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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主要有「區段徵收」與「一般徵收」，兩者的不同處在於居民在一般徵收後，只能領回「補償金」，因此常常受到反彈，而「區段徵收」則是居民可選擇領回徵收區域的「部分低價地」，或者選擇補償金。但由於「土地徵收」是相對強硬的手法，不須人民同意，就能取得人民的土地，因此被視為最後手段。
「區段徵收已經是過去威權時期的手段。」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陳致曉痛心的說道，許多政府的「御用學者」強調區段徵收是學習德國的制度，但此制度是存在於威權統治的德國帝國時期，放在民主社會的台灣，十分可笑，且全世界只剩下台灣在實施。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賢也提到，目前民主國家幾乎沒有土地徵收這回事，都是政府與居民談條件，用十分優渥的條件跟居民買地。
目前北市府的規畫中，社子島開發後，計畫人口可容納3萬2,000人，但根據都市計畫學者楊重信就個人分配的樓地板面積的重新估算後，預計將能容納7萬5,000到8萬人不等，儼然成為一個小型都會區，當地居民也指出，市政府規畫的三期住宅中，第一期相當於「別墅區」，這麼多的容納人數與高級住宅，究竟是要給誰居住的呢？
「根本是拿納稅人的錢去圖利。」陳致曉說，政府進行區段徵收，將人民的土地收歸國有，除了強奪人民的土地外，加上蓋房子、開發的錢都從大眾的稅收而來，用人民的土地與稅來圖利建商，這樣合理嗎？他認為，目前社子島的問題，應該是要原地解除禁建，而不是需要區段徵收。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指出，過去許多區段徵收的例子，政府用許多都市計畫的手段，讓人民無法居住在原先的土地上，像是都市計畫中的「最小建築基地」，就是計畫中的建築物一定要達到一定的面積，政府把面積設定得越大，民眾就越難以負荷，最後好的地段的房屋都流向建商、財團的手中，就像是林口A7，當初有住戶想買回原先居住地區的房屋，但起標價居然高達7億元，根本不可能負荷。
進行土地徵收，需符合六大要件，包含法律形式規定、促進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性、最後不得已手段及完全補償，藉此避免浮濫使用徵收手段。「台灣的問題就是把土地開發與徵收綁在一起。」徐世榮認為，台灣的土地開發太便宜行事，由於區段徵收能不顧慮居民權益，且能取得高達七成的土地面積，常成為地方政府的「財庫」。
7月時，苗栗大埔張藥房原地動工重建，總統蔡英文到場致意，內政部長徐國勇表明維護「土地正義」的重要性，但台灣各地的區段徵收仍然持續進行，土地正義真的來了嗎？除了「徵收」，難道沒有其他兼顧都市規畫與居民財產權的方案嗎？
徐世榮表示，政府都把土地徵收說得好聽，是合作事業，但卻強迫居民一定要接受政府方案，所謂的「溝通」也只是開開公聽會，「通知」居民，根本沒有實質的理解需求，在德國，若政府要執行公共建設的興建，會慢慢地向附近居民買地，而不是用徵收的方式，直到全部的地都買齊了再進行開發。
鄰近的日本，現在的徵收案例也越來越少，由於過去的成田機場徵收案造成475名反對者被捕，150多人受傷，有3名警察因此死亡，日本的土地徵收在這件案子之後有了極大的轉變，若是有爭議性的案例，就會放置，並持續溝通，直到居民接受為止。
徐世榮提到，國外的作法一般都會花上相當長的時間，可能要10年以上，就是為了與當地居民溝通，不侵犯居民的居住權益，但台灣政府進行開發，多是今年一個法令政策通過，明年就要著手開發，加上區段開發的手段，許多人的居住權、財產權就因此被剝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