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報》報導，在台灣，只要是在爭取人權的現場，不論是婦女議題、轉型正義、跨國婚姻移民、精神障礙者福祉或在台灣的非公民族群，如外籍移工、漁工和難民的權益保障，都能看到一名極力為弱勢者發聲的身影，那就是台灣人權促進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簡稱台權會）秘書長施逸翔。
從研究所時期就擔任台權會志工，一路參與社運與倡議行動至今，已經是台權會秘書長的施逸翔，在台權會主要負責監督各國際人權公約的落實，以及人權保障機制的建立。他特別接受《四方報》的專訪，分享他自己的倡議經驗，以及對未來人權教育的期許。
一次菲律賓人權調查之旅 開啟倡議移工議題的契機
施逸翔畢業於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班，同時擁有人權學程學位，在學生時代跟著老師一起參與轉型正義運動，在與人權工作者的接觸中，逐漸對白色恐怖、228事件等議題有更深的了解，也慢慢翻轉了自己從小接受的黨國教育中的種種內容。
在攻讀人權學程期間，一次因緣際會下，施逸翔受邀前往菲律賓北呂宋路易西塔大莊園（Hacienda Luisita）進行人權調查，揭露當地廉價的血汗蔗糖工人罷工後遭政府鎮壓，最終導致7名工人死亡的慘案。「那次經驗帶給我很大的震撼，從全球化貧窮到政治迫害等人權議題都參雜在這個案件中」，這是一次重要的人權啟蒙，也是他開始接觸移工議題的契機。
回到台灣後，他開始將菲律賓的人權資訊傳遞給菲律賓的移工社群，並開始關注移工的人權狀況。進到台權會後，他也積極以國際公約的觀點切入，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NGO）進行合作，共同在移工、漁工議題上努力，致力為在台外籍弱勢者發聲。
NGO倡議運動挑戰多 靈活變通才能與時代接軌
推動社會運動、倡議行動並非易事，要面臨種種的困難與挑戰，其中之一就是資金籌募。儘管台灣人的愛心與捐款行動力在國際上相當出名，但施逸翔指出，倡議型的NGO團體並沒有直接提供服務，而是從源頭推動政策與法律的改善，慢慢建立出台灣的人權保障機制，常常需要去衝撞體制，舉辦遊行、記者會進行抗爭，在一般社會大眾眼中可能被描繪如「暴民」般的形象，無法獲得捐款者重視，在經營上就會遇到困難。
此外，NGO倡議的議題涉及法律改革，但立法院生態經常陷在政黨鬥爭，較少關注人權相關的政策法律，再加上台權會關注的常常是沒有選票的非公民，如移工、難民、尋求庇護者、無國籍者或流亡藏人，而立法委員需要透過問政獲得選民支持，因此非公民議題要進到立法院往往遇到很大挑戰。
除了上述的營運挑戰和法案推動的困難，施逸翔也說，NGO在倡議模式上需學會跟著時代演進、靈活變通，若流於固定模式，最後將與大眾脫軌。傳統上，倡議團體最常採取的方式就是在立法院開會、舉行記者會或公開遊行，讓重要的人權議題和資訊可以被社會大眾聽見。施逸翔強調，「在資訊傳遞的主要目的下，社運人士應該要更有創意，跟隨社會的變遷腳步並密切關注目標群眾的動態，善用策略研擬，因應外在局勢變化去採取最有效的發聲方式」。
受壓迫者就是最好的人權老師 從傾聽故事認識人權的樣貌
施逸翔笑說，我們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什麼人權教育，只有三民主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因此在學生時代接觸到白色恐怖等人權議題後有種「被欺騙」的感覺，發現從小到大課本上學的都是與自己無關的抽象符號。直到接觸這些議題後，才慢慢開始重建自己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認識。
「這一代人比較幸福，因為現在的課本已經會教兩公約跟太陽花學運，有了基本的人權教育」，但他也強調，好的人權教育不是一昧去鑽研人權公約或理論，而是親自到人權現場，比如國家人權博物館，聽著導覽員以政治受害者的身份進行解說，藉由傾聽這些受壓迫的故事，才能真正在每個人心中種下人權的種子。
