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在精神療養院相遇、相戀,並且生下他,他是文國士,父母都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從小就在爸媽長期發病、住院的環境下長大,很多人會對他的故事投射心疼、同情,但文國士用輕描淡寫的語氣寫書,講述這個超不平凡的童年故事。
採訪當天文國士分享了一個故事,他說,曾經有個長期陪伴受刑人的愛心媽媽,看完他的書之後私下發訊息給他,說很感謝他,這本書給了很大的啟發,愛心媽媽還提到,他在陪伴跟文國士一樣經歷的受刑人,對方與他年紀相仿、也是獨子,而且父母都是精障人士,她買了書送給這個受刑人,希望文國士能跟她一起去探監、給受刑人鼓勵。
但是,文國士婉拒了。
他解釋,他可以理解愛心媽媽覺得他們兩人遭遇一樣,以及把書送給那位受刑人的用心,但是他不可能去探監,因為他覺得很殘忍,他知道他不可能會陪伴他一輩子。文國士認為,人在最脆弱、最孤單的時候,最需要的其實是被懂得,「可是我們太不一樣,我是個太幸運的人,雖然有思覺失調症的爸媽,但一路上有奶奶、其他親人,以及師長朋友的陪伴。」他擔心這個受刑人,家中可能沒有別的支援,那他的故事就成一種殘忍地對比。
儘管隨著時間過去,文國士面對父母患病這件事,已經變得堅強,他心中的坎早就過去了,但身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家屬,看著新聞事件的發生,依舊有深深的感觸。
他提到,先前引起熱議的殺警案,犯人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當時有某家媒體做了圖表、公開台北市公有八千位嚴重精障人士,當他看到這則新聞時,雖然對他沒有影響,但仍然會覺得心疼,因為他可以想像「如果我是精障人士或是病友的家屬,偶然在麵店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的內心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文國士又另外舉了一個例子。
他過去念的是犯罪學研究,大家談性侵,其實多數是家內性侵,「加害人往往是爸爸或叔叔之類的,但是假設台北市發生性侵案件,不可能全部台北市男生成為加害嫌疑人,就把資料都調出來,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包含思覺失調症在內,其實有很多人本來家中的環境就很辛苦了,還要承受被貼標籤的壓力。」
現今社會上許多「避而不談」的禁忌,就像是思覺失調症,多數人懷抱錯誤的想法,因此對類似的議題有很多的誤解,甚至帶有偏見,常使得病友跟家屬成為弱勢,與社會形成隔閡。文國士語重心長道:「生病的是這個社會,發病的卻是社會眼中的他們。」
「你會不會也發病?」、「你爸媽的病會遺傳給你吧?」這些是文國士從小聽到大的質疑,但採訪當天再次問他,會不會也發病的時候,他只回答:「我不知道,但所有人都可能會發病。」
他認為,社會上多數的認知就是「這百分百都是遺傳、基因影響」,但文國士覺得更多的是環境因素造成,他從八歲到現在,看了二十幾年的各種病友,也跟他們聊過天,因此更有機會知道那些病友會發病,背後的脈絡是什麼,「其實很多思覺失調的人,他們發出來的症狀、幻覺跟他們的妄想,很多內容都是反映發病之前,人生所遭到的重擊。」
文國士到底會不會發病?也許這個問題誰也無法回答,或者這個問題更該問問每個人,才是公平的。
他說:「白話文我是屬於正常人,只是我是所謂的高風險族群,但我會覺得我比一般人更堅強、更有抗體!」文國士除了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他的故事也被知名導演相中,即將翻拍成影視作品,甚至未來會以漫畫方式重新呈現。
你問他是不是希望幫思覺失調症患者發聲?他卻說自己沒有這麼大的使命感,「我的動機很簡單,只是希望透過寫書可以『整理自己』。」對他而言這些人生故事,有些情緒、記憶永遠無法找到出口或是打上句點,但文國士可以透過深刻檢視自己,一步步往前。
在奶奶離世以後,逢年過節親友相聚的日子,文國士只感覺到孤單,他說:「慢慢走到現在,有些狀態(孤單失落)就像老朋友一樣,你沒辦法消滅它,你可以做得只是練習跟它共存。」
