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今年本土疫情對台灣經濟產生更直接的衝擊，行政院宣布仿照去年「花一千，領三千」的三倍券設計，加碼成「花一千，領五千」的「五倍券」來加倍振興。
疫情重創之下，許多國家都在發錢紓困振興，沒人會說不該做。奇怪的是，今年明明更有振興需求，行政院的方案推出後卻引來更多爭議，不只在野黨和學者專家，就連民進黨立委都都一再呼籲閣揆蘇貞昌三思，到底怎麼了？
當然也有人質疑，許多問題不是去年發三倍券時就吵過了嗎？此時為何又要再吵一次？
關鍵在於，今年的客觀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僅本土疫情造成更大的經濟影響，全球疫情更不知道要延燒和變種到幾時。然而，國家舉債額度和銀彈是有限的，正好去年已經發放過，就該來好好比較審視一下，怎樣發錢才能發揮最大效果。因此，行政院確實不該急著拍板，而是好好想清楚以下問題，再平心靜氣地給出理想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一定要民眾「先掏錢，再加倍」嗎？
從去年到今年，行政院給的標準答案始終是，要讓大家先掏錢，才能更鼓勵大家把換回來的N倍券都花光，達到刺激消費的效果。但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依據行政院統計，2020年「花一千，領三千」的三倍券，預算執行率高達94.01%，兌付率（店家拿券去銀行換錢佔總領券金額的比率）高達95.3%，乍看之下，確實有助於大家把券都花掉。
然而，對照2009年「免花錢，直接領三千六」的消費券，預算執行率亦高達99%，兌付率則高達99.5％。這樣看來，有沒有要大家先花錢，並不影響大家領券和花光光的強烈意願。
其次，正如同執政黨立委也提出的，去年台灣成功將疫情擋在國境之外，國內影響較小，要大家先掏一千也就罷了，但如今疫情進入本土，台灣更經歷了兩個月的三級警戒，許多企業和勞工明顯比去年受到更多影響，卻還要大家一樣先掏一千，就必須給出更有力的經濟論據才行。
事實上，行政院在遭連番質疑後也改口，規劃將「免付一千」的人數從原本「經濟弱勢」的109萬人，一口氣擴大到「曾領取紓困」的900萬人，幾乎是總人口的四成。既然如此，繼續堅持要大家先掏錢的理據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就為了保住「加倍」這個蘇院長的得意之作？
三倍券比起振興券，確實是一個更亮眼且更有鑑別度的政策口號，但如今客觀條件差距不小，實在無法再複製貼上。畢竟，政策合理度比口號亮點度更重要。
第二個問題，發券一定比發現金更有效嗎？
政府發錢擴大內需，最擔心的就是「替代效果」，也就是「民眾把錢拿花在原來的生活支出，甚至直接存起來」，畢竟銀彈有限，發出來是要點火和振興經濟的，而不是增加民眾存款用的。
然而，政府發錢想要達成的「乘數效果」常常難以計算，因此在討論各國發錢的振興成效時，我們更常用「多少錢拿去消費」和「儲蓄率」來進行評估。
例如，學者張健一就指出，美國和日本政府在疫情期間多次普發現金，研究結果卻發現日本人的儲蓄率攀高，美國人則是僅拿1/3出來消費，顯示成效有限。
那麼，發券就能閃過替代效果的魔咒嗎？2009年消費券，同樣是「發券不發錢」，同樣是「限期花完」，當時的振興成效究竟如何，審計報告是這麼說的：「民眾將消費券用於原日常支出約72.07％，民眾不會因有消費券購買較貴或較多商品，加碼消費效果未顯現。」
換句話說，發券雖然不能直接存起來，但可以拿去花在生活消費上，然後把原本要花的錢存起來，手續確實是複雜了點，但真正的額外消費，比美國的1/3更低。
