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學姐帶去見子君的時候，子君正在化妝，眼皮也不太抬，問：「怎麼稱呼妳？」
她怯怯地說：「子君姐好，我叫陳祥梅，我媽叫我香妹，您也可以這麼叫我。」
子君這才扭臉把她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看起來確實不臭。」
學姐打圓場，說：「她怎麼會臭？她們家開旅館的。可乾淨的！」
是，她此後能迅速得到子君的認可，全是因為母親的教養—母親年輕時在桂林賓館當接待員，接待過無數貴賓。她把從賓館學到的那一套標準，一絲不苟地帶回了陽朔。別家旅館都用浮誇的被套、床單，母親用純白的織品，並堅持每天漿洗；母親像個盡責的女主人，她家的早餐有咖啡、牛奶，客房有歡迎水果，櫃檯有雙語服務，客人來住過一次以上便記得住名字，所以很多外國背包客來陽朔住過她家以後，回去都會極力推薦。
也是母親堅持要她考大學、學商務英語的，母親告訴她：「心細也是本事。妳只要能察覺一個人最微小的習慣、照顧到他最私密的需要，並讓他感覺到他對妳而言是重要的，妳對於這個人來說，就是有價值的。」
母親這樣的女人啊，總是用她們有限的見識和無限的精力，隱忍、堅強地維持一個家，並把子女塑造出她們並不具備的模樣。
而在許多這樣的家庭裡，如果父親還能稍微盡到做父親的責任，那簡直可以說是圓滿幸福了。
開工前，她問學姐：「助理需要做什麼？」
學姐想了想，鄭重其事地回答她：「助理就是當明星的保姆，但香妹，妳不要習慣只是當保姆。」
＊
她大概用了兩週，就掌握了子君的生活規律—從她喜歡的水溫到她的經期。
她比了解做得更好：子君咳嗽了幾聲，隔天她遞給子君的保溫杯裡便泡上了羅漢果；子君喜歡吃水果，她會耐心地把每一種水果處理乾淨、去皮去核、切成大小合適的塊狀，子君上完妝吃，也不會弄髒脣膏；她的背包裡隨時放著OK繃、衛生棉、消毒水、一次性馬桶墊紙，乃至保險套，她也不會明目張膽地把私密用品大剌剌地掏出來遞給子君，而是算好了時間或場合，悄悄放在子君的飯店房間裡，第二天幫她收拾時，再靜靜地補充或收走，一切都是心照不宣。
她把從母親那裡學來的心細用到了極致，跟著子君在劇組拍了兩個月的戲，她大致摸清了劇組的權力體系和社交規則：子君從來不是劇組的核心人物，這一點，從燈光師幫她打光的用心程度，以及監製幫她安排的候場頻率與時長，即可知一二。
子君偶爾也想做點人情，打發她去買幾箱涼茶或礦泉水發給工作人員們。不像其他助理把飲料生硬地往別人面前一丟：「××姐請你喝東西。」她會拿一支麥克筆，一一問過每個人的名字，幫人家把名字寫在瓶身上。一來可以正式認識，二來片場人多，又都是一樣的飲料，幫人把名字寫在上面就不會搞混。
子君接的也不是大戲，多是資金很緊的劇組，沒有負責茶水的工作人員。她跟劇組混熟後，趁子君候場時，會自發性地擔起發茶水的工作，幫現場的工作人員發茶水。一來二去，從導演到場記，人人都說香妹不錯。子君想溜出劇組參加商業活動，她去跟監製說，基本上都可以准假。
真正令子君對她刮目相看的，是一篇通稿。
子君接的是古裝戲，某次劇組開放探班，那天的戲是子君在山中戲水，實景拍攝。四月一場春寒，早上又下了點雨，氣溫陡然下降。可是記者們全來了，機位也架好了，不拍不行。子君穿著輕薄的紗衣，顫抖著走進池塘，還要表現得無比歡快，拍了好幾顆鏡導演都不滿意，子君在池塘裡鐵青著臉，當著記者們的面完全無法發作，只得一遍一遍配合。最氣的是，記者們實際上是為了當紅男主角來的，結果到了現場才知道當天沒有安排男主角的戲，記者們立即興味索然，拍攝結束後願意留下來採訪子君的寥寥無幾。
