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28紀念日，前總統馬英九出席228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陳明忠的追思會。對於傳出馬英九曾「偷偷替蔣經國代批了陳明忠保外就醫的公文」傳聞，馬英九還原真相，澄清不是他「 私下代批」，而是他開口向當年的國防部長宋長志建議，能否准許重病的陳明忠保外就醫，最後讓國防部同意假釋。馬英九表示，對於228和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痛，他期盼「永遠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前總統馬英九。（ 圖 / 翻攝馬英九臉書 ）
前總統馬英九。（ 圖 / 翻攝馬英九臉書 ）
★以下是馬英九臉書全文：
二二八事件邁入73週年，昨天我到二二八紀念碑前，緬懷這段傷痛歷史。今早，我參加陳明忠先生的追思會，紀念這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44年前，也就是1976年，我剛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有一天，記得是11月27日，我在圖書館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所刊登的全版廣告，聲援臺灣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POC，即政治犯）陳明忠先生。當時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但自此對這個名字留下深刻的印象。
11年後，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有一天，王曉波學長告訴我，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我才知道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就直接將明忠先生假釋了。曾有媒體報導說，當時是我偷偷替經國先生代批了明忠先生保外就醫的公文，這個戲劇化的誇大說法，當然不是事實，我也沒那麼大的膽量，只是略盡棉薄之力，向國防部提出建議而已。
獲得假釋後，明忠先生特別在僑光堂辦了一桌酒席，向我當面致謝，讓我很不敢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他見面。明忠先生出生於1929年，比我大21歲，這是我們兩個忘年之交結緣的開始。
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明忠先生加入臺共領袖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擔任突擊隊長，3月16日率領學生參與了著名的南投烏牛欄之役，與國軍交火，失利後逃亡，遭到政府通緝。所幸他在二二八時曾保護臺灣省立農學院周進三院長等外省籍教授，因此倖免入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明忠先生又因叛亂、顛覆政府等罪名，兩次被判刑入獄，總共坐了21的牢。第一次入獄時年僅21歲，人生的黃金歲月都在牢籠中度過。他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2005年2月27日，我擔任台北市長兼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明忠先生應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以〈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都是根源於國共內戰的時代悲劇，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必須要還原歷史，也要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悲劇所留下的族群仇恨，讓同樣的苦難不要在下一代發生。明忠先生主張兩岸必需和平和解，悲劇才不會重演。兩個月後，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前往中國大陸展開歷史性的「連胡會」，為兩岸關係破冰，也為三年後我總統任內的兩岸全面和解、合作與和平，奠定基礎。
明忠先生當年到國民黨中央演講，其他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並不諒解。他說，「很多人罵我，說我是投降，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投降』。我們走過戰亂的人，只希望兩岸和平，臺灣人民不要再經歷恐怖的生活」。
即使長期遭遇磨難，也絲毫未損明忠先生對於自己理念的堅持，他不僅勇於行動，並且信仰堅定，言所當言，畢生不改其志。他痛恨欺壓、歧視和不講理，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都是平等的。他是大時代的勇者，是滄桑歷史的見證者。
明忠先生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說，我沒有遺憾」。我倒認為，他沒有生錯時代，而是時代錯待了他。
二二八事件發生3年後，我才出生。但從留學美國之後，就長期關心、重視二二八。1990年我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就開始參與行政院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如出版報告、建紀念碑等。1993年我出任法務部長，奉命推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立法工作，199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2007年改為「賠償」條例）。在我卸任總統前，已大致完成條例設定的目標，例如賠償受難者、四次延長賠償申請時間至13年、恢復受難者名譽、成立基金會、為受難者立傳、設立國家紀念館、繼續發掘真相、普及相關歷史教育等等。
有一些朋友不以為然，認為二二八已經過了這麼久，國家賠償了72憶，為什麼我還要每年紀念道歉？關於這一點，近30年來我的想法都一貫。二二八事件是臺灣近代史上巨大的歷史傷痛，無論如何療傷止痛，都不容易完全抒解。面對歷史，必須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必須將心比心，療傷止痛。
去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特別在9月1日到80年前被轟炸的波蘭小城維倫（Vilun），為二戰納粹德國殺害500萬波蘭人的罪行，向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道歉,並請求波蘭人民原諒。有人認為納粹犯下的罪行已經過去，史坦麥爾並不認同，他強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要牢記它，也將會牢記它」。八十年來，德國秉持「面對歷史，檢討過去，邁向未來」（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的原則，成功處理了二戰的後遺症，贏得鄰邦的諒解與世人的尊敬。這也是我30年來一貫的態度。二二八事件當然不能跟德國發動二次大戰、侵略鄰邦、屠殺數百萬平民的罪行相提並論，但秉持理性的處理態度並無不同。那就是：「歷史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容遺忘」；倘若無法從反思歷史中，記取教訓，就無法正視並改正錯誤，歷史悲劇可能就會重演。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3週年，在追思明忠先生的同時，我再次向所有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表達歉意與慰問。