至於2020年的三倍券，不知為何並未在成效評估中進行上述調查，但還是可以從儲蓄率窺見端倪。台灣2020年第一季的儲蓄率為34.9%，全球疫情炸開的第二季為37.98%，三倍券發放的第三季39.03%，「振興完」的第四季為39.23%。
是的，跟各國的發現金相比，台灣的發券同樣難逃替代效果，額外增加的消費金額大打折扣，儲蓄率也一樣攀升，卻還要額外負擔票券印製和發放的行政成本。
當然也會有人說，發券才能加碼。這點是事實，去年不僅三倍券，政府還同時發了安心旅遊補助、藝fun券、動滋券、農遊券及客庄旅遊券，再加上一堆企業優惠加碼，所動員的資源其實遠遠超過了三倍券預算帳面上的510.51億元。
然而，挹注了這麼多的加碼，正是好好研究政策效果的良機，審計報告卻直指「執行效益之評估尚待強化 」，原因是明明9成民眾選擇領用實體券，經濟部評估報告卻選擇僅有1成的數位券消費額來計算整體效益，也沒有替代效果相關調查。
在談成本時，就刻意只強調預算510億元；在談效益時，就刻意選擇消費額較高的樣本來宣傳成效上看千億。若納入儲蓄率來看，也無法證明台灣發券的實際效果，比其他國家發現金更好。因此，到底發券還是發現金，真的要配合其他考量，綜合思考後再做決定。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該思考的問題。發給誰，發多少，才是振興的關鍵。
如同前述，各國在疫情期間多次普發現金，但卻大量轉為儲蓄而非消費，關鍵原因是民眾的經濟生活和經濟信心受到疫情太大的打擊，當然會想多存點餘糧來度過經濟寒冬，替代效果來得一點都不意外。
同樣的民眾心理，其實也出現在今年的台灣，當曾領取紓困的人口比例已將近四成，全球疫情依舊肆虐，受害最重的旅遊、零售、餐飲業等，也在必要的防疫措施下（社交距離、隔板、梅花座）難以施展原有的經營能量。
換句話說，民眾消費此時趨向保守，確實保守得理直氣壯，而振興方案的最關鍵課題，就是拿出足夠的力道，來扭轉這樣的保守心理，改變民眾的消費模式，不只是「把政府發的錢花光光」，更要「比原本規劃的更多額外花費」。這也是為何各方一再呼籲行政院將發放時間延後，不要急於此時，所幸政院這點有從善如流，目前規劃改為疫情更穩定的十月發放。
這樣一來就很能理解，為什麼三倍券沒能打破替代效果的魔咒。這跟「有沒有先掏錢」或「是不是發現金」的關聯性不大，而是每人發兩千的力道，並不足以改變原本的消費，進而扭轉及提振內需。
那麼，今年五倍券的發放力道，從兩千翻倍成四千，就足以扭轉了嗎？不要忘了本土疫情尚未遠離，且造成的經濟衝擊至今仍未恢復，大家也不知何時能回到本土疫情前的生活步調及經濟狀況，民眾的保守心理肯定明顯比去年大，四千的成效恐怕仍相當有限。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案可以思考。第一個方案是「全面再加碼並限期花光」，例如有民進黨自家立委提到的一萬元，在短時間內要花掉這筆錢，確實就更有可能創造出額外消費，例如添購原本需要但缺錢購買的電器，或是在添購時升級購買更好的品牌，藉此將內需市場的消費力道刺激出來。
然而，振興紓困所剩的預算有限，要再度舉債來發錢恐怕也要更顧慮財政紀律，因此第二個方案是「排富後精準加碼發放」，如此一來可減少財政支出，二來根據研究，高收入者的替代效果往往更高，若將發放力道加碼，並集中在邊際消費更高的族群，創造的消費力道可望更大。
總結來說，政府此時思考振興是有必要的，但正是因為去年已經發過了，而今年的處境更艱難，所以更該誠實面對三倍券的執行成效，認真對比國際經驗和各方建議，好好推出一個振興力道充足的方案，而不是執著於「加倍」或「發券」，深怕改了就是對去年政策的自我否定，而堅持在無謂的論戰中打轉。