有個網媒記者以為她是子君的宣傳，塞給她一張名片，問：「你們有通稿吧？寄我信箱。我有別的事，今天就不採訪了。」
子君坐車回酒店的路上止不住地罵聲連連：「他們就是故意的！我在那冰水裡泡得都要血崩了！我明天不拍了，我要去醫院體檢，出了問題我要告他們！」
她悄聲問：「子君姐，剛才有個媒體要通稿，我們有嗎？」
子君大罵：「通什麼通？還嫌我不夠丟臉嗎？」
回到房間，伺候子君睡下，她決定寫一則通稿。雖然子君氣急敗壞，但拍攝時她看起來還是很敬業的。她想了想，洋洋灑灑寫了一篇《當明星有多苦？×××被吊打，姚子君泡冰水連拍六小時導致婦科病》，發到記者郵箱。這個標題集合了獵奇、八卦、祕辛，還捆綁了同劇當紅男一號，即使放到現在看，亦堪稱完美。那網站記者連一個字都沒改，直接推到了隔天頻道頭條，迅速就在網路爆紅，各家都市報也紛紛登載。
子君確實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夜之間能成為各大門戶網站的焦點，訪談節目的邀約電話也紛至遝來，這個些許虛構的故事成為她至今還在用的哏，一接受採訪就苦大仇深地說：「當演員真的滿苦的，還記得我有一年冬天拍一場戲，冰水裡一泡就是好幾個小時，導演說可以了，我自己覺得還能更好，又讓他繼續拍。等我被撈起來，下半身都失去知覺了，落下一身病。回北京看中醫、做物理治療，現在還沒完全好。但片子一播，那場戲效果特別好，又覺得很值得⋯⋯」
那是子君第一次給她好臉色，子君從身後抱住她，嬌俏地說：「香妹，跟著我好好做，前途無量。」
＊
做得再好，也改變不了姚子君的吝嗇。
到後來她既是助理又是企宣，姚子君始終只付給她每個月兩萬塊，五年沒變過。她原本和另外兩個藝人的助理合租一間房，住到後來別人都陸續轉成企宣、執行經紀，搬出去單獨住了，她只得跟一任一任新來的北漂助理們繼續合租。到了年底，企宣們聚在一起，晒年終獎品。這個說老闆發了六位數紅包，那個說老闆不但發了紅包，還獎勵一家三口去杜拜旅遊。大家問她，「子君給妳發了什麼？」她指了指牆角六個名牌紙袋。大家說：「發名牌包也行啊！」她苦笑，說：「什麼啊！裡面是子君代言的牙膏，整整六大袋，還有一個三千八百元的紅包，這些就是我今年的年終。牙膏我死都用不完，帶過來跟大家分一分的。」眾人面面相覷，說：「妳不是在開玩笑？」她說：「真的沒在開玩笑，就是這麼慘。」
每次一提加薪，子君就拿這話來堵住她的嘴：「香妹，妳格局要大一些。妳現在這麼年輕，賺取經驗是最重要的，有了經驗，錢之後可以慢慢賺。」
她不知道自己的格局還要多大。子君出席一些高檔次的商業活動，沒有品牌肯借衣服，子君又捨不得花錢請造型師，她被逼得借朋友的信用卡去連卡佛（注：一間港資的英式百貨公司，在中國有多間分店）現買一件裙子讓子君不拆吊牌穿出去，回頭再拿回連卡佛退錢—這格局還不夠大？何況，子君不但穿她借錢買的名牌衣服，第二天通常還會獲得報導版面，畢竟，時尚娛樂媒體都喜歡用標明藝人穿了什麼時裝品牌的通稿。
許久以後，她遇見姚子君之前的企宣，根本無須刻意引導、煽風點火，對方便懂她的難處。
「她不是窮，」前企宣說，「她是發自內心覺得我們是她身上的寄生蟲，我們依附於她，沒有任何價值，她的名氣和收入全是她一個人賺的，或者自然而然就有的，跟我們的付出一點關係沒有。能賞我們口飯吃，已經是大恩大德了。」
她深表認同。
最終毀掉合作的，是子君對於過氣的歇斯底里。
一年一年，隨著子君從接近四十歲變成超過四十歲，做人又絲毫沒有長進，片約自然越來越少。子君越來越喪心病狂、不可理喻。
