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台灣出現第零號愛滋病患，當年愛滋被稱為世紀黑死病，當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稱，若因不當性行為感染愛滋，是「活得難看，死得難堪。」直至2003年，政治人物仍稱愛滋病是天譴。
由於愛滋病有一定機率是透過肛交傳染，1982年紐約時報甚至將愛滋病誤植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症後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讓愛滋等同於「同志癌症」、「同志瘟疫」等污名不脛而走。
毒品、愛滋、同志三者成為既定標籤、相互連結，三十年來情況依舊，同志爭取權益的歷史，也幾乎和去愛滋污名息息相關，台灣愛滋病護理學學會理事長、昆明防治中心公衛護理組主任莊苹投入愛滋病防治與護理逾20年，愛滋感染者小B表示，「在她面前我可以哭泣、可以釋放情緒，能跟她擁抱，那是我覺得比較親密的感覺。」
感染者眼中的「同志教母」出身並不平凡，莊苹出身藝文世家，父親莊靈是攝影師、母親陳夏生是中國結藝術家，祖父莊嚴是知名書畫家、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谿山行旅圖、散氏盤都是莊嚴當年從中國大陸帶來的館藏，汪中、孔德成則是家中坐上賓。
童年跟唐詩和書畫為伍，莊苹說，父親心中一直有個掛記，覺得家中四個子女沒人從醫，高中時便打定主意考國防醫學院，之後考取護理系，畢業後至相關院區服務。
莊苹回憶，當年進入大學時愛滋病還沒到台灣，整個學習過程中不知愛滋為何物，六年後考上國防醫學院研究所，在研究所同學的建議下開始接觸愛滋病議題，民國82年，社會開始聽聞愛滋病，但離大眾仍非常遙遠。
莊苹表示，同志圈充斥形形色色的人，跟異性戀社群其實大同小異。（圖／記者陳明安攝）
那個年代研究愛滋病要先找到感染者，感染者又多是男同志，當年同運先鋒祁家威在台北火車站前發保險套，社會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莊苹找上祁家威，祁家威則帶她認識第一位曝光的同志愛滋感染者小林，她從日常生活圈抽離，一頭栽進愛滋感染者的世界，造訪同志舞廳、到感染者家中作客。
「我是想做不知道的事，那時候社會對愛滋不了解，大家都不知道，我能了解是最好的。」莊苹師從涂醒哲，每當涂醒哲有門診時便在外頭幫忙，她回憶，那年聖誕節她製作一張張聖誕卡片，待感染者上門求診時一一發送，當作會談邀請。
在莊苹眼中，感染者各有各的故事，有男同志感染者是外交官「官夫人」，舉手投足優雅、言談國際化，也有感染者流連新公園、一天和三個人發生性關係，當年莊苹設計問卷一份調查問卷，其中性伴侶調查一欄選項最多為「二十個以上」，「他看到問卷只跟我說，妳這什麼爛問卷，我的性伴侶早都上千個了。」
不論觥籌交錯的官場還是隱密的新公園角落，同志圈的真相是充斥形形色色的人，「我的老師只問我，有沒有發現這些事跟異性戀有什麼差別，我講的每件事在異性戀關係中都存在。」如同異性戀中有純情的婦女，也有花天酒地的男人，「我覺得每件事都很新鮮，但反過來，其實同性戀跟異性戀沒有差別。」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當年碩士班考試時，涂醒哲問她為什麼不怕？她回答，愛滋是靠血液跟體液傳染，如果不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怕？「我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我還比較怕登革熱。」
但90年代的社會帶著對愛滋恐懼，只要找到附著空間謠言就會趁虛而入，當年鄧麗君因氣喘在泰國猝逝謠言甚囂塵上，外傳鄧麗君死於家暴，也有人說她因愛滋病逝，即時這些謠言最後都被證實是誤傳，但已造成一定傷害。
莊苹回憶，那年社會都在猜測鄧麗君的死因，涂醒哲要求她寫一篇鄧麗君死於愛滋的新聞稿。涂醒哲從樣貌、外觀上提出質疑，表示歌手氣喘該如何唱歌，莊苹寫完新聞稿在班上傳閱，同學質問她怎麼可以做這種事。莊苹打電話給涂醒哲，在班上連同學都擺不平，實在沒勇氣發出新聞稿，「但他告訴我，要我在意的不是死於愛滋，而是這樣一個歌手，即便死於愛滋又如何，她還是那個鄧麗君、無損形象。」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家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還比較怕登革熱。（圖／記者陳明安攝）
當年社會眼中愛滋是世紀黑死病，家人尊重她專業，但一起學習的同學反應更為激烈，「同學問我，為什麼不是叫愛滋感染者出來請社會接納他們，反而是我自己一頭鑽進去，我說，現在的環境就是出來一個死一個、出來一對死一雙，誰敢出來承認。」
獲得碩士學位後，莊苹差四年便能以上校身份退伍，她年薪近百萬、下半輩子可以過的輕鬆寫意，卻選擇毛遂自薦進入性病防治所工作，用高薪生活換取關懷感染者的契機。
十年過去，她沒有悔悟、初心未變，走過將愛滋、同志視為洪水猛獸的90年代，如今同志伴侶都能持身分證合法登記結婚，但莊苹說，社會在觀念上不見得如法理面一般突飛猛進，真正的戰役可能還沒開打。
「我做了愛滋防治二十年，外界都說男同志感染風險高，但衛生單位想了解為什麼男同志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先了解起因才能落實防治，社會對男同志卻往往無好評價、得愛滋就是性生活混亂，一竿子先打翻一船人，但莊苹想問：「為什麼會亂？」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是一件一件事下去細究。
※【NOWnews 今日新聞】 提醒您：