就好比菲律賓人權調查的那場震撼教育對自己影響深遠，他說，「真正的人權老師不是我，或NGO倡議人士，而是那些人權受難者，他們勇敢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不斷去爭取權益，只要去聆聽他們的故事，就能大概了解什麼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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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菲律賓人權調查之旅 開啟倡議移工議題的契機
施逸翔畢業於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班，同時擁有人權學程學位，在學生時代跟著老師一起參與轉型正義運動，在與人權工作者的接觸中，逐漸對白色恐怖、228事件等議題有更深的了解，也慢慢翻轉了自己從小接受的黨國教育中的種種內容。
在攻讀人權學程期間，一次因緣際會下，施逸翔受邀前往菲律賓北呂宋路易西塔大莊園（Hacienda Luisita）進行人權調查，揭露當地廉價的血汗蔗糖工人罷工後遭政府鎮壓，最終導致7名工人死亡的慘案。「那次經驗帶給我很大的震撼，從全球化貧窮到政治迫害等人權議題都參雜在這個案件中」，這是一次重要的人權啟蒙，也是他開始接觸移工議題的契機。
回到台灣後，他開始將菲律賓的人權資訊傳遞給菲律賓的移工社群，並開始關注移工的人權狀況。進到台權會後，他也積極以國際公約的觀點切入，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寫：NGO）進行合作，共同在移工、漁工議題上努力，致力為在台外籍弱勢者發聲。
NGO倡議運動挑戰多 靈活變通才能與時代接軌
推動社會運動、倡議行動並非易事，要面臨種種的困難與挑戰，其中之一就是資金籌募。儘管台灣人的愛心與捐款行動力在國際上相當出名，但施逸翔指出，倡議型的NGO團體並沒有直接提供服務，而是從源頭推動政策與法律的改善，慢慢建立出台灣的人權保障機制，常常需要去衝撞體制，舉辦遊行、記者會進行抗爭，在一般社會大眾眼中可能被描繪如「暴民」般的形象，無法獲得捐款者重視，在經營上就會遇到困難。
此外，NGO倡議的議題涉及法律改革，但立法院生態經常陷在政黨鬥爭，較少關注人權相關的政策法律，再加上台權會關注的常常是沒有選票的非公民，如移工、難民、尋求庇護者、無國籍者或流亡藏人，而立法委員需要透過問政獲得選民支持，因此非公民議題要進到立法院往往遇到很大挑戰。
除了上述的營運挑戰和法案推動的困難，施逸翔也說，NGO在倡議模式上需學會跟著時代演進、靈活變通，若流於固定模式，最後將與大眾脫軌。傳統上，倡議團體最常採取的方式就是在立法院開會、舉行記者會或公開遊行，讓重要的人權議題和資訊可以被社會大眾聽見。施逸翔強調，「在資訊傳遞的主要目的下，社運人士應該要更有創意，跟隨社會的變遷腳步並密切關注目標群眾的動態，善用策略研擬，因應外在局勢變化去採取最有效的發聲方式」。
受壓迫者就是最好的人權老師 從傾聽故事認識人權的樣貌
施逸翔笑說，我們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什麼人權教育，只有三民主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因此在學生時代接觸到白色恐怖等人權議題後有種「被欺騙」的感覺，發現從小到大課本上學的都是與自己無關的抽象符號。直到接觸這些議題後，才慢慢開始重建自己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認識。
「這一代人比較幸福，因為現在的課本已經會教兩公約跟太陽花學運，有了基本的人權教育」，但他也強調，好的人權教育不是一昧去鑽研人權公約或理論，而是親自到人權現場，比如國家人權博物館，聽著導覽員以政治受害者的身份進行解說，藉由傾聽這些受壓迫的故事，才能真正在每個人心中種下人權的種子。
就好比菲律賓人權調查的那場震撼教育對自己影響深遠，他說，「真正的人權老師不是我，或NGO倡議人士，而是那些人權受難者，他們勇敢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不斷去爭取權益，只要去聆聽他們的故事，就能大概了解什麼是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