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合作署」（DSCA）10月22日公布對中華民國的三項新軍售，為歷來美台軍售的最重要指標，顯示台美雙方互信的深化，以及台灣國防事務改革的成效。由於此三項軍售之特性如同「823砲戰」時美軍前運支援國軍的八吋榴砲，具有對中國大陸進行地面制壓的能力，著實具有里程碑的戰略意義，或可稱其為「新三項軍售」。
新三項軍售具反制作戰特性
此次新三項軍售包括「海馬斯」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HIMARS）、AGM-84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SLAM-ER）、以及MS-110光電空照莢艙。最大特色為海馬斯系統與AGM-84距外陸攻飛彈的射程都達到300公里左右，且可對陸地目標實施精準打擊。三者的主要功能包含戰場管理的即時目標獲得、戰區深遠打擊以取得反制能力。
其中的海馬斯為地面發射載具，配套購入的64枚「陸軍戰術飛彈」（ATACM）屬於戰區層級的地對地精準飛彈，結合衛星與慣性（INS）導航一般估計圓周命中公差（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小於50公尺，一般搭配集束彈頭使用，可有效壓制飛彈、雷達、部隊集結區等，以面目標為主。
AGM-84增程陸攻飛彈則為空對面精準打擊彈藥，射程約為270公里屬中程打擊武器，可藉由戰機的機動性由外線打擊水面與地面目標，包括指管中心、站台、節點等，以點目標為主。其命中精度雖未公布，但由美國海軍稱其為「海軍命中精度最佳的飛彈」，並於2020年5月再次採購的決定，[1]同時依照其導引段採GPS與紅外線影像終端導引、戰鬥部為高爆藥觀察，採直接撞擊並延遲引炸的特性屬於公尺等級的極精準彈著。並可佈署於P-3反潛巡邏機，提高使用彈性。
至於MS-110偵照莢艙，其結合DB-110感測器的偵照架構，可提供更廣泛的飛行高度的拍攝彈性，以及多光譜影像（multispectral imaging）並即時傳輸，可扮演戰場之眼的目獲角色，用於戰場目標偵獲、海洋監測等多任務角色，廣泛運用於MQ-9無人偵察機、F-15、F-16、F-18乃至歐洲戰機、法系疾風戰機（Rafale），[2]可稱為民主陣營的現役第一線裝備。
中國威脅催化台美政治互信提高
國家間的政治信任為安全合作的基礎。以往台美軍售項目，最重要指標為「防衛性武器」（defensive weapon）的狹義定義，也就是航程短、射程短，「兩短」成為軍售品項的主要判準依據。其主要原因在於限縮國軍的打擊火力，以避免台灣對中國大陸主動發起攻擊。
近年美台軍售程序與內容的改變，主要體現在幾個指標。首先是軍售正常化，透過《國防授權法》等法案，讓台灣的軍售地位等同非北約盟國，不再採包裹化處理，可提高應對威脅的反應速度。其次是，落實《台灣關係法》精神，也就是針對台海的軍事情勢，調整軍售內容，以維持軍力平衡。
在冷戰時期，限縮對台軍售等級，包括蔣介石故總統時期力圖購買的F-4幽靈式戰機也遭拒絕，主因是為了避免另闢戰場以全力對付前蘇聯，後冷戰時期則是為了維繫與中共的關係，並協助北京「和平演變」（peace evolution）。而後續中共的擴張性軍事崛起、掠奪性地經濟發展、以及戰狼式的外交手段，使北京自己坐實「中國威脅論」。
相形之下，台灣與美國等民主國家享有自由、民主的共同價值，同時蔡英文政府對台海關係採取不挑釁、不示弱的穩定路線，扮演區域安全的貢獻者角色。因此台北與華盛頓的互信在近年逐步提昇。而北京的不理性態度，以及挑戰國際社會的行為模式，反成為促進台美關係的重要推手。
▲美台10月22日軍售主要項目與內容。（圖／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在軍事層面，「新三項軍售」可協助我國落實自衛權的行使，以及嚇阻戰略最重要的第二擊能力之可信度。首先是嚇阻依賴的「存活力」，主因在於「海馬斯」砲兵火箭等新建案都具備高度機動力，可發揮守勢防禦的優勢，隱蔽於橋樑、涵洞、淺山區域等有利戰術疏開以進行戰力保存。
其次則是嚇阻所需的「反制兵力」（counter forces），具備戰區打擊能力，可將防衛火力向敵後方延伸，以反制威脅來源，等同延伸防禦縱深。可壓制東部戰區之機場、港口、部隊集結點，包括二線機場、雷達、以及壓制流動發彈發射車等目標。易言之，此亦為不對稱戰力之核心，可有效壓制東部戰區之縱深軍事目標，可由敵軍後方瓦解兩棲登陸能力，發揮嚇阻效果。
進一步而言，類似反制武器的意義，不在於對敵全面摧毀，而在於精準打擊使其失去作戰節奏，進而失去進犯能力。實際上，登陸行動就如同複雜的作戰工程，梯次計畫與後續運補環環相扣如同鐵鍊一般，只需將其中一個環節摧毀，就有機會阻止進犯，如同「斷鏈」效應一樣。
最重要的是，基於民主的價值與信念，台灣絕不會主動攻擊，主要是增強第二擊能力，也就是嚇阻的可信度，以落實蔡總統「和平靠國防」的務實和平主義。也就是雷根總統主張「以實力維持和平」。
