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即將於明年2月舉行，但因為中國當局在香港、新疆引發人權問題，在美國打響第一槍、表明不派官員出席之後，近來不少國家也紛紛出聲進行外交抵制。外媒引述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學者說法，指出北京冬奧前夕，西方世界正處於85年前納粹德國舉辦奧運時的類似處境，專制獨裁政府試圖利用奧運自我美化，民主國家採取中庸之道不做全面抵制，但譴責極權政府侵害人權的道德負擔最後卻會落到參賽運動員的肩膀上。
《美國之音中文網》引述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拉斐爾·梅多夫（Rafael Medoff）的說法指出，1936年納粹德國領導人非常渴望被世界視為文明社會的一部份，而中國領導人也希望被視為國際社會合法的可接受成員，「當時和現在的東道國都將奧運會是為提高其公眾形象的機會」。
雖然梅多夫肯定拜登政府採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做法，認為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卻也只是「很小的一步」。梅多夫表示「外交儀式實際上是奧運會最不重要的部分，運動員比賽才是每個人都關注的部分」，更憂心會因為這「很小的象徵性外交抵制」，反而向中國傳遞出「其實世界並不真正關心對新疆以及香港的人權問題」的訊息。
梅多夫指出，由於美國政府採取中庸之道（middle-way measure），導致現在就如同1936年一般，道德責任負擔轉移到運動員身上。當時羅斯福政府拒絕抵制當年在納粹德國舉辦奧運會，美國猶太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其他團體呼籲美國運動員拒絕前往柏林，以抗議對德國猶太人的迫害，「但當時只有少數運動員予以響應」。
▲隨著北京冬奧開幕漸近，各地人權團體舉行示威抗議。圖為人權團體於洛杉磯呼籲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政策分析師奧利維亞・伊諾斯（Olivia Enos）指出，奧運選手可以利用參加北京2022冬奧會的機會發聲。像是愛爾蘭裔美國人拉爾夫・羅斯（Ralph Rose）拒絕在1908年倫敦奧運開幕上降低國旗的習俗，或是美國非裔運動員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的頒獎儀式中戴著黑手套的拳頭向「黑人權力」運動致敬，進行政治示威。伊諾斯表示，「可以想像，如果每個國家隊都在經過中國領導人所在的主席台時拒絕致敬，那將會釋放出什麼信號。」
伊諾斯稱，除了運動員抵制和抗議以外，也有許多問責北京政府的方式，包括外交抵制多邊化，以獲得更廣泛支持，或是記者加大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導，企業也能以退出贊助進行抗議。
針對企業退出贊助，斯特里特13日的報導中，同樣也批評可口可樂、Visa、寶僑等奧運大贊助商將利益置於道德之上，將奧運作為營銷工具，卻沒有利用其強大的影響力為中國的人權大膽發聲。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採取外交抵制是一種立場表達，而不限制運動員參賽，也是正確的。「對於大多數運動員來說，這也許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所以讓他們自己去決定可能更加合理一些」。不過楊建利認為，運動員抵制比政府抵制更加重要，正因為付出的代價很大，也說明了運動員的決心以及事情的重要性。「未來兩個月是不是會有運動員出來抵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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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梅多夫肯定拜登政府採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做法，認為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卻也只是「很小的一步」。梅多夫表示「外交儀式實際上是奧運會最不重要的部分，運動員比賽才是每個人都關注的部分」，更憂心會因為這「很小的象徵性外交抵制」，反而向中國傳遞出「其實世界並不真正關心對新疆以及香港的人權問題」的訊息。
梅多夫指出，由於美國政府採取中庸之道（middle-way measure），導致現在就如同1936年一般，道德責任負擔轉移到運動員身上。當時羅斯福政府拒絕抵制當年在納粹德國舉辦奧運會，美國猶太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其他團體呼籲美國運動員拒絕前往柏林，以抗議對德國猶太人的迫害，「但當時只有少數運動員予以響應」。
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政策分析師奧利維亞・伊諾斯（Olivia Enos）指出，奧運選手可以利用參加北京2022冬奧會的機會發聲。像是愛爾蘭裔美國人拉爾夫・羅斯（Ralph Rose）拒絕在1908年倫敦奧運開幕上降低國旗的習俗，或是美國非裔運動員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的頒獎儀式中戴著黑手套的拳頭向「黑人權力」運動致敬，進行政治示威。伊諾斯表示，「可以想像，如果每個國家隊都在經過中國領導人所在的主席台時拒絕致敬，那將會釋放出什麼信號。」
伊諾斯稱，除了運動員抵制和抗議以外，也有許多問責北京政府的方式，包括外交抵制多邊化，以獲得更廣泛支持，或是記者加大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導，企業也能以退出贊助進行抗議。
針對企業退出贊助，斯特里特13日的報導中，同樣也批評可口可樂、Visa、寶僑等奧運大贊助商將利益置於道德之上，將奧運作為營銷工具，卻沒有利用其強大的影響力為中國的人權大膽發聲。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採取外交抵制是一種立場表達，而不限制運動員參賽，也是正確的。「對於大多數運動員來說，這也許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所以讓他們自己去決定可能更加合理一些」。不過楊建利認為，運動員抵制比政府抵制更加重要，正因為付出的代價很大，也說明了運動員的決心以及事情的重要性。「未來兩個月是不是會有運動員出來抵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