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媒 23 日報導貴州省宣佈，省內的 9 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中國 832 個貧困縣全數「脫貧」2020 年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年，中國國務院也在同天發佈，經過各方合力攻堅，脫貧攻堅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效。但中國有經濟學家認為，這可能是個「錯誤認知」，國內的貧困人口仍然龐大。
《美國之音》報導，貴州省政府 23 日表示全省 66 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代表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 832 個貧困縣全部脫貧「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登記建檔納入低保（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救助的人口分別為 1852 、152 萬人，共 2004 萬人。
但深入了解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認為，中國官媒的宣傳，使許多中國人或外國人對相關的問題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胡星斗認為，中國國內的貧困人口仍然數量龐大，若以聯合國、世界銀行訂下的標準「日收入 2 美元」」來算，中國貧困人口可能上億，而不是像官方稱的幾千萬人（ 2004 萬人）。
或許有人會比較美國還有 4000 多萬的貧困人口，但胡星斗指出兩國的標準，美國的貧困彬準比中國的高 20 倍，不是高 2 倍。胡星斗說，「人們錯以為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還有貧困人口 4000 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才 1000 多萬，而且今年就全部脫貧了，比美國強多了」。
但胡星斗仍肯定，中國在過去的 10、20 年再脫貧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從農村的住房條件來看，雖然現在依然有貧困地區，但跟以往的普遍貧窮已經不同。但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中國的脫貧還是「低水平的脫貧」並不是脫貧了之後就進入了「富裕」或「小康」水平。中國現在的貧困標準現在跟聯合國的貧窮線大致相同了，每天收入在大約 1.25 或 1.30 美元之間。
對於中國貧困人口集中在農民群體的問題，分析人士認為是，是複雜的政治、經濟、政治經濟學問題，農民在 1949 年後變成政權的農奴。在 1970 年代改革開放後，農民雖然可以前往城市打工，但仍然是二等公民。北京 2017 年開始驅離這些被認為是「低端人口」的農民工、移民工，中國其他城市也有樣學樣驅趕這些人。
《美國之音》報導指，事情發生在北京，當局者雖然在官媒的宣傳中「牽掛困難群眾」但很顯然並不是如此。有批評者表示，農民、農村雖然在中共政權的建立過程中幫助良多，但還是備受歧視，現今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且農村學生在報考大學時，受到的限制更多。
胡星斗認為，即使中國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中國離真正的脫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農村和農民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愚笨，而是因爲當局多年區分城市和農村、在戶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胡星斗認為，讓城市的人也到農村去投資，才能夠帶動農村發展：但也有人認為城鄉融合的願景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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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入了解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認為，中國官媒的宣傳，使許多中國人或外國人對相關的問題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胡星斗認為，中國國內的貧困人口仍然數量龐大，若以聯合國、世界銀行訂下的標準「日收入 2 美元」」來算，中國貧困人口可能上億，而不是像官方稱的幾千萬人（ 2004 萬人）。
或許有人會比較美國還有 4000 多萬的貧困人口，但胡星斗指出兩國的標準，美國的貧困彬準比中國的高 20 倍，不是高 2 倍。胡星斗說，「人們錯以為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還有貧困人口 4000 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才 1000 多萬，而且今年就全部脫貧了，比美國強多了」。
但胡星斗仍肯定，中國在過去的 10、20 年再脫貧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從農村的住房條件來看，雖然現在依然有貧困地區，但跟以往的普遍貧窮已經不同。但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中國的脫貧還是「低水平的脫貧」並不是脫貧了之後就進入了「富裕」或「小康」水平。中國現在的貧困標準現在跟聯合國的貧窮線大致相同了，每天收入在大約 1.25 或 1.30 美元之間。
對於中國貧困人口集中在農民群體的問題，分析人士認為是，是複雜的政治、經濟、政治經濟學問題，農民在 1949 年後變成政權的農奴。在 1970 年代改革開放後，農民雖然可以前往城市打工，但仍然是二等公民。北京 2017 年開始驅離這些被認為是「低端人口」的農民工、移民工，中國其他城市也有樣學樣驅趕這些人。
《美國之音》報導指，事情發生在北京，當局者雖然在官媒的宣傳中「牽掛困難群眾」但很顯然並不是如此。有批評者表示，農民、農村雖然在中共政權的建立過程中幫助良多，但還是備受歧視，現今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且農村學生在報考大學時，受到的限制更多。
胡星斗認為，即使中國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中國離真正的脫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農村和農民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愚笨，而是因爲當局多年區分城市和農村、在戶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胡星斗認為，讓城市的人也到農村去投資，才能夠帶動農村發展：但也有人認為城鄉融合的願景難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