璧、風格獨特的教堂。
葛帕西烏斯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整個園區是陸續購地、擴建而成的，經過多次工程、整修，但仍保有原始建築的結構與特色，原本的庭院作為禮拜堂使用，「只有禮拜堂的前方做了些調整，改為祭壇」。
葛帕西烏斯說，聖母堂的教友多是華裔印尼人。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前，每週都有一次中文彌撒；不過，近幾年來，「由於聖母堂的神父都不懂中文，中文彌撒都由外來的神父主持」。
聖母堂自創建後就有中文彌撒，教堂內仍有許多正體中文聖經、感恩祭典等藏書，以前的神父也會說中文。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掌權後，印尼實施約34年的排華政策，摧毀一個世代華裔印尼人的中文能力，聖母堂見證這段歷史。
印尼1965年9月30日發生軍事政變，當時是陸軍少將的蘇哈托趁勢掌握軍權。他指控政變由共產黨操控，在全國發動對共產黨員的大清洗，許多華人遭屠殺，接著在1967年推翻總統蘇卡諾（Sukarno），獨裁統治至1998年。
蘇哈托禁止華裔印尼人使用中文名字，禁說華語、關閉華文的學校、媒體和社團，招牌、菜單也不得用中文。他執政晚期政治、社會動盪，受金融風暴衝擊，排華動亂再起。排華政策直到2001年才由當時的總統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廢除。
草埔唐人街不太容易見到中文招牌，曾派駐印尼的前外交官李東明在著作「看見印尼」寫到，印尼排華同化政策造就現在「不太像傳統唐人街」的中國城。
法蒂瑪聖母堂的前教會委員余麗芳說，蘇哈托每年農曆年前都會頒布禁止在公共場合慶祝春節的規定，但當時聖母堂仍能舉辦除夕感恩彌撒，只不過也是戰戰兢兢。她說，「那天我們是主人，我們都站在教堂前面，很怕軍人來把我們帶走」。
余麗芳說，教堂的中文彌撒也照常舉行，「每星期一次，所以我的中文不會退步」。
聖母堂與天主教聖三堂是雅加達當時極少數中文還能偶爾使用到的地方，有一說是蘇哈托的妻子西蒂（Siti Hartinah）曾信仰天主教之故。
余麗芳說，她從小讀台灣學校，學注音符號、繁體中文。蘇哈托上台時，她高二，所有華文學校都關閉，她也進印尼學校，在外都不能講中文，「我們都靜靜的」。
她說，當時「每家每戶有中文書籍的都要燒掉，在家裡燒」，有一度「我的媽媽把我藏到親戚家裡，很怕被他們抓」。她有一個親戚家曾被發現有中文書籍，親戚的小孩被抓去關，後來保出來後，他們不敢再住印尼，搬到香港。
余麗芳曾在聖母堂擔任多年的教會委員，並自2008起開設華文補習班，長達11年，提供教友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的機會。她當年60歲，為了教學，還特地就讀廣州暨南大學與福清公會（華人社團）合作、在雅加達開設的華文教育系。
她說，「最主要是要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有我們的節日，像冬至、中秋節為何吃中秋餅，端午節吃粽子」等等，讓華裔印尼人找回文化的根。她自教會委員退任後，教堂已經兩屆沒有懂中文的教委，華文班的教委也由不懂中文的印尼人擔任。
余麗芳說，教會通曉中文的人當中，她最年輕，60多歲、50多歲、40多歲的人都不懂中文，30多歲這輩有人到中國或台灣讀書，才學好中文。排華政策影響深遠，她感嘆，「我們要找接班人很難，要找一個懂中文的神父也難」。（編輯：郭中翰）111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