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 5 月 28 日通過《港區國安法》(港版國安法),香港法律界、國際社會多次表態,呼籲北京中央收回立法。七一遊行前夕,6 月 30 日法案還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港府公告後即刻生效。國安法刊憲生效後,香港眾志幾位年輕代表人物相繼宣布退出。眾志前秘書長、23 歲的黃之鋒,因多次參與示威活動被認為恐怕是國安法的首要目標之一,除了黃之外,71 歲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也被認為是「亂港份子」。
黎智英被《紐約時報》形容「和中國其他富商」非常不一樣,香港企業家對示威活動保持沈默,或委婉表態希望香港穩定,但黎智英不僅公開支持,還親自參與遊行,包括 2014 年的雨傘運動、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黎智英自稱,建制派對他恨之入骨,當他是「攪局者」,可他自認為是個「有良心的攪局者」。
面對國安法,黎智英也敢言絕對不會離開香港,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他表示:「我必須繼續,我的家人妻子可能會離開,但如果我離開,我會名譽掃地,我不可以這樣做,我如果離開,不僅會丟臉,還會令《蘋果日報》失去公信力,也破壞民主運動的團結,這是我須承擔的責任」。
黎智英生於 1948 年 12 月 8 日,廣東省廣州。中國共產黨上台後,帶來巨大的變化,7 歲家道中落,中國清算地主、資本家的鬥爭不斷,父親前往香港、母親被勞改、在學的兄姊被調派到別處,他只能跟姊姊、妹妹三人相依為命。後來黎智英經他人介紹,去火車站幫旅客搬行李賺小費,直到 12 歲偷渡至香港。
在《我是黎智英》中他自述:「解放後,父親逃往香港,家財散盡,母親也遭批鬥,所以自幼便要討生活。我曾替一名港客搬運行李,但他沒有給與賞錢,只給一塊由香港帶來的巧克力,由於從未見、食過,放入口後,覺得是天下間最美味的巧克力。我心想,這是港人,巧克力必來自香港,所以我也應該去香港了!」
自述中,黎智英經由澳門前往香港,當時他身上只帶了 1 港元,而母親偷偷塞給他的小金條,被他踩入泥土裡。雖然最後沒有被關口的人員檢查,但黎智英說「踏出關口的那一剎那,我沒有懊悔,我為自己的決定高興。因為,我要逃離貧困,去澳門是我唯一的路,除此之外我別無選擇」。
黎智英最初月薪僅 3 美元,16 歲時轉到香港紅磡一家做假髮的工廠當小職員,處理對外物料交收和車間生產收發的工作,僅小學畢業的黎智英剛開始無心向學,後來受到啟發努力讀書、學習英文,曾經當過銷售經理;但因公司對其記過處分一次,下定決心自己創業,並透過投資股票獲利豐厚,在 1981 年創立佐丹奴( GIORDANO )時裝連鎖店;1990 年創辦壹週刊。至 1995 年黎智英的身家已達 5 億美元,同年創辦《蘋果日報》,日發行量曾高達 70 萬份。
從「別無選擇」,黎智英也體悟到重要的人生觀「簡單」,在自傳中他說:「一個人,只要能認清『我別無選擇』的現實,就能體悟到『謙遜』,而『謙遜』正是簡化事業無論做人或做事,簡單才能專注」。這原則也被應用在經營佐丹奴、《蘋果新聞》等事業上,十年的創業生涯,他說︰簡單,才能專注;專注,才能成功。
黎智英說六四事件對他個人與事業影響深遠,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和《蘋果日報》。
1989 年 4 月北京從悼念胡耀邦的活動開始,爆發一連串抗議示威行動,隨著示威活動升級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以及國務院總理李鵬,兩人決定以武力解決示威,5 月 20 日政府正式宣布戒嚴。抗議期間,香港 150 萬名群眾也 5 月 27 日在聚集於港島發起大規模抗議遊行,當時,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印製 20 萬件民運 T-shirt 以表支持。至 6 月 4 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和民警在天安門廣場在 6 月 4 日凌晨對集結的示威者進行武力清場行動。
