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41歲才步入家庭，並以45歲的高齡生下兒子，更在產後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重返立法院戰場。
而現在，她暫時褪下政治的衣冠，回到家庭拾起「專職母親」的身分，就讓我們跟著《姊妹淘》的專訪，聽聽她在「文化部長」與「麗君媽媽」的角色切換，有什麼樣不同的體會吧！
「百歲寶寶」的誕生，豐富了她的人生
41歲時走入婚姻，結婚後幾年也始終沒有懷孕，鄭麗君笑說，當時跟先生加起來已經超過百歲，不敢奢望能有孩子，也因此當45歲懷孕時，她真心感激上天的眷顧。當時擔任公職，同時又是大齡孕婦，她不諱言是個艱難的雙重考驗，如果可以選擇，她會希望能年輕一點懷孕，不過也因為這個經驗，讓她回想起那段歲月，還是覺得人生很精采豐富。
從學生時期就一頭栽進學運、社運，鄭麗君在政治這條路上走了超過三十年，她回想過去，除了在留學期間有段時光保留給自己，其餘歲月幾乎都奉獻給社會，甚至在懷孕時、生產後，她仍不敢懈怠地在立法院捍衛自己的理念，錯過了許多孩子成長的歷程。所以從今年五月卸任文化部長，她將大部分的時間留給家人與孩子，專心做個「麗君媽媽」。
當我問到是當「文化部長」不容易，還是做「麗君媽媽」來陪伴孩子困難，她說，只要認真做每件事情，都不會是簡單的，但她非常享受這過程，而且與其說是陪伴孩子，她反而覺得是孩子在陪伴她。她理解到台灣屬於「知識型社會」，在孩子學習過程中較容易得到「知識」的刺激，但對於「生活的體驗與律動」則是相對匱乏的。所以她會主動帶孩子勞動，甚至讓孩子盡情在大自然「野放」，卻沒想到也意外地「野放」了自己，騰出更多時間思考與沉澱，無形中也學習到了怎麼成為「母親」，以及領悟到陪伴的意義是什麼？
▲ ▲鄭麗君41歲才步入家庭，並以45歲的高齡生下兒子。（圖／截自鄭麗君臉書）
「我們人長大，就會忘記自己是怎麼成長過來的，也因此陪伴孩子，等同於重新回顧生命的發展，所以我覺得，陪伴就是生命的參與，也讓我能回頭思考，我是如何成長成現在的我？」鄭麗君這樣說。
回首過去，鄭麗君的父母帶著兩個皮箱就從苗栗來到台北，借住在親戚家，白手起家草創一個小工廠，在物質的條件上是缺乏的，而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也更能親身體會父母為了提供家裡更好的環境，是如何辛勤的工作。
「勞動的父母，是最好的身教。」鄭麗君說，陪伴孩子，不是把所有時間與精力都在陪他玩，而是要先把生活過好，要與孩子在生活中互相陪伴，無形中孩子也會跟著父母學習。「小時候我便看著父母非常辛勤地工作，在生活中也展現熱誠與善良，我從來沒看過我的父母對別人大聲講話，也盡可能幫助家人，更給我們孩子滿滿的愛，這就是他們給我最好的教育。」
在我們的印象裡，鄭麗君一直是溫柔而謙遜的形象，即使曾經遭受過無端的謾罵和責難，也從沒有見過她無禮反擊。原來，她的修養早已來自於父母所給的身教，她擔任公職時24小時夙夜匪懈，也是父母一直示範著的敬業精神。也因此，當她轉換身分，從孩子變成母親，她也把這套教育哲學複製，將身教放在第一順位。
家庭就是互相扶持，沒有性別的框架
在孩子成長的六年時光，鄭麗君坦言做為24小時責任制的政務官，加上自己工作狂的性格，的確讓工作佔滿絕大部分的心力和時間，所以她很感謝老公一直以來的協助。然而當她決定卸任文化部長，回到家庭，卻有人對她說「現代女性應該要追求自己職涯的發展，不應該受限於家庭的角色。」但她說這是個誤會，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她覺得過去六年給家人與孩子的陪伴太少，心裡始終很不踏實，加上先生已經當六年的奶爸，也是時候讓他鬆口氣，而這就是她所追求的「家庭中真正的平權」。
沒有人義務要做家裡的哪個特定角色，這本該就是互相扶持，更遑論早已過時的「男主外，女主內」，只要夫妻兩人能夠溝通好一個互相舒服的狀態，就能自由做選擇，沒有預設的框架，雖然很多家庭仍無法找到一個完美的平衡，但她認為，這是「社會結構」持續在努力的部分，讓為人父母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角色，同時也能兼顧好家庭。
