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個案，在『處遇』時候發生金錢糾紛，結果他在上課時透露想殺了對方……。」無意間，這一句「想殺了對方」又觸動衛政單位敏感神經，只要被列為高再犯加害者，查訪的年限就可能延長。
台北市萬華區家防官謝賀先，受理萬華區48位個案，作為加害者返回社會後的監督人，有時還需對加害者耳提面命，「我就是盡到查訪工作、提高查訪率，但有時候也提醒他，拜託上課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所謂「處遇」，指的是社會工作者為了了解加害者於犯後的各種狀況，所採取一列系的矯正、治療等措施。
現行處遇流程大致可分為三階段，位於最前端的仍是法院與地檢署，加害者於緩刑或假釋期間交由觀護人管控，時間約莫為三到五年。之後加害人身心治療則由衛福部或地方衛生局執行，安排社工師、心理師上課輔導，治療時間最長為四年。加害者返回社會後，必須再根據其犯行由家防中心審核，接受家防官五到七年查訪。
謝賀先目前手中的報到查訪人口約有48位，若包含不需接受查訪的個案，人數則直逼兩百人，「這五到七年的查訪對警察而言最辛苦，加害者覺得衛政跟檢調都鬆手了，警察怎麼還管這麼多。」
加害者回歸社會，對於處遇的態度不盡然配合。大致歸類，反抗處遇的加害者約莫可分為兩種，「一種會認為什麼要上這種課，該關的都關完了已經不欠國家，為什麼還要來做處遇、為什麼還要跟警察報到；另外一類就是為了抵抗而抵抗，我就是在挑戰你們憑什麼要我去上課，這種人也有。」
一種米養百種人，加害者出身各異狀況各有不同，要管控好48位查訪對象可不容易。
謝賀先表示，家防官雖屬於官方人馬像是法律代理人，但工作上接觸加害者，人與人的應對不若法律一般僵硬，如何讓對方聽話、讓自己好辦事，「搏感情」必不可少，「我會先讓他了解我是在幫他，我才必需更了解你，如果上面評估報告需要我出席，至少我可以幫他說得上話、報告他的狀況。他就是我轄區內的人，不跟他博感情，他跟你作對也很難做事。」
背後用意，則在於透過高頻率訪視掌握加害者的行蹤、產生遏阻效用。目前根據處遇辦法，若經過ＤＡ量表平估為高再犯，性侵加害者每半年要至轄區分局報到一次，轄區家防官至少每個月登門查訪一次。按照量表評估其為中高再犯或低再犯，每個人的查訪密度各有不同。
根據處遇辦法，若經過ＤＡ量表平估為高再犯，性侵加害者每半年必需至轄區分局報到一次，轄區家防官至少每個月登門查訪一次。按照量表評估其為中高再犯或低再犯，每個人的查訪密度各有不同。（圖／pixabay）
為了降低再犯率，查訪時需關注加害者生活各個層面，小至買摩托車、工作狀況，大至如何排解生理需求。
「問他目前工作、生活習慣如何，有沒有認識新朋友，我們也會問他生理方面的問題，怎麼去處理性需求。如果他有適當的管道排解我們會比較放心，如果他沒有女朋友或老婆，這種反而會比較擔憂。」
「高再犯加害者你很難摸清楚他的點，每個人都不太一樣。」謝賀先笑說，反抗查訪、挑戰權威者還是大有人在，因此除了搏感情，工作上也必須軟硬兼施，「我以前的訓練，就是要盡量了解加害者到90分，他才會屈服。」查訪除了是交流，有時投緣也許處遇後還能當朋友，但遇上難搞的加害者，倒像是一場角力過招。
「譬如加害人和我說他是做美髮的，我說你做美髮一次賺多少？他說他是設計師，一顆頭三千塊。我就質疑他，以萬華而言很少女生會讓你做頭髮做三千塊以上。我問他萬華區哪間店，西門町不算，他所在的地區比較多平宅，那種地方誰有這種高消費能力，你有錢有階級會去那種地方消費？這種我會質疑，他也會知道你沒這麼好騙，就會比較老實。我說，你騙我一次我就會增加查訪次數，不配合我也會想辦法弄你。」
警政單位定期查訪地點不只限於家裡，也包括加害者工作單位，「有些性侵加害者也會覺得丟臉，如果我去加害者公司找人，公司職員老闆可能都會問你警察幹嘛來找人。像這種就會妥協，覺得我們不要去工作場所找他，甚至有些家屬也不歡迎你去，因為不想讓親戚朋友知道。」
抓住愛面子的特性，謝賀先說查訪以加害者為主，端看他的配合度，「如果他越不配合我就越讓他出糗，如果平常都很配合我當然尊重，要約在廁所查訪也ＯＫ啦。」