她先是沒有節制地微整形、做臉部填充，把本來頗有個性的小方臉硬生生捏出一個流行的尖下巴，抬頭紋、淚溝、法令紋、頸紋消得過於徹底，導致長期沒有臉部表情。有一次她填蘋果肌、豐額頭過狠，整個人看起來非常假。錢又捨不得不賺，頂著一張滑稽的臉出席活動，被媒體拍下來遭到網友大肆吐槽。儘管她幫子君發了通稿推託說是海外歸來時差嚴重，導致水腫，子君還是對她發了許久的脾氣。
每個月新的時尚雜誌一出，子君就會摔到她桌上，責問：「妳看，冰冰又上封面了。妳為什麼就不能努力一點？」她答：「我經常都在問相關的編輯，暫時沒有機會。」子君生氣，說：「妳找編輯有什麼用，直接聯繫主編！」
「我⋯⋯我不認識曉雪，也不認識蘇芒。」
子君把雜誌翻到版權頁，指給她看：「妳看！她們都有留主編的信箱，妳不會寫信去爭取啊？」
她瞠目結舌地看著子君，彷彿從未認識此人。
前幾年，子君簽約的經紀公司面臨改組，變成大經紀人制，正好她的合約即將到期，在公司詢問了一圈，幾個大經紀人面露難色，不願接手，老闆只好親自約子君談，委婉建議地說，「資歷也夠了，地位也到了，是該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了。」公司願意放開對子君的約束，讓子君獨立運作、獨立核算，這樣分成更少、路會更寬。
深夜回郊區別墅的路上，她和子君對第二天的行程，而子君只反覆想著飯桌上老闆的暗示，覺得萬念俱灰。車下了高速公路，路過別墅區附近的一片人工湖時，子君突然叫司機停下，對她說：「妳下去，我不舒服，想自己回家。」
她很驚恐，好聲好氣地求子君：「姐，在這裡下我叫不到車⋯⋯」
子君冷冰冰的，並不心軟：「妳下去，等一下會有車來的。」
她看著保姆車絕塵而去，感覺子君對她開了一個並不好笑的笑話。那時候還沒有叫車軟體，她在荒郊野外等了又等，連貨車都鮮少路過。沒有力氣感受委屈、害怕、憤怒，她只想趕緊回家。沿著湖邊往大路走的那一段，她倒是想起了從小到大，沿著走過的遇龍河，只是在陽朔，許多個晚上抬頭會看見浩瀚星空；而在北京，抬頭卻是漆黑一片。
在北京看不見星星。可是又有什麼關係？
在北京，妳看得見明星。看得見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機緣、做過什麼樣的犧牲，最終才得以走到鎂光燈下，熠熠生輝。
在北京，妳看得見高樓大廈、瓊樓玉宇。足夠努力，妳就能走入其中一間，與華府的主人談笑風生、飲酒作樂。乃至，親自成為某間華府的主人。
在北京，妳看得見生活的趣味。以各種顏色、氣息、味道、聲音、動作、語言⋯⋯的形式，無所不在，日新月異。
在北京，妳看得見自己的夢。看得見它如何從一個不可名狀的念頭，漸漸被這城市滋養、發出芽、長出脈絡、深深扎根，最終結成果。
她越走越快，也越走越輕鬆，不再害怕。穿越了這片黑暗，前面的燈火並不是老家的街巷。所以有什麼好怕的？她不會看見那些吃相難看的親戚、無事生非的鄰居，也不會聽見母親關切又無奈地問她：「怎麼回來了？」
她知道，她不會離開北京，但一定會離開子君。
文／王欣
本文出自《雖然苦，還是想活成令人羨慕的樣子》圓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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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這才扭臉把她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看起來確實不臭。」
學姐打圓場，說：「她怎麼會臭？她們家開旅館的。可乾淨的！」
