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讓國際產業界反思供應鏈模式
雖然目前武漢肺炎（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危機暫未解除，但是由於疫情快速且超乎各國預期的擴大蔓延，也讓各國經濟和產業活動受到諸多衝擊影響；其中，製造部門及其延伸相關產業，也陸續傳出供應鏈供貨不及的斷鏈問題。一些國際投資機構及產業專家也提出觀察，指出此波武漢肺炎疫情將結構性地改變全球經濟活動；例如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 Rock）執行長Larry Fink認為，此次疫情危機重塑投資人心理、企業運作和消費者習慣，疫情將讓人們重新評估「及時供貨（just-in-time）」供應鏈運作恰不恰當。
這套just-in-time的供應鏈模式是在1970年代由豐田汽車（TOYOTA）所發展出來的；進入21世紀後，這套供應鏈運作管理模式伴隨全球化浪潮的擴散，在製造部門逐漸普及開來。just-in-time的供應鏈模式有利於下游採購商能在低庫存部位的情況下，要求上游原材料及零組件供應商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內交貨，同時必須確保交貨品質。但由於該模式雖然對採購商而言具有降低庫存壓力的優點，但是一旦供應商發生供貨問題，即可能面臨生產流程中斷的危機，尤其是現在跨國供應鏈拉得更長、更複雜的情況下，只要有關鍵供應商因當地政治、天災、疫病等外部情勢發生而無法如期供貨時，整條供應鏈即可能面臨中斷風險。
追求「穩定的供應鏈」將成為新方向
事實上，過去風險評估專家曾針對just-in-time模式，提出過相對的「以防萬一（just-in-case）」概念，提醒產業界在未知風險發生之前，應做好各項事前因應準備。不過，這套從興起到運作迄今已持續了三十幾年的just-in-time模式，有其存在利基，製造部門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盤改變這套供應鏈模式。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國際間爆發開來，確實給許多產業跨國供應鏈運作帶來很大衝擊，包括供應鏈斷鏈及非預期內的終端消費需求萎縮，以及後續隨之而來的工廠生產暫停及無薪假甚至失業等問題；然而，如此災難性的危機場景過去亦未少見，諸如2010年冰島火山噴發不只癱瘓歐洲空中交通，也打亂全球製造業供應鏈，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海嘯、核災、缺電的複合式四重災難，也引發供應鏈斷鏈危機，而這幾次危機發生時，也都曾有提出反思或重新評估just-in-time供應鏈運作模式的看法，但後來just-in-time模式卻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更大的普及發展，甚至跨國供應鏈拉得更長、發展更加複雜化和零碎化，有時連採購商也無法完整掌握每一項零組件的更上游供貨來源，以致於如今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許多製造業仍像過去危機發生時同樣面臨了斷鏈問題。
雖然製造部門不可能一下子全盤改變這套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而且不同產業也有不同供應鏈布局情況和考量，但未來產業界在接連面臨美中經貿衝突和武漢肺炎疫情等不確定風險之後，對於just-in-case的因素考量勢必會有所增加。未來產業界也許不會再以追求效率極佳化的供應鏈為目標，而更可能改以打造穩定的供應鏈為新方向。
產業界及政府應啟動後疫情時代的超前部署
目前許多國際大型企業都依照just-in-case概念，訂有相關備援計畫或第二甚至第三生產基地準備，但是此次武漢肺炎疫情與過去大型災難危機不同，持續時間和影響層面都更為長期且巨大，產業界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的重新評估，除了重新檢討過去所訂備援計畫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並予以重新調整之外，勢必也會將此次各國政府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的危機處理能力納入重新評估，甚至可能重新檢視其跨國生產基地的佈局決策，以因應未來可能的跨國性危機及風險挑戰。
對於政府產業政策規劃而言，除了必須密切關注國際大廠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的重新評估及對於生產基地布局的可能調整，並適時提出相關政策以吸引來台投資之外，同時也應將just-in-case概念納入思考，對於後疫情時代的產業發展規劃，展開超前部署。
首先，政府的考量角度與企業不同，政府要更多關注的是社會成本和效益（social cost and benefit）等外部性議題；因此，未來有必要從國家安全角度，重新檢視此次危機中足以影響社會及經濟穩定、同時又須全部或大部分仰賴國外進口的各項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為何，例如醫療器材、醫藥原料等，並且研議未來鼓勵有一部分於國內增加生產、發展進口替代的可能性及可行性，甚至因應國際大廠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重新評估的趨勢，積極向其遊說我國政府防疫作為及能力將有助確保其生產基地的穩定，爭取來台投資。
其次，在未來有效協助廠商因應斷鏈危機的做法上，政府或可思考針對各項產業，盤點國內可能供應商名單，或籌建雲端供應鏈平台或資料庫，號召各廠商上傳自己企業專精項目及可支援行業範疇，以協助採購企業快速找到其他可能替代的供應商，或者由政府協調快速啟動某項零組件或產品的量產，以因應國家需要。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雖未結束，但總有一天終將過去，產業界及政府都應從此次疫情中，重新檢視過往佈局及做法，密切關注國際產業動態情勢，及早針對後疫情時代進行超前部署。
