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賈德．戴蒙／日本如何面對動盪的未來？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摘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讓我們根據十二個預測因素來思索日本的未來。如果僅是作為學術練習，我們可以思考這些因素是否可以預測日本能否解決當前問題。更有實際效用的是，我們可以建議日本人在了解這些預測因素後，如何運用它們來擬定解決方案，進而克服他們現在為自己創造的一些障礙。

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12個因素：

1. 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

2. 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

3. 建立圍籬，勾勒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 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與財務支援

5. 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

6. 國家認同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

8. 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9. 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

10. 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

12. 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

值得樂觀的一個原因是，日本在歷史上屢次成功地解決危機（表1.2中的因素＃8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在近代，日本兩度以重新評估和選擇性的改變，締造國家成功的故事。最激烈的變化隨著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展開。培里准將的艦隊在一八五三年強迫日本開放，引發了日本民眾對於日本可能和許多其他非歐洲國家一樣，被西方列強接管的恐慌。日本透過選擇性改變的應急計畫自救。它放棄了國際隔離、幕府統治、武士階級和封建制度，採行了憲法、內閣政府、國家軍隊、工業化、歐式銀行體系、新的學校體制，以及更多西方的服裝、食物和音樂。但同時，它也保留了天皇、語言、書寫方式和大部分的文化。因此，日本不僅保持了獨立，也成為第一個在財富和國力上堪與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國家。再一次地，二次大戰後日本做出了更進一步激烈的選擇性改變，放棄了其軍事傳統和對天皇神性的信念，採行民主制度和新憲法，發展或恢復出口經濟。

另一個值得樂觀的重要原因，是日本以往的耐心表現和由失敗挫折中恢復的能力（因素＃9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我在之前引述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日本的評論，誠如他公開承認的：「儘管我在被日本占領期間的經歷，以及日本的特質讓我學會恐懼，但現在我尊重並欽佩他們。他們的團結、紀律、智慧、勤勞和樂於為國犧牲，使他們成為巨大且富有成效的勢力。他們意識到本國資源的貧乏，樂於持續以額外的努力成就無法實現的目標。由於他們的文化價值觀，不論發生任何災難，他們都會成為孤獨的倖存者。他們不時會受到不可預測的自然力量打擊—地震、颱風和海嘯，經歷死傷卻能重新振作、復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神戶大地震發生一年半後，我赴當地訪問，驚訝於人民的生活已恢復常態。他們從容面對這場災難，並適應了新的日常生活。」

在我的表單中，對日本有利的其他因素包括日本是群島，沒有共享陸地邊界的鄰國，因而擺脫了地緣政治的限制（因素＃12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抵消了它與中、韓過度接近的地勢特點；它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自豪和凝聚力（因素＃6國家認同）；除了中、韓兩國以外，許多貿易夥伴對日本都抱持友好的支持態度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因素＃4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與財務支援）；且其他國家提供了解決日本主要問題的模型—如果日本願意運用這些模型（因素＃5.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日本其他的主要優勢在於本章開頭所提及的經濟實力、人力資本、文化和環境。

抵消這些優勢是我表單上所列的三個因素。我提到它們不是為了要助長悲觀的態度，而是要說明，如果日本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專心著重在日本態度上的改變。一個障礙是由於環境的變化，傳統的核心價值已不合時宜（因素＃11國家的核心價值）：日本繼續毫無節制地取

用世界自然資源，彷彿它們用之不盡，而非領導國際合作，以可永續的方法獲取不斷減少的資源。另一個障礙是日本對二次大戰的闡述側重在自哀自憐，自視為受害者，不肯承擔日本對戰爭和自身行為的責任（因素＃2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國家政治一如個人生活，否認自己的責任，就無法朝解決問題邁進。如果日本希望改善與中、韓的關係，就必須仿效德國的榜樣，承擔責任。

剩下的一個障礙是，就我看來，日本在幾個關鍵領域上缺乏真誠、真實的自我評價（因素＃7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上文提到的進口資源問題和對二次大戰的闡述就是兩例。另一個例子是日本誤以為防止人口減少是當務之急。如果日本人口由目前的一億二千七百萬人降到二千萬人，確實會造成問題，但我認為如果只是減少為八千萬人，非但無害，反而是莫大的優勢：即減少日本對進口資源的渴求，這原是日本現代史的禍根。日本之所以強大乃因它在本章開頭所敘述的許多性質優勢，而不是因為日本目前的人口數一億二千七百萬剛好與墨西哥一樣，與德國的八千一百萬不一樣。

另一個需要日本自我評估的領域是移民。這是許多國家用來解決日本視為嚴重問題的方法：尤其是年輕勞工與退休長者的比例下降，兒童托育的選擇有限，以及老年人的看護人數不足。日本可選擇以加拿大成功的移民計畫為模型，或是取自日本人移民到美國和南美的經驗，擬定移民政策；日本的另一種選擇是繼續拒絕移民，然後將顯而易見的替代方案付諸實踐：例如消除眾所周知將女性阻擋在職場外的障礙，擴增日本本土的勞動力，大量增加照顧幼兒、護理師和看護長者等客工的定期簽證數。這些解決方案並無訣竅，各種方案都有其自身的優缺點，只要硬著頭皮，針對一個解決方案達成共識，避免目前持續的癱瘓。

在未來的十年中，日本的這些問題會如何解決？實際上，日本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比起一八五三年其長期隔離政策驟然結束時、或一九四五年八月因戰敗而奄奄一息時所面臨的問題要小得多。日本能由上述兩個重創中恢復讓我相信，今天，日本同樣可以再次選擇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觀，拋棄不合時宜的，保留仍具意義的，並將其融合於適合現代環境的新價值觀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