●作者：蘇紫雲／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產業所副研究員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本文授權刊出，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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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三項軍售包括「海馬斯」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HIMARS）、AGM-84增程型距外陸攻飛彈（SLAM-ER）、以及MS-110光電空照莢艙。最大特色為海馬斯系統與AGM-84距外陸攻飛彈的射程都達到300公里左右，且可對陸地目標實施精準打擊。三者的主要功能包含戰場管理的即時目標獲得、戰區深遠打擊以取得反制能力。
其中的海馬斯為地面發射載具，配套購入的64枚「陸軍戰術飛彈」（ATACM）屬於戰區層級的地對地精準飛彈，結合衛星與慣性（INS）導航一般估計圓周命中公差（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小於50公尺，一般搭配集束彈頭使用，可有效壓制飛彈、雷達、部隊集結區等，以面目標為主。
AGM-84增程陸攻飛彈則為空對面精準打擊彈藥，射程約為270公里屬中程打擊武器，可藉由戰機的機動性由外線打擊水面與地面目標，包括指管中心、站台、節點等，以點目標為主。其命中精度雖未公布，但由美國海軍稱其為「海軍命中精度最佳的飛彈」，並於2020年5月再次採購的決定，[1]同時依照其導引段採GPS與紅外線影像終端導引、戰鬥部為高爆藥觀察，採直接撞擊並延遲引炸的特性屬於公尺等級的極精準彈著。並可佈署於P-3反潛巡邏機，提高使用彈性。
至於MS-110偵照莢艙，其結合DB-110感測器的偵照架構，可提供更廣泛的飛行高度的拍攝彈性，以及多光譜影像（multispectral imaging）並即時傳輸，可扮演戰場之眼的目獲角色，用於戰場目標偵獲、海洋監測等多任務角色，廣泛運用於MQ-9無人偵察機、F-15、F-16、F-18乃至歐洲戰機、法系疾風戰機（Rafale），[2]可稱為民主陣營的現役第一線裝備。
中國威脅催化台美政治互信提高
國家間的政治信任為安全合作的基礎。以往台美軍售項目，最重要指標為「防衛性武器」（defensive weapon）的狹義定義，也就是航程短、射程短，「兩短」成為軍售品項的主要判準依據。其主要原因在於限縮國軍的打擊火力，以避免台灣對中國大陸主動發起攻擊。
近年美台軍售程序與內容的改變，主要體現在幾個指標。首先是軍售正常化，透過《國防授權法》等法案，讓台灣的軍售地位等同非北約盟國，不再採包裹化處理，可提高應對威脅的反應速度。其次是，落實《台灣關係法》精神，也就是針對台海的軍事情勢，調整軍售內容，以維持軍力平衡。
在冷戰時期，限縮對台軍售等級，包括蔣介石故總統時期力圖購買的F-4幽靈式戰機也遭拒絕，主因是為了避免另闢戰場以全力對付前蘇聯，後冷戰時期則是為了維繫與中共的關係，並協助北京「和平演變」（peace evolution）。而後續中共的擴張性軍事崛起、掠奪性地經濟發展、以及戰狼式的外交手段，使北京自己坐實「中國威脅論」。
相形之下，台灣與美國等民主國家享有自由、民主的共同價值，同時蔡英文政府對台海關係採取不挑釁、不示弱的穩定路線，扮演區域安全的貢獻者角色。因此台北與華盛頓的互信在近年逐步提昇。而北京的不理性態度，以及挑戰國際社會的行為模式，反成為促進台美關係的重要推手。
在軍事層面，「新三項軍售」可協助我國落實自衛權的行使，以及嚇阻戰略最重要的第二擊能力之可信度。首先是嚇阻依賴的「存活力」，主因在於「海馬斯」砲兵火箭等新建案都具備高度機動力，可發揮守勢防禦的優勢，隱蔽於橋樑、涵洞、淺山區域等有利戰術疏開以進行戰力保存。
其次則是嚇阻所需的「反制兵力」（counter forces），具備戰區打擊能力，可將防衛火力向敵後方延伸，以反制威脅來源，等同延伸防禦縱深。可壓制東部戰區之機場、港口、部隊集結點，包括二線機場、雷達、以及壓制流動發彈發射車等目標。易言之，此亦為不對稱戰力之核心，可有效壓制東部戰區之縱深軍事目標，可由敵軍後方瓦解兩棲登陸能力，發揮嚇阻效果。
進一步而言，類似反制武器的意義，不在於對敵全面摧毀，而在於精準打擊使其失去作戰節奏，進而失去進犯能力。實際上，登陸行動就如同複雜的作戰工程，梯次計畫與後續運補環環相扣如同鐵鍊一般，只需將其中一個環節摧毀，就有機會阻止進犯，如同「斷鏈」效應一樣。
最重要的是，基於民主的價值與信念，台灣絕不會主動攻擊，主要是增強第二擊能力，也就是嚇阻的可信度，以落實蔡總統「和平靠國防」的務實和平主義。也就是雷根總統主張「以實力維持和平」。
●作者：蘇紫雲／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產業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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