說到這，她不好意思地笑說自己又不小心慣性地談論起政治和社會責任，但也不難看出即便她暫退政治圈，對於實現社會的理想抱負，仍是她內心最掛念的一塊。
▲ ▲鄭麗君認為身教遠大於言教。（圖／截自鄭麗君臉書）
女性不要自我設限，要展現出溫柔而堅定的力量
鄭麗君年紀輕輕便踏入政壇，從基層到中央，從立委到文化部長，都能展現出高度的EQ與能力。她說從政和陪伴孩子的心法很像，就是「溫柔而堅定」，對孩子不需要言語激烈，但在給予生活規範時需要堅定的意志。同樣地，無論是擔任立委或部長，都勢必會遇到不同程度的問題與衝突，而她最基礎的原則便是「據理力爭」，面對對的事情，就要有堅定的態度，但若要尋求合作，則要身段柔軟溫和，不去做人身攻擊，為對的價值觀、公共利益，爭取最大的福祉。
不過談到女性在職場相對弱勢的狀況，她坦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可能隨著照顧小孩、家庭，依舊存在著玻璃天花板，當然宏觀來說，要改變，就必須透過社會體制與結構的進步、政府的政策與服務，去支持每個家庭，讓性別平等更容易實踐，讓女性在職場才能更安心投入，克服因為各種因素而造成的不公平。
不過慶幸的是，台灣對於女性的發展是相對進步的，不只是台灣女大學生比例高於男性，在各公司身居要職的女性也早已普遍，更看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女性的三軍統帥。所以，其實更多時候，女性的弱勢感來自於「自我框架」，覺得身為女人就應該做到什麼、符合哪些期待，這反而是現在女性最應該掙脫的束縛。
「我相信不只是實踐平權，而是女性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可以有新的思維，女力的發揮不只是實踐自己，更是期待對社會有不一樣的貢獻。」鄭麗君這樣說著。
從鄭麗君身上，我們看見的就是台灣女性的縮影，有著溫柔謙和的氣質，但內心卻有充滿抱負與理想的宇宙，家庭不是她的負擔，而是最甜蜜的羈絆。而我們也能以她為範本，在職涯與家庭中找尋平衡，同時不辜負內心的理想，做一個能自由選擇的現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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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寶寶」的誕生，豐富了她的人生
41歲時走入婚姻，結婚後幾年也始終沒有懷孕，鄭麗君笑說，當時跟先生加起來已經超過百歲，不敢奢望能有孩子，也因此當45歲懷孕時，她真心感激上天的眷顧。當時擔任公職，同時又是大齡孕婦，她不諱言是個艱難的雙重考驗，如果可以選擇，她會希望能年輕一點懷孕，不過也因為這個經驗，讓她回想起那段歲月，還是覺得人生很精采豐富。
從學生時期就一頭栽進學運、社運，鄭麗君在政治這條路上走了超過三十年，她回想過去，除了在留學期間有段時光保留給自己，其餘歲月幾乎都奉獻給社會，甚至在懷孕時、生產後，她仍不敢懈怠地在立法院捍衛自己的理念，錯過了許多孩子成長的歷程。所以從今年五月卸任文化部長，她將大部分的時間留給家人與孩子，專心做個「麗君媽媽」。
當我問到是當「文化部長」不容易，還是做「麗君媽媽」來陪伴孩子困難，她說，只要認真做每件事情，都不會是簡單的，但她非常享受這過程，而且與其說是陪伴孩子，她反而覺得是孩子在陪伴她。她理解到台灣屬於「知識型社會」，在孩子學習過程中較容易得到「知識」的刺激，但對於「生活的體驗與律動」則是相對匱乏的。所以她會主動帶孩子勞動，甚至讓孩子盡情在大自然「野放」，卻沒想到也意外地「野放」了自己，騰出更多時間思考與沉澱，無形中也學習到了怎麼成為「母親」，以及領悟到陪伴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人長大，就會忘記自己是怎麼成長過來的，也因此陪伴孩子，等同於重新回顧生命的發展，所以我覺得，陪伴就是生命的參與，也讓我能回頭思考，我是如何成長成現在的我？」鄭麗君這樣說。