而經手這麼多案例，若遇上逃跑、未定期至分局報到的加害者該如何處理？按照程序，對於逃跑的加害者必需先呈報「行方不明」，之後家防官仍要親自將對方找回。
但台灣這麼大，全台奔波找一人無疑是大海撈針，謝賀先說，這時就需端看平時查訪建立的基本功，是否有足夠的資料拼湊出加害者的可能去向，由手邊資料加以推斷。
謝賀先通常自備一本隨身筆記，專門記載查訪時得到的資訊，「譬如了解他工作場所在哪裡，或是平常發現他買了摩托車，車號就可以隨手記下來。發現他交了女朋友，女朋友叫什麼名字也都可以順手寫下來。」如果不幸加害者鬧失蹤，就從蛛絲馬跡中串連。
謝賀先目前共找過三次加害者，第一位是精神障礙，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報到，另外兩位本身則有其他案件在身，因為通緝而跑路。謝賀先笑說，「我的白頭髮就是這樣來的，哈哈哈。」
再者，若加害者不配合，公家機關也有殺手鐧，「如果他犯錯或不準時來報到，還在假釋期內都可以用撤銷假釋威嚇他，或是跟觀護人報告加害者不配合查訪，觀護人也可以交由檢察官發布命令，如果不配合就每天去警察機關報到、晚上十點後不可出門，這都是檢察官可以發布的命令。」於加害者處遇上每個機關單位有各自職權，在制約上互相配合，但整體而言仍屬檢察官擁有最大權力。
地方派出所、家防官負責處遇的最末端。員警和加害者直接接觸，不止充當管束人更要搏感情。（圖／pixabay）
萬華為台北市通報中高再犯加害者最高的一區，經手過這麼多案件，謝賀先說每個加害者出身背景都不一樣，從兩小無猜到醫生都有，進案原因也大不同，被害者遇到的情境、遭遇的傷害都不一樣。
謝賀先曾受理過女性加害者案例，對方多利用權勢逼迫被害人就範，「現階段比較多的是師生關係，之前處理過中輟生案例，有個阿姨收留他提供吃住，晚上就利用小朋友的無知對他毛手毛腳。」
而家內亂倫案件，被害者一般容易受制於家庭壓力、維護家庭和諧不敢對外求助，一般都是透過學校或同學披露才得知，「之前處理過兩小無猜的案子，父親得知後恐嚇小孩如果不跟爸爸發生性關係就要去提告另一半，爸爸是要教你什麼是安全性行為。加害者怕讓家裡名譽受損也一直隱匿，直到日記被同學發現……。」
電視上的新聞事件天天在身邊上演，謝賀先說最難處理的案例仍是精神障礙者，「精障者覺得自己已經服過刑了，認為我找他聊天是找麻煩，他不懂得為什麼要去上課、也不懂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找他。」
除了精障者較難溝通外，病態性加害者克制不了身體衝動因此一犯再犯，對警政單位而言也是棘手狀況。
「有的個案其實是高學歷但看到女生就想摸，本身沒有性能力，就是喜歡看女生被嚇到的樣子。我們曾經請他身邊友人協助當事人排解需求，但他覺得沒興趣也不想要。後來我觀察，他就是想看女生嚇到的樣子，這種感覺讓他很興奮。加害者的確需要處遇，但他已經長期進出醫院，本身也不在乎，再做身心治療對他意義不大，他說我就是等死，為什麼不讓我快樂一點。」
面對棘手的列管對象，若要不再和這類加害者交涉，謝賀先表示，以轄區而言就是加害者自行離開，成為別轄區的工作，這是最簡單的做法，但治標不治本，只是換其他轄區的家防官去管束他。再者，除非加害者又因其他案件入監，要不然就是要持續查訪，直到年限結束。
家防官謝賀先認為，刑中的矯正也必需落實，才能有助於出獄後的處遇。（圖／pixabay）
然而，因為萬華區地點特殊、鄰近風化區，茶室與KTV林立，於性侵案件上則有另一種現象，在於區內接獲的個案很多都是「價錢談不攏」，「Ａ跟Ｂ做性交易，本來談好三千，結果看到對方皮包滿滿就趁機加價，本來三千怎麼變三萬，這樣我報警喔。對方也回好啊你去報啊，就報警了。」
「有些是性交易糾紛、有些是男女朋友糾紛，前十分鐘還好好的，下一秒就翻臉告人。」把法律途徑當手段者大有人在，即便一開始目的是商業交易，但性侵案件以結果論。
「你問當事人是不是出於自願，他一定說不是，變成加害人要舉證，除非從頭到尾都有錄音錄影，證明一開始有講價，如果舉不了證就要認罪。但很少人會去錄影，所以因為這樣被定罪的人很多，也很多類似的仙人跳事件。」實質上為商業目的，但警方以被害人訴求為主，提告後便要處理，不論目的只論結果，「除非真能舉證這小姐很會詐騙，庭上可能才會採信。」