●作者：盧俊偉／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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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just-in-time的供應鏈模式是在1970年代由豐田汽車（TOYOTA）所發展出來的；進入21世紀後，這套供應鏈運作管理模式伴隨全球化浪潮的擴散，在製造部門逐漸普及開來。just-in-time的供應鏈模式有利於下游採購商能在低庫存部位的情況下，要求上游原材料及零組件供應商在指定時間和地點內交貨，同時必須確保交貨品質。但由於該模式雖然對採購商而言具有降低庫存壓力的優點，但是一旦供應商發生供貨問題，即可能面臨生產流程中斷的危機，尤其是現在跨國供應鏈拉得更長、更複雜的情況下，只要有關鍵供應商因當地政治、天災、疫病等外部情勢發生而無法如期供貨時，整條供應鏈即可能面臨中斷風險。
追求「穩定的供應鏈」將成為新方向
事實上，過去風險評估專家曾針對just-in-time模式，提出過相對的「以防萬一（just-in-case）」概念，提醒產業界在未知風險發生之前，應做好各項事前因應準備。不過，這套從興起到運作迄今已持續了三十幾年的just-in-time模式，有其存在利基，製造部門不可能一下子就全盤改變這套供應鏈模式。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國際間爆發開來，確實給許多產業跨國供應鏈運作帶來很大衝擊，包括供應鏈斷鏈及非預期內的終端消費需求萎縮，以及後續隨之而來的工廠生產暫停及無薪假甚至失業等問題；然而，如此災難性的危機場景過去亦未少見，諸如2010年冰島火山噴發不只癱瘓歐洲空中交通，也打亂全球製造業供應鏈，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海嘯、核災、缺電的複合式四重災難，也引發供應鏈斷鏈危機，而這幾次危機發生時，也都曾有提出反思或重新評估just-in-time供應鏈運作模式的看法，但後來just-in-time模式卻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更大的普及發展，甚至跨國供應鏈拉得更長、發展更加複雜化和零碎化，有時連採購商也無法完整掌握每一項零組件的更上游供貨來源，以致於如今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許多製造業仍像過去危機發生時同樣面臨了斷鏈問題。
雖然製造部門不可能一下子全盤改變這套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而且不同產業也有不同供應鏈布局情況和考量，但未來產業界在接連面臨美中經貿衝突和武漢肺炎疫情等不確定風險之後，對於just-in-case的因素考量勢必會有所增加。未來產業界也許不會再以追求效率極佳化的供應鏈為目標，而更可能改以打造穩定的供應鏈為新方向。
產業界及政府應啟動後疫情時代的超前部署
目前許多國際大型企業都依照just-in-case概念，訂有相關備援計畫或第二甚至第三生產基地準備，但是此次武漢肺炎疫情與過去大型災難危機不同，持續時間和影響層面都更為長期且巨大，產業界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的重新評估，除了重新檢討過去所訂備援計畫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並予以重新調整之外，勢必也會將此次各國政府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的危機處理能力納入重新評估，甚至可能重新檢視其跨國生產基地的佈局決策，以因應未來可能的跨國性危機及風險挑戰。
對於政府產業政策規劃而言，除了必須密切關注國際大廠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的重新評估及對於生產基地布局的可能調整，並適時提出相關政策以吸引來台投資之外，同時也應將just-in-case概念納入思考，對於後疫情時代的產業發展規劃，展開超前部署。
首先，政府的考量角度與企業不同，政府要更多關注的是社會成本和效益（social cost and benefit）等外部性議題；因此，未來有必要從國家安全角度，重新檢視此次危機中足以影響社會及經濟穩定、同時又須全部或大部分仰賴國外進口的各項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為何，例如醫療器材、醫藥原料等，並且研議未來鼓勵有一部分於國內增加生產、發展進口替代的可能性及可行性，甚至因應國際大廠對於just-in-time供應鏈模式重新評估的趨勢，積極向其遊說我國政府防疫作為及能力將有助確保其生產基地的穩定，爭取來台投資。
其次，在未來有效協助廠商因應斷鏈危機的做法上，政府或可思考針對各項產業，盤點國內可能供應商名單，或籌建雲端供應鏈平台或資料庫，號召各廠商上傳自己企業專精項目及可支援行業範疇，以協助採購企業快速找到其他可能替代的供應商，或者由政府協調快速啟動某項零組件或產品的量產，以因應國家需要。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雖未結束，但總有一天終將過去，產業界及政府都應從此次疫情中，重新檢視過往佈局及做法，密切關注國際產業動態情勢，及早針對後疫情時代進行超前部署。
●作者：盧俊偉／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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