是，她此後能迅速得到子君的認可，全是因為母親的教養—母親年輕時在桂林賓館當接待員，接待過無數貴賓。她把從賓館學到的那一套標準，一絲不苟地帶回了陽朔。別家旅館都用浮誇的被套、床單，母親用純白的織品，並堅持每天漿洗；母親像個盡責的女主人，她家的早餐有咖啡、牛奶，客房有歡迎水果，櫃檯有雙語服務，客人來住過一次以上便記得住名字，所以很多外國背包客來陽朔住過她家以後，回去都會極力推薦。
也是母親堅持要她考大學、學商務英語的，母親告訴她：「心細也是本事。妳只要能察覺一個人最微小的習慣、照顧到他最私密的需要，並讓他感覺到他對妳而言是重要的，妳對於這個人來說，就是有價值的。」
母親這樣的女人啊，總是用她們有限的見識和無限的精力，隱忍、堅強地維持一個家，並把子女塑造出她們並不具備的模樣。
而在許多這樣的家庭裡，如果父親還能稍微盡到做父親的責任，那簡直可以說是圓滿幸福了。
開工前，她問學姐：「助理需要做什麼？」
學姐想了想，鄭重其事地回答她：「助理就是當明星的保姆，但香妹，妳不要習慣只是當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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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大概用了兩週，就掌握了子君的生活規律—從她喜歡的水溫到她的經期。
她比了解做得更好：子君咳嗽了幾聲，隔天她遞給子君的保溫杯裡便泡上了羅漢果；子君喜歡吃水果，她會耐心地把每一種水果處理乾淨、去皮去核、切成大小合適的塊狀，子君上完妝吃，也不會弄髒脣膏；她的背包裡隨時放著OK繃、衛生棉、消毒水、一次性馬桶墊紙，乃至保險套，她也不會明目張膽地把私密用品大剌剌地掏出來遞給子君，而是算好了時間或場合，悄悄放在子君的飯店房間裡，第二天幫她收拾時，再靜靜地補充或收走，一切都是心照不宣。
她把從母親那裡學來的心細用到了極致，跟著子君在劇組拍了兩個月的戲，她大致摸清了劇組的權力體系和社交規則：子君從來不是劇組的核心人物，這一點，從燈光師幫她打光的用心程度，以及監製幫她安排的候場頻率與時長，即可知一二。
子君偶爾也想做點人情，打發她去買幾箱涼茶或礦泉水發給工作人員們。不像其他助理把飲料生硬地往別人面前一丟：「××姐請你喝東西。」她會拿一支麥克筆，一一問過每個人的名字，幫人家把名字寫在瓶身上。一來可以正式認識，二來片場人多，又都是一樣的飲料，幫人把名字寫在上面就不會搞混。
子君接的也不是大戲，多是資金很緊的劇組，沒有負責茶水的工作人員。她跟劇組混熟後，趁子君候場時，會自發性地擔起發茶水的工作，幫現場的工作人員發茶水。一來二去，從導演到場記，人人都說香妹不錯。子君想溜出劇組參加商業活動，她去跟監製說，基本上都可以准假。
真正令子君對她刮目相看的，是一篇通稿。
子君接的是古裝戲，某次劇組開放探班，那天的戲是子君在山中戲水，實景拍攝。四月一場春寒，早上又下了點雨，氣溫陡然下降。可是記者們全來了，機位也架好了，不拍不行。子君穿著輕薄的紗衣，顫抖著走進池塘，還要表現得無比歡快，拍了好幾顆鏡導演都不滿意，子君在池塘裡鐵青著臉，當著記者們的面完全無法發作，只得一遍一遍配合。最氣的是，記者們實際上是為了當紅男主角來的，結果到了現場才知道當天沒有安排男主角的戲，記者們立即興味索然，拍攝結束後願意留下來採訪子君的寥寥無幾。
有個網媒記者以為她是子君的宣傳，塞給她一張名片，問：「你們有通稿吧？寄我信箱。我有別的事，今天就不採訪了。」
