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性意識抬頭，她們勇於追求自己的權利，不屈服於傳統大男人主義之下。近年來性平觀念越來越進步，社會也更加重視女性的職場、家庭權益，但卻止步於女性參與權的成長，難以成為權力的掌舵者，甚至被冠上貪得無厭的罵名，若要實現真正的性平正義，應從生活細節尊重差異、同理溝通，進而促進社會前行。
「女權」概念被汙名 貶低性別平等價值
台灣女權運動在傳統大男人主義下，已持續抗爭30餘年，原本逐漸平坦、光亮的道路，遇上不斷膨脹的網絡時代，雖然能透過社群媒體自由倡議，但許多女權概念因此被簡化轉載，在眾人視線裡只剩貪婪無厭的索求，因而形成一股厭女風氣，甚至出現「女權自助餐」等貶低女性的用詞。
「女權自助餐」源於美國脫口秀藝人比爾伯爾（Bill Burr），他形容社會的女權主義者享受權利的同時，卻不履行自己的義務或是責任，好比是將女權倡議者要爭取的權利當作一道道菜，而女性就只把同工同酬夾到盤子裡，卻不夾女性服兵役一樣，這樣選擇性的平等讓女權備受批評。
勵馨基金會教育專員莊泰富認為，女權自助餐是假議題，現今社會人們往往為了跟風，會在一知半解下大量的濫用、炒作，莊泰富形容這些人是「看到影子就開槍」，實際上都是潛意識或無形中，害怕自己的權益會因女性的爭取而被瓜分，或是從根本不認同兩性應該平等，才以詞語貶低女性追求女權的行為。
前女人迷性別主編張婉昀表示，因為人們對女性主義認識不足、一知半解，反而誤會、產生排斥感。各種性別中，都有誤解女權訴求的人。例如2017年前後，社群網絡出現許多女性高舉 #iamnotafeminist（我不是女性主義者）標語的網路串連，她們以為女性主義打壓男性、譴責女性自由選擇（例如選擇成為全職主婦），卻不知這是錯誤理解，呈現了女性主義被污名的嚴重性。
社會普遍認為女權自助餐是女權意識「過度」高漲，但性別觀點平台「性解放?學姐」創辦人范綱皓認為，反而是「不夠」高漲才會產生誤解。大眾開始關心女權議題卻沒有真正理解女權訴求，出現反面評論時沒有查證就信以為真，表面上對女性主義關注增加，但實際深入了解的人又有多少，難以言喻。
「性解放の學姐」創辦人范綱皓認為，大眾開始關心女權議題卻沒有真正理解女權訴求。（范綱皓提供）
學習相處溝通 不應以性別區分義務
范綱皓表示，多數男性反對女權是因為不想自身權益受剝奪，因此當高知識女性試圖動搖社會舊有「壓迫女性」結構時，男性因地位受威脅，便不願意去了解女權，甚至是出現防禦性攻擊。
而兩性平等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女性應不應服兵役」，大多數男性認為，既然要求男女權益不該有別，那為何女性不需要接受國家徵召？張婉昀認為與其要求女性當兵，更應該思考為何國家要強迫男性當兵、剝奪男性自由。范綱皓解釋，當兵雖然是如今最明顯的男女差別，但男生當兵並非是「行使自由權力」，而是受法律規範非做不可。「義務不代表權力，有權力才有義務。」范綱皓認為，社會不應該以性別區分一個人該做什麼事，而是以能力分配，若是只鑽牛角尖的議論著義務與否，並不會讓性別平權更前進。
范綱皓解釋女權想表達的不僅針對性別，而是當有人提出困難、受到壓迫時，能夠給予意見、幫助，同理心對待他人。若社會停滯不前、不抵抗父權壓制、女性對公共參與及話語權追不上國際變化、大眾的思想不轉變，即使性別平權法制再完整，也無濟於事。張婉昀希望回歸到人與人間，學習如何互相尊重地相處、溝通，而不是直接拿性別取代溝通協商、擅自決定一切。
女性參政是女權長期推廣目標，從參政性別比能看出一個國家女權的發展程度，據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指出，2018年台灣立委女性比率成長至38%，是全球排名第10名；女性擔任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的比重也逐漸增加，是1997年以來首次超過三分之一，雖然有明顯成長，但多數女性仍是依附從政的爸爸、哥哥等家庭背景出身，范綱皓稱此現象僅能代表台灣女性的公共事務參與權增長，並不表示實質的決策、話語權有所進步。
張婉昀認為與其要求女性當兵，更應該思考為何國家要強迫男性當兵、剝奪男性自由。（張婉昀提供）
