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壓力大的情況下你常常會做惡夢。」問張耀升惡夢的內容，他說是考卷發下來不會寫。惡夢背後隱藏著一場青春期往事，在往事成為惡夢之前，則是很多年輕人都經歷過的現實，「我讀的是台中的私立學校，競爭壓力大感觸更深，如果你很平庸根本沒人注意到你。」
張耀升身兼電影《藍色項圈》原作與編劇，片中學生拚死擠進升學窄門，只要在半夜時分在420房間上吊就能看到考試卷上的答案，第一名的學生脖子上總有一道青色勒痕，是跟死去學長立下的契約印記。
張耀升回憶，當年學校名次從第一名排到第五百名，他排在第三百多名，成績不出色，但也沒有那種爛到底的無賴病，於是就像個隱形人在班上爹不疼娘不愛，「有些人再怎麼努力就是在四百跟五百間徘徊，因為有一群奇怪的天才擋在前面，爬不上去只會不斷否定自己。」他說，那時候的自己有點看不到未來。
張耀升的小說主角通常沒有名字，「我覺得他不需要名字，他是所有人的集合體。」但電影主角沒名字很突兀，他將主角命名為「葉群」，群是群體，年輕的生命則像綠葉，各個不一樣卻又相似。片中的「小強」則是打不死的象徵，他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將自己扭曲，這是年輕生命自我摸索、找尋定位的一面。
▲張耀升說，這麼多年過去，還是有人看了小說後會告訴他內容寫得是自己的心境，代表台灣教育都沒變，這是比鬼更可怕的地方。（圖／記者林柏年攝）
每年為升學壓力而死的學生所在多有，活得很痛苦最多就是一死了之，但張耀升反問，「如果人生沒有死亡這個選項呢？你會活過來，然後以更痛苦的方式活著。」片中上吊後的學生性格驟變，張耀升認為，最恐怖的不是肉身死去，是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靈魂。
「我們想用集中管理的方式教育小孩，但人有各種可能。我其實對教育有很多不滿，但真的知道怎麼做我就去當教育部部長了。」升學是台灣高中生的必經之路，人生總有六年被考試填滿、六年生活千篇一律，像是推著石頭上山薛西佛斯、日復一日從事相同的勞動，發現人生至為荒謬，大概就是起源於青春。
「我當年就是學校裡中後段的同學⋯⋯。」那個年代考試即人生，學校裡過得不如意人生像是輸了一半，但慘綠少年愛上文學，他變成一個旁觀者，得以於那個荒謬年代從旁嬉戲。
張耀升形容文字是種魔法，回溯編劇人生的源頭，當年他也是熱愛「魔法」的少年。國中那年他參加學校查字典比賽，獎品是一本日記本，他因此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但寫日記的下場就是被室友偷看，「我那時想整他就開始在日記上寫一些假話，我寫我很困擾，因為室友有狐臭，大家都很賭爛只是不肯說。」
他形容室友看了後像是中了文字的魔咒，跑到福利社買了一堆體香劑往腋下抹，「之後他不太敢把手舉起來，連投籃都很憋，我發現文字的魔法可以改變一個人。」
大概是擦了太多的體香劑，室友的腋下開始紅腫，發現玩笑開過頭，於是他回到日記本裡寫下，「我發現不是室友的狐臭，是寢室裡有一隻死老鼠。」之後室友的體香劑一夕之間全不見了。
張耀升形容，文字與語言能變出更高端的魔術，文字影響人的心情跟生命，好與壞只在行距之間。
▲張耀升表示，寫小說的初衷其實是想拍片，「我很早就想拍片了， 寫小說就是在紙上拍片，所以我的影像感會比較強烈一些。」（圖／記者林柏年攝）
張耀升帶著魔法，從國中開始向外發散，但男生喜歡文學難免遭人非議，「我在家人眼裡就是從小到大都在閒晃、沒什麼成就，他們只覺得我不成材，直到那年我得了大獎他們才說『還好我一直支持你啊。』」這是一條神奇但崎嶇的旅途，旁人看戲吶喊得多，路途上只有他一人獨行。