祈願中華民國國運昌隆，人民安居樂業，兩岸和平繁榮。
永遠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馬英九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aYingje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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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邁入73週年，昨天我到二二八紀念碑前，緬懷這段傷痛歷史。今早，我參加陳明忠先生的追思會，紀念這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44年前，也就是1976年，我剛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有一天，記得是11月27日，我在圖書館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所刊登的全版廣告，聲援臺灣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POC，即政治犯）陳明忠先生。當時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但自此對這個名字留下深刻的印象。
11年後，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有一天，王曉波學長告訴我，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我才知道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就直接將明忠先生假釋了。曾有媒體報導說，當時是我偷偷替經國先生代批了明忠先生保外就醫的公文，這個戲劇化的誇大說法，當然不是事實，我也沒那麼大的膽量，只是略盡棉薄之力，向國防部提出建議而已。
獲得假釋後，明忠先生特別在僑光堂辦了一桌酒席，向我當面致謝，讓我很不敢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他見面。明忠先生出生於1929年，比我大21歲，這是我們兩個忘年之交結緣的開始。
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明忠先生加入臺共領袖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擔任突擊隊長，3月16日率領學生參與了著名的南投烏牛欄之役，與國軍交火，失利後逃亡，遭到政府通緝。所幸他在二二八時曾保護臺灣省立農學院周進三院長等外省籍教授，因此倖免入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明忠先生又因叛亂、顛覆政府等罪名，兩次被判刑入獄，總共坐了21的牢。第一次入獄時年僅21歲，人生的黃金歲月都在牢籠中度過。他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
2005年2月27日，我擔任台北市長兼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明忠先生應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以〈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都是根源於國共內戰的時代悲劇，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必須要還原歷史，也要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悲劇所留下的族群仇恨，讓同樣的苦難不要在下一代發生。明忠先生主張兩岸必需和平和解，悲劇才不會重演。兩個月後，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前往中國大陸展開歷史性的「連胡會」，為兩岸關係破冰，也為三年後我總統任內的兩岸全面和解、合作與和平，奠定基礎。
明忠先生當年到國民黨中央演講，其他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並不諒解。他說，「很多人罵我，說我是投降，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投降』。我們走過戰亂的人，只希望兩岸和平，臺灣人民不要再經歷恐怖的生活」。
即使長期遭遇磨難，也絲毫未損明忠先生對於自己理念的堅持，他不僅勇於行動，並且信仰堅定，言所當言，畢生不改其志。他痛恨欺壓、歧視和不講理，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都是平等的。他是大時代的勇者，是滄桑歷史的見證者。
明忠先生說：「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說，我沒有遺憾」。我倒認為，他沒有生錯時代，而是時代錯待了他。
二二八事件發生3年後，我才出生。但從留學美國之後，就長期關心、重視二二八。1990年我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就開始參與行政院推動的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如出版報告、建紀念碑等。1993年我出任法務部長，奉命推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的立法工作，199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2007年改為「賠償」條例）。在我卸任總統前，已大致完成條例設定的目標，例如賠償受難者、四次延長賠償申請時間至13年、恢復受難者名譽、成立基金會、為受難者立傳、設立國家紀念館、繼續發掘真相、普及相關歷史教育等等。
有一些朋友不以為然，認為二二八已經過了這麼久，國家賠償了72憶，為什麼我還要每年紀念道歉？關於這一點，近30年來我的想法都一貫。二二八事件是臺灣近代史上巨大的歷史傷痛，無論如何療傷止痛，都不容易完全抒解。面對歷史，必須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必須將心比心，療傷止痛。
去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特別在9月1日到80年前被轟炸的波蘭小城維倫（Vilun），為二戰納粹德國殺害500萬波蘭人的罪行，向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道歉,並請求波蘭人民原諒。有人認為納粹犯下的罪行已經過去，史坦麥爾並不認同，他強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要牢記它，也將會牢記它」。八十年來，德國秉持「面對歷史，檢討過去，邁向未來」（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的原則，成功處理了二戰的後遺症，贏得鄰邦的諒解與世人的尊敬。這也是我30年來一貫的態度。二二八事件當然不能跟德國發動二次大戰、侵略鄰邦、屠殺數百萬平民的罪行相提並論，但秉持理性的處理態度並無不同。那就是：「歷史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容遺忘」；倘若無法從反思歷史中，記取教訓，就無法正視並改正錯誤，歷史悲劇可能就會重演。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3週年，在追思明忠先生的同時，我再次向所有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表達歉意與慰問。
祈願中華民國國運昌隆，人民安居樂業，兩岸和平繁榮。
永遠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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