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的日常,擔任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住院醫師的鄭勝允,每天例行公事就是巡視病房,但這天他在病患名單上,卻看到了熟悉的名字「同正」,病房裡頭正是他失聯多年的國中同學,畢業後一直沒有太多交集,卻沒有想到再次相遇,場景竟然是在精神專科醫院的病房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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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起第一次在病房看到同正的場景,鄭勝允醫師說:「他剛開始因為思覺失調症發病被強制送進醫院,還沒接受治療的時候,發病症狀很明顯,會有一些怪異的妄想。」而且同正把這些妄想,視為上帝或是宇宙間的啟示,然後認為自己一舉一動能左右爸媽的死活,像是往右走會害到媽媽,或是買了某杯飲料爸爸會出事,也因此讓他覺得太痛苦了,才會有輕生的念頭,所以被家人強制送醫院。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談到同正這個案例,鄭勝允醫師說他算是相當幸運,發病的時間是在20多歲,因為如果年紀小就發病,對腦部發育的影響很大,同正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期間都很規律服藥,所以也壓制了他的嚴重幻想,不過就在出院後一個月,醫師發現他開始出現「負性行為」。

所謂的「負性行為」就是病情進入慢性化期時,部分患者會有情感淡漠、呆呆鈍鈍、沒情緒、沒想法,甚至處事看起來像是機器人、做事不積極等狀況。

幸好同正在發病期間一直有家人、女友的陪伴,這中間還有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就是同正的嫂嫂,擁有醫護背景,也是第一個鼓勵同正爸媽帶他就醫的人,同正的嫂嫂告訴《NOWnews今日新聞》採訪團隊:「當我發覺有異狀的時候就希望同正先就醫,出院後也鼓勵同正到她家住。」因為嫂嫂家中人比較多,可以讓照顧者不用一直綁在家裡,彼此之間有喘息機會。

甚至在他有些負性行為出現的時候,也是嫂嫂鼓勵他去嘗試些不一樣的事情,像是騎車環島、自我探索,過程中也有去尼泊爾,還上了心理課,就是希望他有管道能情緒轉移跟抒發。也在這過程中,嫂嫂教會他做饅頭,本來只是因為要義賣,到後來做饅頭做出興趣,成了同正創業的第一步,嫂嫂還說:「他喜歡手作,對於成品有很堅持的點,麵粉幾克、水加多少都力求精準。」

▲思覺失調症病友同正,靠手做饅頭重新出發。(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思覺失調症病友同正,靠手做饅頭重新出發。(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雖然同正過程中,也有曾經因為賣饅頭,經濟不穩定的壓力,讓他又開始出現「二選一」的幻想,但還好都及時回診,他自己也開始能分辨哪些是幻覺、哪些是現實,發病至今已經過了五年,同正狀況穩定,醫師也鼓勵他領重大傷病卡,未來考取穩定的公職。

這不是鄭醫師第一次遇到的思覺失調症案例。

他分享,很多比例的個案都會有妄想、幻聽等行為,而且每個人狀況不同,有的人是聽到很多人的聲音,有的人是聽到內心的壓力來源,但唯一相同的是,「這些幻聽、幻覺甚至幻想,都嚴重影響思覺失調患者的日常生活,影響他們對事情的判斷力。」

訪問的最後,鄭勝允醫師語重心長的說,思覺失調症患者雖然病徵明顯,但通常都是已經進入比較嚴重的發病期了,因為很多人不願意接受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事實,家人往往第一時間也會不接受,因為社會「污名化」觀念根深蒂固,很多家人常用「卡到陰」來解讀發病的異常行為,只會用民俗療法、宗教治療,就為了想讓他們不吃藥,但這樣的結果往往更糟,斷藥就會發病,發病後還會造成腦部退化,讓腦袋更不好使。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鄭勝允,有多年治療思覺失調症經驗,分享病友的各種症狀。(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鄭勝允,有多年治療思覺失調症經驗,分享病友的各種症狀。(圖/記者劉雅文拍攝)
鄭勝允也說,過去曾有統計結果發現,思覺失調症患者如果第一次發病時,有好好治療、穩定服藥,10%不會有第二次發病,但是如果沒有好好治療、穩定治療一年,一旦第二次發病後,有第三次發病的機率接近100%。

我們不能預期身邊的親友,甚至是自己,會不會有一天也因為環境壓力,得了思覺失調症,但就因為社會氛圍,總是不把注意力放在病友身上,讓這些人被標籤化,就算返回社會也會擔心工作或學業成績不如人,而更有壓力,同事、長官、老師或是同學不諒解的話,就會讓他們更退縮,更不願意面對疾病。

《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爆紅,帶給大家對社會議題的反思與關注,劇中應思聰這個角色,不是遙不可及的電視劇人物,而是圍繞在我們身邊,需要被除去標籤、投放關心的病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