「家人對我的期待一開始應該也是賺錢。」張耀升說，台灣有個很可悲的現象，只要賺很多錢不管做什麼行業都可以獲得社會原諒，哪怕做的是人口買賣，「這是很奇妙的價值觀，但跟升學主義只看分數也有關，我們想像分數高的人之後一定可以賺很多錢，分數是換錢的標準。」社會不能包容非功利的心態，賠錢做事、做沒賺頭的事近乎傻子。
「之前得文學獎我只是想分享肯定，但得到的回應都是獎金多少、扣稅後剩多少。開始寫劇本就問我編劇費多少，等這片大賣又問我分到多少錢。沒有什麼人第一句話是談錢以外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怎麼看你。 」
傳統家庭對男生的期待當完兵後不可再和家裡拿錢，在台灣想靠文字賺錢過得辛苦，曾經一年只有一筆文學獎獎金，他說獎金只有一萬五，不打工實在不行，有十年時間捉襟見肘。
張耀升打過各種工、當過店員，經濟較好的時候是進入公家單位當約聘雇，但他說一天上班八、九小時覺得自己像在演戲，「我那時候知道，如果我再做一年大概什麼都寫不出來。 人就變了，人生會變成寫公文跟經營辦公室團購。」鐵飯碗說辭就辭，保存創作靈光必須抵抗百無聊賴的摧殘，又需要經濟來源支撐生活，他像在打一場拉鋸戰，久了只有身心俱疲。
張耀升曾經自我懷疑、甚至放棄過寫作，但他說自己內在有種想創造、改變事物的驅力，那時他關在家中種綠豆苗，想著如何把綠豆苗種得超乎外界想像，頗有創造魔豆之意，「譬如把它變得很粗大跟各種形狀，代表創作這件事不會不見，不靠書寫，還是會把一些事情做得不一樣。」
「如果創作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你也只能接受。」
後來他轉念，接受自我修煉才是創作的本來面目，「這十年我有很多想放棄的時候，覺得自己大概只能這樣了，創作這件事很恐怖的在於創作者身上都有才華， 才華不是條件是最低門檻。」
有優良條件的人相互競爭，創作圈似乎比升學恐怖很多？張耀升說，他曾經覺得自己一度回到了小時候的迴圈裡，只是現在他比別人強，「人生換到了哪裡都存在競爭壓力，只是在創作圈裡你不必當上前三名。 」
▲張耀升說，他沒辦法原諒欺壓學生的大人，「女老師放不下身份跟經濟，我是不會原諒這種人的，這是把自己的痛苦化成五十個人的痛苦。」（圖／威視電影提供）
《藍色項圈》中，主角們聚在寢室裡討論未來人生，有人想當搖滾歌手、有人想讀哈佛，問張耀升最初的夢想是什麼？他笑說人生最初只想當富豪總裁、酒池肉林。後來人生果真沒當上總裁，還花了十年苦盡甘來，現在他寫劇本、小說又身兼導演，生活過得去，他說身邊的人改不了一種習慣，還是喜歡調侃他很窮，家裡還是問他年收入多少，繳稅時先看扣繳憑單。
張耀升說，現在帶領年輕一輩的編劇會試著對他們好一些，希望讓年輕人看到這個行業也能賺到錢，而非只憑藉熱情、賣肝賣腎，「每個行業還是要有一個榮景讓外界看到，否則幹嘛來做，我希望讓新人覺得當編劇也能過比較好的生活。」
但對創作者而言，將劇本創作完全歸類商業行為不免有些庸俗，回到創作初衷，能將作品寫得淋漓盡致，不用金錢犒賞也能療癒自身，「有些東西是你寫出來後真的可以高興很久，即便過程很痛苦，但寫得越好就能夠抵銷那份痛苦。」
張耀升說，現在到了這把年紀，閒來沒事還是會上網搜尋以前班上第一名的同學現在在幹嘛，發現當年老師的心肝寶貝們成就平平，「我這不是歧視喔，是本來以為他會去美國太空總署。」他說，也許是還沒抵銷當年升學壓力帶來的痛苦，還會繼續寫下去。
「我覺得很像一直在對抗一些東西，即便沒有了工作壓力、沒有升學壓力但還是有一個命運要對抗 。譬如喜歡某個人，但他不喜歡你那也是種命運的對抗。」這是文學家的感悟也像宿命。