子君坐車回酒店的路上止不住地罵聲連連：「他們就是故意的！我在那冰水裡泡得都要血崩了！我明天不拍了，我要去醫院體檢，出了問題我要告他們！」
她悄聲問：「子君姐，剛才有個媒體要通稿，我們有嗎？」
子君大罵：「通什麼通？還嫌我不夠丟臉嗎？」
回到房間，伺候子君睡下，她決定寫一則通稿。雖然子君氣急敗壞，但拍攝時她看起來還是很敬業的。她想了想，洋洋灑灑寫了一篇《當明星有多苦？×××被吊打，姚子君泡冰水連拍六小時導致婦科病》，發到記者郵箱。這個標題集合了獵奇、八卦、祕辛，還捆綁了同劇當紅男一號，即使放到現在看，亦堪稱完美。那網站記者連一個字都沒改，直接推到了隔天頻道頭條，迅速就在網路爆紅，各家都市報也紛紛登載。
子君確實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夜之間能成為各大門戶網站的焦點，訪談節目的邀約電話也紛至遝來，這個些許虛構的故事成為她至今還在用的哏，一接受採訪就苦大仇深地說：「當演員真的滿苦的，還記得我有一年冬天拍一場戲，冰水裡一泡就是好幾個小時，導演說可以了，我自己覺得還能更好，又讓他繼續拍。等我被撈起來，下半身都失去知覺了，落下一身病。回北京看中醫、做物理治療，現在還沒完全好。但片子一播，那場戲效果特別好，又覺得很值得⋯⋯」
那是子君第一次給她好臉色，子君從身後抱住她，嬌俏地說：「香妹，跟著我好好做，前途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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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再好，也改變不了姚子君的吝嗇。
到後來她既是助理又是企宣，姚子君始終只付給她每個月兩萬塊，五年沒變過。她原本和另外兩個藝人的助理合租一間房，住到後來別人都陸續轉成企宣、執行經紀，搬出去單獨住了，她只得跟一任一任新來的北漂助理們繼續合租。到了年底，企宣們聚在一起，晒年終獎品。這個說老闆發了六位數紅包，那個說老闆不但發了紅包，還獎勵一家三口去杜拜旅遊。大家問她，「子君給妳發了什麼？」她指了指牆角六個名牌紙袋。大家說：「發名牌包也行啊！」她苦笑，說：「什麼啊！裡面是子君代言的牙膏，整整六大袋，還有一個三千八百元的紅包，這些就是我今年的年終。牙膏我死都用不完，帶過來跟大家分一分的。」眾人面面相覷，說：「妳不是在開玩笑？」她說：「真的沒在開玩笑，就是這麼慘。」
每次一提加薪，子君就拿這話來堵住她的嘴：「香妹，妳格局要大一些。妳現在這麼年輕，賺取經驗是最重要的，有了經驗，錢之後可以慢慢賺。」
她不知道自己的格局還要多大。子君出席一些高檔次的商業活動，沒有品牌肯借衣服，子君又捨不得花錢請造型師，她被逼得借朋友的信用卡去連卡佛（注：一間港資的英式百貨公司，在中國有多間分店）現買一件裙子讓子君不拆吊牌穿出去，回頭再拿回連卡佛退錢—這格局還不夠大？何況，子君不但穿她借錢買的名牌衣服，第二天通常還會獲得報導版面，畢竟，時尚娛樂媒體都喜歡用標明藝人穿了什麼時裝品牌的通稿。
許久以後，她遇見姚子君之前的企宣，根本無須刻意引導、煽風點火，對方便懂她的難處。
「她不是窮，」前企宣說，「她是發自內心覺得我們是她身上的寄生蟲，我們依附於她，沒有任何價值，她的名氣和收入全是她一個人賺的，或者自然而然就有的，跟我們的付出一點關係沒有。能賞我們口飯吃，已經是大恩大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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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毀掉合作的，是子君對於過氣的歇斯底里。