比起行政院長的面子，幫民眾把裡子振興起來，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李兆立／政治工作者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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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人質疑，許多問題不是去年發三倍券時就吵過了嗎？此時為何又要再吵一次？
關鍵在於，今年的客觀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僅本土疫情造成更大的經濟影響，全球疫情更不知道要延燒和變種到幾時。然而，國家舉債額度和銀彈是有限的，正好去年已經發放過，就該來好好比較審視一下，怎樣發錢才能發揮最大效果。因此，行政院確實不該急著拍板，而是好好想清楚以下問題，再平心靜氣地給出理想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一定要民眾「先掏錢，再加倍」嗎？
從去年到今年，行政院給的標準答案始終是，要讓大家先掏錢，才能更鼓勵大家把換回來的N倍券都花光，達到刺激消費的效果。但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依據行政院統計，2020年「花一千，領三千」的三倍券，預算執行率高達94.01%，兌付率（店家拿券去銀行換錢佔總領券金額的比率）高達95.3%，乍看之下，確實有助於大家把券都花掉。
然而，對照2009年「免花錢，直接領三千六」的消費券，預算執行率亦高達99%，兌付率則高達99.5％。這樣看來，有沒有要大家先花錢，並不影響大家領券和花光光的強烈意願。
其次，正如同執政黨立委也提出的，去年台灣成功將疫情擋在國境之外，國內影響較小，要大家先掏一千也就罷了，但如今疫情進入本土，台灣更經歷了兩個月的三級警戒，許多企業和勞工明顯比去年受到更多影響，卻還要大家一樣先掏一千，就必須給出更有力的經濟論據才行。
事實上，行政院在遭連番質疑後也改口，規劃將「免付一千」的人數從原本「經濟弱勢」的109萬人，一口氣擴大到「曾領取紓困」的900萬人，幾乎是總人口的四成。既然如此，繼續堅持要大家先掏錢的理據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就為了保住「加倍」這個蘇院長的得意之作？
三倍券比起振興券，確實是一個更亮眼且更有鑑別度的政策口號，但如今客觀條件差距不小，實在無法再複製貼上。畢竟，政策合理度比口號亮點度更重要。
第二個問題，發券一定比發現金更有效嗎？
政府發錢擴大內需，最擔心的就是「替代效果」，也就是「民眾把錢拿花在原來的生活支出，甚至直接存起來」，畢竟銀彈有限，發出來是要點火和振興經濟的，而不是增加民眾存款用的。
然而，政府發錢想要達成的「乘數效果」常常難以計算，因此在討論各國發錢的振興成效時，我們更常用「多少錢拿去消費」和「儲蓄率」來進行評估。
例如，學者張健一就指出，美國和日本政府在疫情期間多次普發現金，研究結果卻發現日本人的儲蓄率攀高，美國人則是僅拿1/3出來消費，顯示成效有限。
那麼，發券就能閃過替代效果的魔咒嗎？2009年消費券，同樣是「發券不發錢」，同樣是「限期花完」，當時的振興成效究竟如何，審計報告是這麼說的：「民眾將消費券用於原日常支出約72.07％，民眾不會因有消費券購買較貴或較多商品，加碼消費效果未顯現。」
換句話說，發券雖然不能直接存起來，但可以拿去花在生活消費上，然後把原本要花的錢存起來，手續確實是複雜了點，但真正的額外消費，比美國的1/3更低。
至於2020年的三倍券，不知為何並未在成效評估中進行上述調查，但還是可以從儲蓄率窺見端倪。台灣2020年第一季的儲蓄率為34.9%，全球疫情炸開的第二季為37.98%，三倍券發放的第三季39.03%，「振興完」的第四季為39.23%。