六四事件隔年,1990 年黎智英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並在 1994 年 7 月於《壹週刊》上針對事件發表題爲《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的文章,並用廣東俗語的「仆街」責罵當權者。這篇文章刊出後,黎智英成了北京高層的眼中釘,大陸市場快速成長的佐丹奴被勒令停宴,使黎智英最後出售佐丹奴所有股權。
因為佐丹奴在大陸市場被打擊,黎智英決定專注投入在媒體業,隔年於 1995 年創辦《蘋果日報》。由於鮮明的政治立場,讓黎智英所創辦的媒體遭到大陸方面封殺,許多企業不敢在報紙上刊登廣告。
但黎智英相信,廣大的大眾消費市場,才是生意人的真正事業地盤。他對尋常百姓生活起居的貼近觀察,更使他練就由牛仔褲到報紙、雜誌的犀利產品開發、定位、行銷技法。當時一份報紙約港幣 3 元,《蘋果日報》卻以 1 元加送一顆蘋果的方式,吸引大量讀者。
藉由系統管理,《蘋果日報》的工作同仁雖遍佈各領域、階層,卻共享一套井然有序、公平合理的報酬制度:每個月,黎智英拿出報社獲利的20%,依照貢獻分予員工。
黎智英長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主要政治捐款者,因此飽受建制派、中國內地媒體的批評,甚至指控他的資金為黑金,或是稱他長期吸毒。
《紐約時報》指出,黎智英獨特之處在於,香港示威活動有可能為他帶來商業上的好處。《蘋果日報》一直在投放廣告,試圖吸引新的數位訂閱戶,它向訂戶承諾,他們每天支付的 3 港元訂閱費中,會有 1 港元捐贈給示威活動。
2014 年與雨傘運動,香港市民以「和理非」形式,佔領中環示威爭取真普選。黎智英也參與了遊行,也成為備受矚目的核心。為期 11 週的示威活動,黎智英幾乎每天和抗議者站在同一陣線。《蘋果日報》也為那些年輕但缺乏組織性的示威者們提供強大、普及的發聲平台。
12 月 11 日港警發動「終極清場」,黎智英連同多名立法會泛民議員及歌手何韻詩等在警察清場時被捕,涉嫌「組織及召集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雨傘運動期間,黎智英和香港民眾一起上街抗議,但他的立場明確:「反共不反中」,他不討厭中國,只是不喜歡共產黨,因此他也不會支持台獨、港獨。
雨傘運動結束後,黎智英辭去《蘋果日報》社長職位。2015 年 1 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黎智英堅定支持維持道德力量,不砸車、不焚燒政府大樓,他說「爭取民主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鬥爭。你不能指望一次靜坐就成功」。
2019 年 3 月因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至 6 月民陣發起大規模遊行,發生激烈警民衝突,七一大遊行後,幾乎每週都有抗議活動,形式也從和平示威演變成激烈衝突。8 月 31 日遊行前夕,港府試圖透過大搜捕減少參與者,但黎智英仍堅持上街,他表明「我們都要堅持」、「就算今日我們不是出來示威、我們只是自由行都好,(用行動顯示)不可以讓他(政府)嚇怕」。
黎智英在 10 月 6 日出面,呼籲反送中「冷靜面對當前局勢」審慎面對這個向香港自由的宣戰。黎批評港府當時推行「禁蒙面法」無法解決問題,只是鎮壓,呼籲特首林鄭月娥「枉作小人」。
今年 2 月,黎智英在何文田嘉道理道自宅,遭香港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拘捕,理由是去年涉及參與 831 非法集結及 2017 年恐嚇記者等案。黎智英因鮮明的「反共」立場,成為中國官媒報導中的「毒販」、「禍港四人幫」、「亂港份子」、與外國勢力勾結,甚至體態也被當作是攻擊目標。在香港的住宅外,總是有人守在外面想拍下他與外國勢力勾結的證據。而立場較親北京的愛國人士,也會定期在他家大門外群聚抗議。