一年一年，隨著子君從接近四十歲變成超過四十歲，做人又絲毫沒有長進，片約自然越來越少。子君越來越喪心病狂、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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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新的時尚雜誌一出，子君就會摔到她桌上，責問：「妳看，冰冰又上封面了。妳為什麼就不能努力一點？」她答：「我經常都在問相關的編輯，暫時沒有機會。」子君生氣，說：「妳找編輯有什麼用，直接聯繫主編！」
「我⋯⋯我不認識曉雪，也不認識蘇芒。」
子君把雜誌翻到版權頁，指給她看：「妳看！她們都有留主編的信箱，妳不會寫信去爭取啊？」
她瞠目結舌地看著子君，彷彿從未認識此人。
前幾年，子君簽約的經紀公司面臨改組，變成大經紀人制，正好她的合約即將到期，在公司詢問了一圈，幾個大經紀人面露難色，不願接手，老闆只好親自約子君談，委婉建議地說，「資歷也夠了，地位也到了，是該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了。」公司願意放開對子君的約束，讓子君獨立運作、獨立核算，這樣分成更少、路會更寬。
深夜回郊區別墅的路上，她和子君對第二天的行程，而子君只反覆想著飯桌上老闆的暗示，覺得萬念俱灰。車下了高速公路，路過別墅區附近的一片人工湖時，子君突然叫司機停下，對她說：「妳下去，我不舒服，想自己回家。」
她很驚恐，好聲好氣地求子君：「姐，在這裡下我叫不到車⋯⋯」
子君冷冰冰的，並不心軟：「妳下去，等一下會有車來的。」
她看著保姆車絕塵而去，感覺子君對她開了一個並不好笑的笑話。那時候還沒有叫車軟體，她在荒郊野外等了又等，連貨車都鮮少路過。沒有力氣感受委屈、害怕、憤怒，她只想趕緊回家。沿著湖邊往大路走的那一段，她倒是想起了從小到大，沿著走過的遇龍河，只是在陽朔，許多個晚上抬頭會看見浩瀚星空；而在北京，抬頭卻是漆黑一片。
在北京看不見星星。可是又有什麼關係？
在北京，妳看得見明星。看得見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機緣、做過什麼樣的犧牲，最終才得以走到鎂光燈下，熠熠生輝。
在北京，妳看得見高樓大廈、瓊樓玉宇。足夠努力，妳就能走入其中一間，與華府的主人談笑風生、飲酒作樂。乃至，親自成為某間華府的主人。
在北京，妳看得見生活的趣味。以各種顏色、氣息、味道、聲音、動作、語言⋯⋯的形式，無所不在，日新月異。
在北京，妳看得見自己的夢。看得見它如何從一個不可名狀的念頭，漸漸被這城市滋養、發出芽、長出脈絡、深深扎根，最終結成果。
她越走越快，也越走越輕鬆，不再害怕。穿越了這片黑暗，前面的燈火並不是老家的街巷。所以有什麼好怕的？她不會看見那些吃相難看的親戚、無事生非的鄰居，也不會聽見母親關切又無奈地問她：「怎麼回來了？」
她知道，她不會離開北京，但一定會離開子君。
文／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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