年輕世代對於性別平等的概念已進步許多，但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惠馨指出，「過去我們處理的是明顯不公平，但現在要處理的是模糊曖昧。」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受到傳統觀念的打壓，例如「女生嫁個好老公就好」此類壓低女性的價值觀。不過，被父權綁住手腳的不僅女性，男性也被迫承擔更多責任的壓迫，因此，應撇除女權只為女性發聲的偏見，女權的核心價值在於追求性別平等、實現性別正義。
相較於2、30年前的社會環境，陳惠馨表示，現在的婦女運動較不需要以激烈的方式進行，據她觀察，越來越多年輕男性也認同、追求性別平等的理想，各性別間是可以溝通的，因此練習表達自身意見，一同找出對話的方法，成為一項重要課題。但與立場極端的人士溝通時，臺灣男性協會秘書王泓亮認為，「你真正要對話的對象不是他，而是旁觀的這些人。」以女權倡議團體「肉彈甜心」為例，不針對情緒性言論回應，避免陷入情緒論戰之中，最後再做出理性、詳細的聲明，除了有力的澄清自身立場外，更能爭取他人的認同、與之有效的溝通。
隨著台灣女權運動推進，陳惠馨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女性面對困境及打壓時，有前人可做Role Model（榜樣），那麼男性呢？」當台灣女性慢慢形塑越來越強烈的主體意識，較勇於挑戰、改變自己時，男性該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Role Model，而不是父權體制下所謂「成功男性」是陳惠馨認為女權運動下一階段所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女權的核心價值在於追求性別平等、實現性別正義，男性也可以打破父權體制下「成功男性」的刻板概念。（勵馨基金會提供）
撕掉性別標籤 尊重個體差異
走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台灣社會需要多一點的溝通、少一點的怨恨。「重視不同個體間的差異，慢慢處理這些個案，並看見背後共同的文化現象。」對莊泰富而言，性別間互相理解、溝通，比起網路上喊口號式的吸睛文章，更能實質改善社會的厭女風氣。當社會有集體的改變時，對於性別的壓迫便會減少，范綱皓分享他的口訣：「啟蒙、組織、方案、行動。」重要的不是性別或標籤，而是為了更加友善、平等的社會，一起作出改變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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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權運動在傳統大男人主義下，已持續抗爭30餘年，原本逐漸平坦、光亮的道路，遇上不斷膨脹的網絡時代，雖然能透過社群媒體自由倡議，但許多女權概念因此被簡化轉載，在眾人視線裡只剩貪婪無厭的索求，因而形成一股厭女風氣，甚至出現「女權自助餐」等貶低女性的用詞。
「女權自助餐」源於美國脫口秀藝人比爾伯爾（Bill Burr），他形容社會的女權主義者享受權利的同時，卻不履行自己的義務或是責任，好比是將女權倡議者要爭取的權利當作一道道菜，而女性就只把同工同酬夾到盤子裡，卻不夾女性服兵役一樣，這樣選擇性的平等讓女權備受批評。
勵馨基金會教育專員莊泰富認為，女權自助餐是假議題，現今社會人們往往為了跟風，會在一知半解下大量的濫用、炒作，莊泰富形容這些人是「看到影子就開槍」，實際上都是潛意識或無形中，害怕自己的權益會因女性的爭取而被瓜分，或是從根本不認同兩性應該平等，才以詞語貶低女性追求女權的行為。
前女人迷性別主編張婉昀表示，因為人們對女性主義認識不足、一知半解，反而誤會、產生排斥感。各種性別中，都有誤解女權訴求的人。例如2017年前後，社群網絡出現許多女性高舉 #iamnotafeminist（我不是女性主義者）標語的網路串連，她們以為女性主義打壓男性、譴責女性自由選擇（例如選擇成為全職主婦），卻不知這是錯誤理解，呈現了女性主義被污名的嚴重性。
社會普遍認為女權自助餐是女權意識「過度」高漲，但性別觀點平台「性解放?學姐」創辦人范綱皓認為，反而是「不夠」高漲才會產生誤解。大眾開始關心女權議題卻沒有真正理解女權訴求，出現反面評論時沒有查證就信以為真，表面上對女性主義關注增加，但實際深入了解的人又有多少，難以言喻。
「性解放の學姐」創辦人范綱皓認為，大眾開始關心女權議題卻沒有真正理解女權訴求。（范綱皓提供）學習相處溝通 不應以性別區分義務