但黎智英說了,出來抗爭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他不怕坐牢,「出來抗命一定要負起法律責任,坐牢更好,沒什麼不好,如果坐牢,就會使得我抗爭力量增大」。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隔日( 5 月 29 日),黎智英就投書《紐約時報》,表達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擔憂,香港正從法治走向法制,中共可以決定所有新遊戲規則。黎智英自覺,可能會因為發行刊物、鼓吹民主而入獄,但如果理由是幾條推特文,就威脅中國國家安全,那他也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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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安法,黎智英也敢言絕對不會離開香港,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他表示:「我必須繼續,我的家人妻子可能會離開,但如果我離開,我會名譽掃地,我不可以這樣做,我如果離開,不僅會丟臉,還會令《蘋果日報》失去公信力,也破壞民主運動的團結,這是我須承擔的責任」。
黎智英生於 1948 年 12 月 8 日,廣東省廣州。中國共產黨上台後,帶來巨大的變化,7 歲家道中落,中國清算地主、資本家的鬥爭不斷,父親前往香港、母親被勞改、在學的兄姊被調派到別處,他只能跟姊姊、妹妹三人相依為命。後來黎智英經他人介紹,去火車站幫旅客搬行李賺小費,直到 12 歲偷渡至香港。
在《我是黎智英》中他自述:「解放後,父親逃往香港,家財散盡,母親也遭批鬥,所以自幼便要討生活。我曾替一名港客搬運行李,但他沒有給與賞錢,只給一塊由香港帶來的巧克力,由於從未見、食過,放入口後,覺得是天下間最美味的巧克力。我心想,這是港人,巧克力必來自香港,所以我也應該去香港了!」
自述中,黎智英經由澳門前往香港,當時他身上只帶了 1 港元,而母親偷偷塞給他的小金條,被他踩入泥土裡。雖然最後沒有被關口的人員檢查,但黎智英說「踏出關口的那一剎那,我沒有懊悔,我為自己的決定高興。因為,我要逃離貧困,去澳門是我唯一的路,除此之外我別無選擇」。
黎智英最初月薪僅 3 美元,16 歲時轉到香港紅磡一家做假髮的工廠當小職員,處理對外物料交收和車間生產收發的工作,僅小學畢業的黎智英剛開始無心向學,後來受到啟發努力讀書、學習英文,曾經當過銷售經理;但因公司對其記過處分一次,下定決心自己創業,並透過投資股票獲利豐厚,在 1981 年創立佐丹奴( GIORDANO )時裝連鎖店;1990 年創辦壹週刊。至 1995 年黎智英的身家已達 5 億美元,同年創辦《蘋果日報》,日發行量曾高達 70 萬份。
從「別無選擇」,黎智英也體悟到重要的人生觀「簡單」,在自傳中他說:「一個人,只要能認清『我別無選擇』的現實,就能體悟到『謙遜』,而『謙遜』正是簡化事業無論做人或做事,簡單才能專注」。這原則也被應用在經營佐丹奴、《蘋果新聞》等事業上,十年的創業生涯,他說︰簡單,才能專注;專注,才能成功。
黎智英說六四事件對他個人與事業影響深遠,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和《蘋果日報》。
1989 年 4 月北京從悼念胡耀邦的活動開始,爆發一連串抗議示威行動,隨著示威活動升級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以及國務院總理李鵬,兩人決定以武力解決示威,5 月 20 日政府正式宣布戒嚴。抗議期間,香港 150 萬名群眾也 5 月 27 日在聚集於港島發起大規模抗議遊行,當時,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印製 20 萬件民運 T-shirt 以表支持。至 6 月 4 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和民警在天安門廣場在 6 月 4 日凌晨對集結的示威者進行武力清場行動。
六四事件隔年,1990 年黎智英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並在 1994 年 7 月於《壹週刊》上針對事件發表題爲《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的文章,並用廣東俗語的「仆街」責罵當權者。這篇文章刊出後,黎智英成了北京高層的眼中釘,大陸市場快速成長的佐丹奴被勒令停宴,使黎智英最後出售佐丹奴所有股權。