人生永遠有新的難題接踵而至，薛西佛斯只是換了一顆石頭，隨即又必須展開痛苦的長征。對抗無聊、對抗生命的每個環節，人生沒有輕鬆的時刻，終究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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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升回憶，當年學校名次從第一名排到第五百名，他排在第三百多名，成績不出色，但也沒有那種爛到底的無賴病，於是就像個隱形人在班上爹不疼娘不愛，「有些人再怎麼努力就是在四百跟五百間徘徊，因為有一群奇怪的天才擋在前面，爬不上去只會不斷否定自己。」他說，那時候的自己有點看不到未來。
張耀升的小說主角通常沒有名字，「我覺得他不需要名字，他是所有人的集合體。」但電影主角沒名字很突兀，他將主角命名為「葉群」，群是群體，年輕的生命則像綠葉，各個不一樣卻又相似。片中的「小強」則是打不死的象徵，他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將自己扭曲，這是年輕生命自我摸索、找尋定位的一面。
▲張耀升說，這麼多年過去，還是有人看了小說後會告訴他內容寫得是自己的心境，代表台灣教育都沒變，這是比鬼更可怕的地方。（圖／記者林柏年攝）每年為升學壓力而死的學生所在多有，活得很痛苦最多就是一死了之，但張耀升反問，「如果人生沒有死亡這個選項呢？你會活過來，然後以更痛苦的方式活著。」片中上吊後的學生性格驟變，張耀升認為，最恐怖的不是肉身死去，是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靈魂。
「我們想用集中管理的方式教育小孩，但人有各種可能。我其實對教育有很多不滿，但真的知道怎麼做我就去當教育部部長了。」升學是台灣高中生的必經之路，人生總有六年被考試填滿、六年生活千篇一律，像是推著石頭上山薛西佛斯、日復一日從事相同的勞動，發現人生至為荒謬，大概就是起源於青春。
「我當年就是學校裡中後段的同學⋯⋯。」那個年代考試即人生，學校裡過得不如意人生像是輸了一半，但慘綠少年愛上文學，他變成一個旁觀者，得以於那個荒謬年代從旁嬉戲。
張耀升形容文字是種魔法，回溯編劇人生的源頭，當年他也是熱愛「魔法」的少年。國中那年他參加學校查字典比賽，獎品是一本日記本，他因此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但寫日記的下場就是被室友偷看，「我那時想整他就開始在日記上寫一些假話，我寫我很困擾，因為室友有狐臭，大家都很賭爛只是不肯說。」
他形容室友看了後像是中了文字的魔咒，跑到福利社買了一堆體香劑往腋下抹，「之後他不太敢把手舉起來，連投籃都很憋，我發現文字的魔法可以改變一個人。」
大概是擦了太多的體香劑，室友的腋下開始紅腫，發現玩笑開過頭，於是他回到日記本裡寫下，「我發現不是室友的狐臭，是寢室裡有一隻死老鼠。」之後室友的體香劑一夕之間全不見了。
張耀升形容，文字與語言能變出更高端的魔術，文字影響人的心情跟生命，好與壞只在行距之間。
▲張耀升表示，寫小說的初衷其實是想拍片，「我很早就想拍片了， 寫小說就是在紙上拍片，所以我的影像感會比較強烈一些。」（圖／記者林柏年攝）張耀升帶著魔法，從國中開始向外發散，但男生喜歡文學難免遭人非議，「我在家人眼裡就是從小到大都在閒晃、沒什麼成就，他們只覺得我不成材，直到那年我得了大獎他們才說『還好我一直支持你啊。』」這是一條神奇但崎嶇的旅途，旁人看戲吶喊得多，路途上只有他一人獨行。
「家人對我的期待一開始應該也是賺錢。」張耀升說，台灣有個很可悲的現象，只要賺很多錢不管做什麼行業都可以獲得社會原諒，哪怕做的是人口買賣，「這是很奇妙的價值觀，但跟升學主義只看分數也有關，我們想像分數高的人之後一定可以賺很多錢，分數是換錢的標準。」社會不能包容非功利的心態，賠錢做事、做沒賺頭的事近乎傻子。