是的，跟各國的發現金相比，台灣的發券同樣難逃替代效果，額外增加的消費金額大打折扣，儲蓄率也一樣攀升，卻還要額外負擔票券印製和發放的行政成本。
當然也會有人說，發券才能加碼。這點是事實，去年不僅三倍券，政府還同時發了安心旅遊補助、藝fun券、動滋券、農遊券及客庄旅遊券，再加上一堆企業優惠加碼，所動員的資源其實遠遠超過了三倍券預算帳面上的510.51億元。
然而，挹注了這麼多的加碼，正是好好研究政策效果的良機，審計報告卻直指「執行效益之評估尚待強化 」，原因是明明9成民眾選擇領用實體券，經濟部評估報告卻選擇僅有1成的數位券消費額來計算整體效益，也沒有替代效果相關調查。
在談成本時，就刻意只強調預算510億元；在談效益時，就刻意選擇消費額較高的樣本來宣傳成效上看千億。若納入儲蓄率來看，也無法證明台灣發券的實際效果，比其他國家發現金更好。因此，到底發券還是發現金，真的要配合其他考量，綜合思考後再做決定。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該思考的問題。發給誰，發多少，才是振興的關鍵。
如同前述，各國在疫情期間多次普發現金，但卻大量轉為儲蓄而非消費，關鍵原因是民眾的經濟生活和經濟信心受到疫情太大的打擊，當然會想多存點餘糧來度過經濟寒冬，替代效果來得一點都不意外。
同樣的民眾心理，其實也出現在今年的台灣，當曾領取紓困的人口比例已將近四成，全球疫情依舊肆虐，受害最重的旅遊、零售、餐飲業等，也在必要的防疫措施下（社交距離、隔板、梅花座）難以施展原有的經營能量。
換句話說，民眾消費此時趨向保守，確實保守得理直氣壯，而振興方案的最關鍵課題，就是拿出足夠的力道，來扭轉這樣的保守心理，改變民眾的消費模式，不只是「把政府發的錢花光光」，更要「比原本規劃的更多額外花費」。這也是為何各方一再呼籲行政院將發放時間延後，不要急於此時，所幸政院這點有從善如流，目前規劃改為疫情更穩定的十月發放。
這樣一來就很能理解，為什麼三倍券沒能打破替代效果的魔咒。這跟「有沒有先掏錢」或「是不是發現金」的關聯性不大，而是每人發兩千的力道，並不足以改變原本的消費，進而扭轉及提振內需。
那麼，今年五倍券的發放力道，從兩千翻倍成四千，就足以扭轉了嗎？不要忘了本土疫情尚未遠離，且造成的經濟衝擊至今仍未恢復，大家也不知何時能回到本土疫情前的生活步調及經濟狀況，民眾的保守心理肯定明顯比去年大，四千的成效恐怕仍相當有限。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案可以思考。第一個方案是「全面再加碼並限期花光」，例如有民進黨自家立委提到的一萬元，在短時間內要花掉這筆錢，確實就更有可能創造出額外消費，例如添購原本需要但缺錢購買的電器，或是在添購時升級購買更好的品牌，藉此將內需市場的消費力道刺激出來。
然而，振興紓困所剩的預算有限，要再度舉債來發錢恐怕也要更顧慮財政紀律，因此第二個方案是「排富後精準加碼發放」，如此一來可減少財政支出，二來根據研究，高收入者的替代效果往往更高，若將發放力道加碼，並集中在邊際消費更高的族群，創造的消費力道可望更大。
總結來說，政府此時思考振興是有必要的，但正是因為去年已經發過了，而今年的處境更艱難，所以更該誠實面對三倍券的執行成效，認真對比國際經驗和各方建議，好好推出一個振興力道充足的方案，而不是執著於「加倍」或「發券」，深怕改了就是對去年政策的自我否定，而堅持在無謂的論戰中打轉。
比起行政院長的面子，幫民眾把裡子振興起來，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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