回首過去，鄭麗君的父母帶著兩個皮箱就從苗栗來到台北，借住在親戚家，白手起家草創一個小工廠，在物質的條件上是缺乏的，而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也更能親身體會父母為了提供家裡更好的環境，是如何辛勤的工作。
「勞動的父母，是最好的身教。」鄭麗君說，陪伴孩子，不是把所有時間與精力都在陪他玩，而是要先把生活過好，要與孩子在生活中互相陪伴，無形中孩子也會跟著父母學習。「小時候我便看著父母非常辛勤地工作，在生活中也展現熱誠與善良，我從來沒看過我的父母對別人大聲講話，也盡可能幫助家人，更給我們孩子滿滿的愛，這就是他們給我最好的教育。」
在我們的印象裡，鄭麗君一直是溫柔而謙遜的形象，即使曾經遭受過無端的謾罵和責難，也從沒有見過她無禮反擊。原來，她的修養早已來自於父母所給的身教，她擔任公職時24小時夙夜匪懈，也是父母一直示範著的敬業精神。也因此，當她轉換身分，從孩子變成母親，她也把這套教育哲學複製，將身教放在第一順位。
家庭就是互相扶持，沒有性別的框架
在孩子成長的六年時光，鄭麗君坦言做為24小時責任制的政務官，加上自己工作狂的性格，的確讓工作佔滿絕大部分的心力和時間，所以她很感謝老公一直以來的協助。然而當她決定卸任文化部長，回到家庭，卻有人對她說「現代女性應該要追求自己職涯的發展，不應該受限於家庭的角色。」但她說這是個誤會，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是她覺得過去六年給家人與孩子的陪伴太少，心裡始終很不踏實，加上先生已經當六年的奶爸，也是時候讓他鬆口氣，而這就是她所追求的「家庭中真正的平權」。
沒有人義務要做家裡的哪個特定角色，這本該就是互相扶持，更遑論早已過時的「男主外，女主內」，只要夫妻兩人能夠溝通好一個互相舒服的狀態，就能自由做選擇，沒有預設的框架，雖然很多家庭仍無法找到一個完美的平衡，但她認為，這是「社會結構」持續在努力的部分，讓為人父母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角色，同時也能兼顧好家庭。
說到這，她不好意思地笑說自己又不小心慣性地談論起政治和社會責任，但也不難看出即便她暫退政治圈，對於實現社會的理想抱負，仍是她內心最掛念的一塊。
女性不要自我設限，要展現出溫柔而堅定的力量
鄭麗君年紀輕輕便踏入政壇，從基層到中央，從立委到文化部長，都能展現出高度的EQ與能力。她說從政和陪伴孩子的心法很像，就是「溫柔而堅定」，對孩子不需要言語激烈，但在給予生活規範時需要堅定的意志。同樣地，無論是擔任立委或部長，都勢必會遇到不同程度的問題與衝突，而她最基礎的原則便是「據理力爭」，面對對的事情，就要有堅定的態度，但若要尋求合作，則要身段柔軟溫和，不去做人身攻擊，為對的價值觀、公共利益，爭取最大的福祉。
不過談到女性在職場相對弱勢的狀況，她坦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可能隨著照顧小孩、家庭，依舊存在著玻璃天花板，當然宏觀來說，要改變，就必須透過社會體制與結構的進步、政府的政策與服務，去支持每個家庭，讓性別平等更容易實踐，讓女性在職場才能更安心投入，克服因為各種因素而造成的不公平。
不過慶幸的是，台灣對於女性的發展是相對進步的，不只是台灣女大學生比例高於男性，在各公司身居要職的女性也早已普遍，更看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女性的三軍統帥。所以，其實更多時候，女性的弱勢感來自於「自我框架」，覺得身為女人就應該做到什麼、符合哪些期待，這反而是現在女性最應該掙脫的束縛。
「我相信不只是實踐平權，而是女性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可以有新的思維，女力的發揮不只是實踐自己，更是期待對社會有不一樣的貢獻。」鄭麗君這樣說著。
從鄭麗君身上，我們看見的就是台灣女性的縮影，有著溫柔謙和的氣質，但內心卻有充滿抱負與理想的宇宙，家庭不是她的負擔，而是最甜蜜的羈絆。而我們也能以她為範本，在職涯與家庭中找尋平衡，同時不辜負內心的理想，做一個能自由選擇的現代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