「之前得文學獎我只是想分享肯定，但得到的回應都是獎金多少、扣稅後剩多少。開始寫劇本就問我編劇費多少，等這片大賣又問我分到多少錢。沒有什麼人第一句話是談錢以外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怎麼看你。 」
傳統家庭對男生的期待當完兵後不可再和家裡拿錢，在台灣想靠文字賺錢過得辛苦，曾經一年只有一筆文學獎獎金，他說獎金只有一萬五，不打工實在不行，有十年時間捉襟見肘。
張耀升打過各種工、當過店員，經濟較好的時候是進入公家單位當約聘雇，但他說一天上班八、九小時覺得自己像在演戲，「我那時候知道，如果我再做一年大概什麼都寫不出來。 人就變了，人生會變成寫公文跟經營辦公室團購。」鐵飯碗說辭就辭，保存創作靈光必須抵抗百無聊賴的摧殘，又需要經濟來源支撐生活，他像在打一場拉鋸戰，久了只有身心俱疲。
張耀升曾經自我懷疑、甚至放棄過寫作，但他說自己內在有種想創造、改變事物的驅力，那時他關在家中種綠豆苗，想著如何把綠豆苗種得超乎外界想像，頗有創造魔豆之意，「譬如把它變得很粗大跟各種形狀，代表創作這件事不會不見，不靠書寫，還是會把一些事情做得不一樣。」
「如果創作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你也只能接受。」
後來他轉念，接受自我修煉才是創作的本來面目，「這十年我有很多想放棄的時候，覺得自己大概只能這樣了，創作這件事很恐怖的在於創作者身上都有才華， 才華不是條件是最低門檻。」
有優良條件的人相互競爭，創作圈似乎比升學恐怖很多？張耀升說，他曾經覺得自己一度回到了小時候的迴圈裡，只是現在他比別人強，「人生換到了哪裡都存在競爭壓力，只是在創作圈裡你不必當上前三名。 」
▲張耀升說，他沒辦法原諒欺壓學生的大人，「女老師放不下身份跟經濟，我是不會原諒這種人的，這是把自己的痛苦化成五十個人的痛苦。」（圖／威視電影提供）《藍色項圈》中，主角們聚在寢室裡討論未來人生，有人想當搖滾歌手、有人想讀哈佛，問張耀升最初的夢想是什麼？他笑說人生最初只想當富豪總裁、酒池肉林。後來人生果真沒當上總裁，還花了十年苦盡甘來，現在他寫劇本、小說又身兼導演，生活過得去，他說身邊的人改不了一種習慣，還是喜歡調侃他很窮，家裡還是問他年收入多少，繳稅時先看扣繳憑單。
張耀升說，現在帶領年輕一輩的編劇會試著對他們好一些，希望讓年輕人看到這個行業也能賺到錢，而非只憑藉熱情、賣肝賣腎，「每個行業還是要有一個榮景讓外界看到，否則幹嘛來做，我希望讓新人覺得當編劇也能過比較好的生活。」
但對創作者而言，將劇本創作完全歸類商業行為不免有些庸俗，回到創作初衷，能將作品寫得淋漓盡致，不用金錢犒賞也能療癒自身，「有些東西是你寫出來後真的可以高興很久，即便過程很痛苦，但寫得越好就能夠抵銷那份痛苦。」
張耀升說，現在到了這把年紀，閒來沒事還是會上網搜尋以前班上第一名的同學現在在幹嘛，發現當年老師的心肝寶貝們成就平平，「我這不是歧視喔，是本來以為他會去美國太空總署。」他說，也許是還沒抵銷當年升學壓力帶來的痛苦，還會繼續寫下去。
「我覺得很像一直在對抗一些東西，即便沒有了工作壓力、沒有升學壓力但還是有一個命運要對抗 。譬如喜歡某個人，但他不喜歡你那也是種命運的對抗。」這是文學家的感悟也像宿命。
人生永遠有新的難題接踵而至，薛西佛斯只是換了一顆石頭，隨即又必須展開痛苦的長征。對抗無聊、對抗生命的每個環節，人生沒有輕鬆的時刻，終究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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