訪談中的文國士「很真」,他面對訪談輕鬆自然,儘管有鏡頭拍攝,他餓了就拿起鹹派來吃,渴了就直接對店員說續杯,鏡頭裡不小心也會錄到他豪爽的「語助詞」,這是透過書本,沒有辦法感受到的文國士,至少在採訪當天的他,不是大愛的樂觀主義者,也不是誰或誰的救世主,更不是被貼上標籤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孩子」,應該還給他跟其他人一樣的起跑線,「他,就只是文國士,一位偏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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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當天文國士分享了一個故事,他說,曾經有個長期陪伴受刑人的愛心媽媽,看完他的書之後私下發訊息給他,說很感謝他,這本書給了很大的啟發,愛心媽媽還提到,他在陪伴跟文國士一樣經歷的受刑人,對方與他年紀相仿、也是獨子,而且父母都是精障人士,她買了書送給這個受刑人,希望文國士能跟她一起去探監、給受刑人鼓勵。
但是,文國士婉拒了。
他解釋,他可以理解愛心媽媽覺得他們兩人遭遇一樣,以及把書送給那位受刑人的用心,但是他不可能去探監,因為他覺得很殘忍,他知道他不可能會陪伴他一輩子。文國士認為,人在最脆弱、最孤單的時候,最需要的其實是被懂得,「可是我們太不一樣,我是個太幸運的人,雖然有思覺失調症的爸媽,但一路上有奶奶、其他親人,以及師長朋友的陪伴。」他擔心這個受刑人,家中可能沒有別的支援,那他的故事就成一種殘忍地對比。
儘管隨著時間過去,文國士面對父母患病這件事,已經變得堅強,他心中的坎早就過去了,但身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家屬,看著新聞事件的發生,依舊有深深的感觸。
他提到,先前引起熱議的殺警案,犯人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當時有某家媒體做了圖表、公開台北市公有八千位嚴重精障人士,當他看到這則新聞時,雖然對他沒有影響,但仍然會覺得心疼,因為他可以想像「如果我是精障人士或是病友的家屬,偶然在麵店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的內心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文國士又另外舉了一個例子。
他過去念的是犯罪學研究,大家談性侵,其實多數是家內性侵,「加害人往往是爸爸或叔叔之類的,但是假設台北市發生性侵案件,不可能全部台北市男生成為加害嫌疑人,就把資料都調出來,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包含思覺失調症在內,其實有很多人本來家中的環境就很辛苦了,還要承受被貼標籤的壓力。」
現今社會上許多「避而不談」的禁忌,就像是思覺失調症,多數人懷抱錯誤的想法,因此對類似的議題有很多的誤解,甚至帶有偏見,常使得病友跟家屬成為弱勢,與社會形成隔閡。文國士語重心長道:「生病的是這個社會,發病的卻是社會眼中的他們。」
「你會不會也發病?」、「你爸媽的病會遺傳給你吧?」這些是文國士從小聽到大的質疑,但採訪當天再次問他,會不會也發病的時候,他只回答:「我不知道,但所有人都可能會發病。」
他認為,社會上多數的認知就是「這百分百都是遺傳、基因影響」,但文國士覺得更多的是環境因素造成,他從八歲到現在,看了二十幾年的各種病友,也跟他們聊過天,因此更有機會知道那些病友會發病,背後的脈絡是什麼,「其實很多思覺失調的人,他們發出來的症狀、幻覺跟他們的妄想,很多內容都是反映發病之前,人生所遭到的重擊。」
文國士到底會不會發病?也許這個問題誰也無法回答,或者這個問題更該問問每個人,才是公平的。
他說:「白話文我是屬於正常人,只是我是所謂的高風險族群,但我會覺得我比一般人更堅強、更有抗體!」文國士除了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他的故事也被知名導演相中,即將翻拍成影視作品,甚至未來會以漫畫方式重新呈現。
你問他是不是希望幫思覺失調症患者發聲?他卻說自己沒有這麼大的使命感,「我的動機很簡單,只是希望透過寫書可以『整理自己』。」對他而言這些人生故事,有些情緒、記憶永遠無法找到出口或是打上句點,但文國士可以透過深刻檢視自己,一步步往前。
在奶奶離世以後,逢年過節親友相聚的日子,文國士只感覺到孤單,他說:「慢慢走到現在,有些狀態(孤單失落)就像老朋友一樣,你沒辦法消滅它,你可以做得只是練習跟它共存。」
訪談中的文國士「很真」,他面對訪談輕鬆自然,儘管有鏡頭拍攝,他餓了就拿起鹹派來吃,渴了就直接對店員說續杯,鏡頭裡不小心也會錄到他豪爽的「語助詞」,這是透過書本,沒有辦法感受到的文國士,至少在採訪當天的他,不是大愛的樂觀主義者,也不是誰或誰的救世主,更不是被貼上標籤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孩子」,應該還給他跟其他人一樣的起跑線,「他,就只是文國士,一位偏鄉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