因為佐丹奴在大陸市場被打擊,黎智英決定專注投入在媒體業,隔年於 1995 年創辦《蘋果日報》。由於鮮明的政治立場,讓黎智英所創辦的媒體遭到大陸方面封殺,許多企業不敢在報紙上刊登廣告。
但黎智英相信,廣大的大眾消費市場,才是生意人的真正事業地盤。他對尋常百姓生活起居的貼近觀察,更使他練就由牛仔褲到報紙、雜誌的犀利產品開發、定位、行銷技法。當時一份報紙約港幣 3 元,《蘋果日報》卻以 1 元加送一顆蘋果的方式,吸引大量讀者。
藉由系統管理,《蘋果日報》的工作同仁雖遍佈各領域、階層,卻共享一套井然有序、公平合理的報酬制度:每個月,黎智英拿出報社獲利的20%,依照貢獻分予員工。
黎智英長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主要政治捐款者,因此飽受建制派、中國內地媒體的批評,甚至指控他的資金為黑金,或是稱他長期吸毒。
《紐約時報》指出,黎智英獨特之處在於,香港示威活動有可能為他帶來商業上的好處。《蘋果日報》一直在投放廣告,試圖吸引新的數位訂閱戶,它向訂戶承諾,他們每天支付的 3 港元訂閱費中,會有 1 港元捐贈給示威活動。
2014 年與雨傘運動,香港市民以「和理非」形式,佔領中環示威爭取真普選。黎智英也參與了遊行,也成為備受矚目的核心。為期 11 週的示威活動,黎智英幾乎每天和抗議者站在同一陣線。《蘋果日報》也為那些年輕但缺乏組織性的示威者們提供強大、普及的發聲平台。
12 月 11 日港警發動「終極清場」,黎智英連同多名立法會泛民議員及歌手何韻詩等在警察清場時被捕,涉嫌「組織及召集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雨傘運動期間,黎智英和香港民眾一起上街抗議,但他的立場明確:「反共不反中」,他不討厭中國,只是不喜歡共產黨,因此他也不會支持台獨、港獨。
雨傘運動結束後,黎智英辭去《蘋果日報》社長職位。2015 年 1 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黎智英堅定支持維持道德力量,不砸車、不焚燒政府大樓,他說「爭取民主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鬥爭。你不能指望一次靜坐就成功」。
2019 年 3 月因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至 6 月民陣發起大規模遊行,發生激烈警民衝突,七一大遊行後,幾乎每週都有抗議活動,形式也從和平示威演變成激烈衝突。8 月 31 日遊行前夕,港府試圖透過大搜捕減少參與者,但黎智英仍堅持上街,他表明「我們都要堅持」、「就算今日我們不是出來示威、我們只是自由行都好,(用行動顯示)不可以讓他(政府)嚇怕」。
黎智英在 10 月 6 日出面,呼籲反送中「冷靜面對當前局勢」審慎面對這個向香港自由的宣戰。黎批評港府當時推行「禁蒙面法」無法解決問題,只是鎮壓,呼籲特首林鄭月娥「枉作小人」。
今年 2 月,黎智英在何文田嘉道理道自宅,遭香港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拘捕,理由是去年涉及參與 831 非法集結及 2017 年恐嚇記者等案。黎智英因鮮明的「反共」立場,成為中國官媒報導中的「毒販」、「禍港四人幫」、「亂港份子」、與外國勢力勾結,甚至體態也被當作是攻擊目標。在香港的住宅外,總是有人守在外面想拍下他與外國勢力勾結的證據。而立場較親北京的愛國人士,也會定期在他家大門外群聚抗議。
但黎智英說了,出來抗爭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他不怕坐牢,「出來抗命一定要負起法律責任,坐牢更好,沒什麼不好,如果坐牢,就會使得我抗爭力量增大」。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隔日( 5 月 29 日),黎智英就投書《紐約時報》,表達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擔憂,香港正從法治走向法制,中共可以決定所有新遊戲規則。黎智英自覺,可能會因為發行刊物、鼓吹民主而入獄,但如果理由是幾條推特文,就威脅中國國家安全,那他也大開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