少一份毒品，多一分健康；吸毒一時，終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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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專線：1925
※ 張老師專線：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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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眼中的「同志教母」出身並不平凡，莊苹出身藝文世家，父親莊靈是攝影師、母親陳夏生是中國結藝術家，祖父莊嚴是知名書畫家、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谿山行旅圖、散氏盤都是莊嚴當年從中國大陸帶來的館藏，汪中、孔德成則是家中坐上賓。
童年跟唐詩和書畫為伍，莊苹說，父親心中一直有個掛記，覺得家中四個子女沒人從醫，高中時便打定主意考國防醫學院，之後考取護理系，畢業後至相關院區服務。
莊苹回憶，當年進入大學時愛滋病還沒到台灣，整個學習過程中不知愛滋為何物，六年後考上國防醫學院研究所，在研究所同學的建議下開始接觸愛滋病議題，民國82年，社會開始聽聞愛滋病，但離大眾仍非常遙遠。
莊苹表示，同志圈充斥形形色色的人，跟異性戀社群其實大同小異。（圖／記者陳明安攝）那個年代研究愛滋病要先找到感染者，感染者又多是男同志，當年同運先鋒祁家威在台北火車站前發保險套，社會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莊苹找上祁家威，祁家威則帶她認識第一位曝光的同志愛滋感染者小林，她從日常生活圈抽離，一頭栽進愛滋感染者的世界，造訪同志舞廳、到感染者家中作客。
「我是想做不知道的事，那時候社會對愛滋不了解，大家都不知道，我能了解是最好的。」莊苹師從涂醒哲，每當涂醒哲有門診時便在外頭幫忙，她回憶，那年聖誕節她製作一張張聖誕卡片，待感染者上門求診時一一發送，當作會談邀請。
在莊苹眼中，感染者各有各的故事，有男同志感染者是外交官「官夫人」，舉手投足優雅、言談國際化，也有感染者流連新公園、一天和三個人發生性關係，當年莊苹設計問卷一份調查問卷，其中性伴侶調查一欄選項最多為「二十個以上」，「他看到問卷只跟我說，妳這什麼爛問卷，我的性伴侶早都上千個了。」
不論觥籌交錯的官場還是隱密的新公園角落，同志圈的真相是充斥形形色色的人，「我的老師只問我，有沒有發現這些事跟異性戀有什麼差別，我講的每件事在異性戀關係中都存在。」如同異性戀中有純情的婦女，也有花天酒地的男人，「我覺得每件事都很新鮮，但反過來，其實同性戀跟異性戀沒有差別。」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當年碩士班考試時，涂醒哲問她為什麼不怕？她回答，愛滋是靠血液跟體液傳染，如果不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怕？「我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我還比較怕登革熱。」
但90年代的社會帶著對愛滋恐懼，只要找到附著空間謠言就會趁虛而入，當年鄧麗君因氣喘在泰國猝逝謠言甚囂塵上，外傳鄧麗君死於家暴，也有人說她因愛滋病逝，即時這些謠言最後都被證實是誤傳，但已造成一定傷害。
莊苹回憶，那年社會都在猜測鄧麗君的死因，涂醒哲要求她寫一篇鄧麗君死於愛滋的新聞稿。涂醒哲從樣貌、外觀上提出質疑，表示歌手氣喘該如何唱歌，莊苹寫完新聞稿在班上傳閱，同學質問她怎麼可以做這種事。莊苹打電話給涂醒哲，在班上連同學都擺不平，實在沒勇氣發出新聞稿，「但他告訴我，要我在意的不是死於愛滋，而是這樣一個歌手，即便死於愛滋又如何，她還是那個鄧麗君、無損形象。」
外界對於愛滋病患的恐懼多源自於未知，當年投身防治莫非一點都不怕？莊苹表示，家住在外雙溪、蚊子滿天，還比較怕登革熱。（圖／記者陳明安攝）當年社會眼中愛滋是世紀黑死病，家人尊重她專業，但一起學習的同學反應更為激烈，「同學問我，為什麼不是叫愛滋感染者出來請社會接納他們，反而是我自己一頭鑽進去，我說，現在的環境就是出來一個死一個、出來一對死一雙，誰敢出來承認。」
獲得碩士學位後，莊苹差四年便能以上校身份退伍，她年薪近百萬、下半輩子可以過的輕鬆寫意，卻選擇毛遂自薦進入性病防治所工作，用高薪生活換取關懷感染者的契機。
十年過去，她沒有悔悟、初心未變，走過將愛滋、同志視為洪水猛獸的90年代，如今同志伴侶都能持身分證合法登記結婚，但莊苹說，社會在觀念上不見得如法理面一般突飛猛進，真正的戰役可能還沒開打。
「我做了愛滋防治二十年，外界都說男同志感染風險高，但衛生單位想了解為什麼男同志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先了解起因才能落實防治，社會對男同志卻往往無好評價、得愛滋就是性生活混亂，一竿子先打翻一船人，但莊苹想問：「為什麼會亂？」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是一件一件事下去細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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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份毒品，多一分健康；吸毒一時，終身危害。
※ 戒毒諮詢專線：0800-770-885（0800-請請您-幫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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