范綱皓表示，多數男性反對女權是因為不想自身權益受剝奪，因此當高知識女性試圖動搖社會舊有「壓迫女性」結構時，男性因地位受威脅，便不願意去了解女權，甚至是出現防禦性攻擊。
而兩性平等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女性應不應服兵役」，大多數男性認為，既然要求男女權益不該有別，那為何女性不需要接受國家徵召？張婉昀認為與其要求女性當兵，更應該思考為何國家要強迫男性當兵、剝奪男性自由。范綱皓解釋，當兵雖然是如今最明顯的男女差別，但男生當兵並非是「行使自由權力」，而是受法律規範非做不可。「義務不代表權力，有權力才有義務。」范綱皓認為，社會不應該以性別區分一個人該做什麼事，而是以能力分配，若是只鑽牛角尖的議論著義務與否，並不會讓性別平權更前進。
范綱皓解釋女權想表達的不僅針對性別，而是當有人提出困難、受到壓迫時，能夠給予意見、幫助，同理心對待他人。若社會停滯不前、不抵抗父權壓制、女性對公共參與及話語權追不上國際變化、大眾的思想不轉變，即使性別平權法制再完整，也無濟於事。張婉昀希望回歸到人與人間，學習如何互相尊重地相處、溝通，而不是直接拿性別取代溝通協商、擅自決定一切。
女性參政是女權長期推廣目標，從參政性別比能看出一個國家女權的發展程度，據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指出，2018年台灣立委女性比率成長至38%，是全球排名第10名；女性擔任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的比重也逐漸增加，是1997年以來首次超過三分之一，雖然有明顯成長，但多數女性仍是依附從政的爸爸、哥哥等家庭背景出身，范綱皓稱此現象僅能代表台灣女性的公共事務參與權增長，並不表示實質的決策、話語權有所進步。
張婉昀認為與其要求女性當兵，更應該思考為何國家要強迫男性當兵、剝奪男性自由。（張婉昀提供）年輕世代對於性別平等的概念已進步許多，但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惠馨指出，「過去我們處理的是明顯不公平，但現在要處理的是模糊曖昧。」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受到傳統觀念的打壓，例如「女生嫁個好老公就好」此類壓低女性的價值觀。不過，被父權綁住手腳的不僅女性，男性也被迫承擔更多責任的壓迫，因此，應撇除女權只為女性發聲的偏見，女權的核心價值在於追求性別平等、實現性別正義。
相較於2、30年前的社會環境，陳惠馨表示，現在的婦女運動較不需要以激烈的方式進行，據她觀察，越來越多年輕男性也認同、追求性別平等的理想，各性別間是可以溝通的，因此練習表達自身意見，一同找出對話的方法，成為一項重要課題。但與立場極端的人士溝通時，臺灣男性協會秘書王泓亮認為，「你真正要對話的對象不是他，而是旁觀的這些人。」以女權倡議團體「肉彈甜心」為例，不針對情緒性言論回應，避免陷入情緒論戰之中，最後再做出理性、詳細的聲明，除了有力的澄清自身立場外，更能爭取他人的認同、與之有效的溝通。
隨著台灣女權運動推進，陳惠馨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女性面對困境及打壓時，有前人可做Role Model（榜樣），那麼男性呢？」當台灣女性慢慢形塑越來越強烈的主體意識，較勇於挑戰、改變自己時，男性該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Role Model，而不是父權體制下所謂「成功男性」是陳惠馨認為女權運動下一階段所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女權的核心價值在於追求性別平等、實現性別正義，男性也可以打破父權體制下「成功男性」的刻板概念。（勵馨基金會提供）撕掉性別標籤 尊重個體差異
走在性別平等的道路上，台灣社會需要多一點的溝通、少一點的怨恨。「重視不同個體間的差異，慢慢處理這些個案，並看見背後共同的文化現象。」對莊泰富而言，性別間互相理解、溝通，比起網路上喊口號式的吸睛文章，更能實質改善社會的厭女風氣。當社會有集體的改變時，對於性別的壓迫便會減少，范綱皓分享他的口訣：「啟蒙、組織、方案、行動。」重要的不是性別或標籤，而是為了更加友善、平等的社會，一起作出改變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