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風起雲湧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當年的領導人物如今在政壇頭角崢嶸；參與野百合的嘉義縣長翁章梁回憶，他認為當時這些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個過程的辯證，才是對學生有意義的。
在野百合學生運動當中擔任總指揮的嘉義縣長翁章梁接受《今日新聞Nownews》專訪時表示，野百合只是一個學運，是台灣歷史當中面對國民黨當年政爭(1990年2月政爭)，在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改革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對他個人而言，當時會參加野百合學運的人，從1987年到1990年之間，就不斷參與各種議題的抗爭，為何一開始就能撐起這個大局，因為主要參與者都已經有3、4年的交情，一開始就是一個團隊。
翁章梁回憶，台灣在解嚴前後有許多社會力迸出，因為過去戒嚴時期許多個人權益問題被壓抑，等到解嚴之後就可以主張，比如說勞動三法要如何制定，草案出來之後，站在勞工的立場有許多不同意見，必須不斷的折衝，透過街頭抗爭的方式表達意見，後來凝聚共識形成法治。
翁章梁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是從校園民主運動開始，基本上當時是國民黨在黨國體制當中，對校園所採取的控制，學生運動最大的一波是反對黨國體制之下的學校，包括校園民主、教授治校和李遠哲回台之後帶起一股校園自主風潮，也讓大家思考，學校應該訓練學生的獨立人格，以及思考台灣社會未來，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後備訓。
翁章梁說，當時有許多議題，碰到台灣解嚴，造成社會力蓬勃發展，所以會開始關切台灣的社會問題，最早碰觸到這些社會問題的，應該是台灣大學的大新社(大學新聞社)，前往鹿港關心反杜邦議題，做了調查報告，回到台北開記者會，當時也受到很多學運分子的批判，質疑他們還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進行調查，而不是站在保護受害者或環境保護的立場。
翁章梁指出，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對許多學生產生很大的衝擊，促使他們開始思考台灣問題，認識台灣的歷史，透過當時的環保、公民和農民運動，學生開始下鄉接觸台灣社會。
尤其當時考大學並不容易，想要考上大學就是專心唸書，外界的事情都與己無關，所以當時學生對於台灣社會的理解都相當有限，因為台灣的一些事件，以及1987年以來3、4年台灣社會的狂飆，他開始了解，深入讀歷史，這個深化的過程才有最大的意義。
翁章梁認為，當時這些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個過程的辯證，才是對學生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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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章梁回憶，台灣在解嚴前後有許多社會力迸出，因為過去戒嚴時期許多個人權益問題被壓抑，等到解嚴之後就可以主張，比如說勞動三法要如何制定，草案出來之後，站在勞工的立場有許多不同意見，必須不斷的折衝，透過街頭抗爭的方式表達意見，後來凝聚共識形成法治。
翁章梁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是從校園民主運動開始，基本上當時是國民黨在黨國體制當中，對校園所採取的控制，學生運動最大的一波是反對黨國體制之下的學校，包括校園民主、教授治校和李遠哲回台之後帶起一股校園自主風潮，也讓大家思考，學校應該訓練學生的獨立人格，以及思考台灣社會未來，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後備訓。
翁章梁說，當時有許多議題，碰到台灣解嚴，造成社會力蓬勃發展，所以會開始關切台灣的社會問題，最早碰觸到這些社會問題的，應該是台灣大學的大新社(大學新聞社)，前往鹿港關心反杜邦議題，做了調查報告，回到台北開記者會，當時也受到很多學運分子的批判，質疑他們還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進行調查，而不是站在保護受害者或環境保護的立場。
翁章梁指出，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對許多學生產生很大的衝擊，促使他們開始思考台灣問題，認識台灣的歷史，透過當時的環保、公民和農民運動，學生開始下鄉接觸台灣社會。
尤其當時考大學並不容易，想要考上大學就是專心唸書，外界的事情都與己無關，所以當時學生對於台灣社會的理解都相當有限，因為台灣的一些事件，以及1987年以來3、4年台灣社會的狂飆，他開始了解，深入讀歷史，這個深化的過程才有最大的意義。
翁章梁認為，當時這些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個過程的辯證，才是對學生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