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被妳知道嗎,我前幾天去一個羅老師那邊算牌,算得超準的⋯⋯」男人一回到家就興沖沖地說。「你說那個長得像狐狸精的老師嗎?看你發漏她臉書很久了⋯⋯」女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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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怎麼這樣說人家,她也是研究很久了好不好,而且她的諮詢費很貴耶,一小時要三千多,不一定排得到。」男人又白目地補一刀。

「好啊,那你說看看她講了什麼?」女人說,嘴角輕微上揚。
「她說我最近工作運氣不太好,常常會遇到小人,要我小心一點,不是自己的事情不要插手。靠,超準的,如果早點去算的話就不會被Jason捅那一刀!」男人說,臉上掛著笑容繼續滑那老師的粉專。女人心裡幽幽地想:這件事老娘不是800年前就跟你說過了嗎?當時不信我,現在才信她,是哪招?算命,是為了掌控那些不可控我之前常常酸那些「真正愛妳的男人會做的七件事」、「愛上就不會放手的星座前三名」的文章,我總是不能了解是什麼樣的雷電交加的機緣,讓一個人的感情選擇需要依靠命運、星象、還有專家的說法。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想法其實有一點偏頗,而且並沒有辦法看到事情的全貌,因為人是討厭不確定感的動物。當一個人遇到一些不可控制的事情時候,他當然希望會去找到一些相對來說可以讓自己安心、或者可以讓自己比較有控制感的方法。我想起某一次上課的時候系主任問在座的準諮商師們一句話:「當你的人生遇到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痛苦的時候,你會去找諮商師,還是會找宗教的支持?」雖然說是這樣說,但當「命運好好玩」之類的話題出現在情侶溝通之間,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玩了。為什麼我說的他都不信,專家說跟我一樣的他就信?「我在想,夢裡面那個孱弱的老太太,會不會是妳對死亡的恐懼的一種投射?」某次一個學弟和他的女朋友討論彼此的夢,因為已經相處很久了,他很快就跟現實中她的生活事件做了一些連結。

「哪有,你不會就不要亂說好不好,你以為你歐曼阿?*」她說,結果一個月之後,她的諮商師說了一樣的話,她就相信了。學弟很生氣,為什麼自己所說的她都不相信,諮商師只是輕輕的點一下她就相信了?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妳忠告自己的伴侶要小心公司某一個小人,不如爽報上面星座運勢的一句話;妳勸他最近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卻比不上他去找塔羅老師的一句叮嚀。關於這個議題,其實有兩個可以思考的點:

1.越真實,越否認

否認(Denial)是一個常見的心理防衛機轉(邱珍琬,2016),當一個人覺得妳描述的狀況和他真實的自己很貼近,但那個狀況又是他所抗拒不能接受的時候,第一時間會採取否認的方式,「我哪是那樣!」、「我才沒有好不好!」、「哪會那麼衰!」,尤其當妳去「挑戰」他的否認的時候,他更不會承認,因為他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去接納這塊,屬於自己的陰影。所以,當他在星座、命理、或者是其他老師第二次跟他說的時候,可能已經到達「比較可以接受」的時候了。

2.訊息的可信度,要看傳播者

許多傳播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顯示,(Gladwell,2015)傳播者(就是告訴妳這個訊息的人)是誰,也會影響妳是否要相信這個訊息的內容。一般來說,我們會對於專家、或者是在某一個領域有研究、有聲望的人,感到信賴,也比較願意尋求他們的意見。

妳始終在乎的,都不是他信不信

其實,不論是上面學弟解夢的例子,或者是妳日常生活當中對伴侶的叮嚀比不上一位命理老師,妳始終在乎的都不是那些星座命運,而是他是否信任別人,大過於信任妳。過去的許多研究當中大概都可以發現,感情裡面最珍貴的成分,是我們可以在這段關係裡面獲得保護、重視和信任(Feeney、Collins,2001;Rusbult、Martz與Agnew,1998;Vinkers、Finkenauer與Hawk,2011),而且這過程是「互相」的。當他寧可去相信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卻不相信妳的時候,內心的那種難過,可能促發了妳被否定、被看不起、或是被拋棄的擔憂——尤其是,當那個「老師」還有可能是妳情敵的時候——就像一開始的那個例子。當然,有時候說出自己真實的擔憂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們常常會透過一相反的話如「你那麼愛相信就去相信好了」、「反正你沒有我也沒差」、「對啦,她說的都對啦我說的都吃屎啦」等之類的話,來落入他「妳又在情緒化鬧彆扭」的圈套(黃之盈,2016)。其實妳,遠遠還有別的選擇。誠實的說出:「聽你說,你很相信那個命理老師的話,可是我之前明明有跟你說過一樣的,我心裡其實有點不是滋味(最重要的是這句)。」然後邀請他說說看他的想法,或許妳也有機會,跳脫出以往,重複爭吵「其實我不重要吧」的迴圈。海苔熊



*歐曼讀夢團體創始人,有興趣者可見Ullman(2007)。

延伸閱讀

Feeney, B. C.、Collins, N. L. (2001)。 Predictors of caregiving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 attach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Artic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6),頁 972-994。

Gladwell, M.(2015)。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引爆趨勢: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典藏紀念版)(齊思賢譯)。台灣:時報出版。

Rusbult, C. E.、Martz, J. M.、Agnew, C. R.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Article]。Personal Relationships 5(4),頁 357-391。

Ullman, M.(2007)。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汪淑媛譯)。台灣:心理。

Vinkers, C. D. W.、Finkenauer, C.、Hawk, S. T. (2011)。 Why do close partners snoop? Predictors of intrusive behavior in newlywed couples[Article]。Personal Relationships 18(1),頁 110-124。 doi: 10.1111/j.1475-6811.2010.01314.x

邱珍琬(2016)。圖解諮商理論與技術。台灣:五南。

黃之盈(2016)。從此,不再複製父母婚姻:35種練習,揮別婚姻地雷,找回幸福。台灣: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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