因為地段特殊、開發較早，萬華性侵案件也多半和地緣有關，「這邊社區比較老舊，說真的案件量比其他區多了很多，因為房租便宜，為了領社會福利很多人遷移過來，如果想取得台北市市民資格有哪裡可以住，就是萬華。」謝賀先表示，萬華區的加害者數量多半都是從其他地區移入，萬華在地人口不超過20萬人，若將流動人口列入計算，則可能達三十萬。
而近十年公單位則列出台灣治安死角、性侵防治地點，相較於高物價的信義、大安區，萬華區皆榜上有名，謝賀先笑說，「之前還跟市議員開玩笑，要他們把台北101搬過來，繁華起來這些問題都會趨緩。」
以治安面而言，萬華也是全台北市最累的一區，「我剛來的時候很多人問我怎麼會去萬華，因為只剩這裡有缺哈哈，其實也是離家近啦。」
坦言工作雜事很多常要應付加害者的各種狀況，家防官男女都可以勝任，但男性會比較適合。
短短一小時，謝賀先工作電話接不停，晚餐時間工作依然不停歇，手邊總有好幾個案例要忙。面對為數眾多的個案，謝賀先認為加害者的刑中處遇非常重要，前端教育做好，而非只是單靠監視、查訪管控加害者，「假如被判刑十五年不要單純關他十五年，要真的確保他接受到認知教育，他被關在那裡也許可以強迫接受，回歸社會後是拜託他去聽，這種感覺不太一樣。如果關押期間的可以做得更好，回歸社會才不會再變成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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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處遇」，指的是社會工作者為了了解加害者於犯後的各種狀況，所採取一列系的矯正、治療等措施。
現行處遇流程大致可分為三階段，位於最前端的仍是法院與地檢署，加害者於緩刑或假釋期間交由觀護人管控，時間約莫為三到五年。之後加害人身心治療則由衛福部或地方衛生局執行，安排社工師、心理師上課輔導，治療時間最長為四年。加害者返回社會後，必須再根據其犯行由家防中心審核，接受家防官五到七年查訪。
謝賀先目前手中的報到查訪人口約有48位，若包含不需接受查訪的個案，人數則直逼兩百人，「這五到七年的查訪對警察而言最辛苦，加害者覺得衛政跟檢調都鬆手了，警察怎麼還管這麼多。」
加害者回歸社會，對於處遇的態度不盡然配合。大致歸類，反抗處遇的加害者約莫可分為兩種，「一種會認為什麼要上這種課，該關的都關完了已經不欠國家，為什麼還要來做處遇、為什麼還要跟警察報到；另外一類就是為了抵抗而抵抗，我就是在挑戰你們憑什麼要我去上課，這種人也有。」
一種米養百種人，加害者出身各異狀況各有不同，要管控好48位查訪對象可不容易。
謝賀先表示，家防官雖屬於官方人馬像是法律代理人，但工作上接觸加害者，人與人的應對不若法律一般僵硬，如何讓對方聽話、讓自己好辦事，「搏感情」必不可少，「我會先讓他了解我是在幫他，我才必需更了解你，如果上面評估報告需要我出席，至少我可以幫他說得上話、報告他的狀況。他就是我轄區內的人，不跟他博感情，他跟你作對也很難做事。」
背後用意，則在於透過高頻率訪視掌握加害者的行蹤、產生遏阻效用。目前根據處遇辦法，若經過ＤＡ量表平估為高再犯，性侵加害者每半年要至轄區分局報到一次，轄區家防官至少每個月登門查訪一次。按照量表評估其為中高再犯或低再犯，每個人的查訪密度各有不同。
根據處遇辦法，若經過ＤＡ量表平估為高再犯，性侵加害者每半年必需至轄區分局報到一次，轄區家防官至少每個月登門查訪一次。按照量表評估其為中高再犯或低再犯，每個人的查訪密度各有不同。（圖／pixabay）
為了降低再犯率，查訪時需關注加害者生活各個層面，小至買摩托車、工作狀況，大至如何排解生理需求。
「問他目前工作、生活習慣如何，有沒有認識新朋友，我們也會問他生理方面的問題，怎麼去處理性需求。如果他有適當的管道排解我們會比較放心，如果他沒有女朋友或老婆，這種反而會比較擔憂。」
「高再犯加害者你很難摸清楚他的點，每個人都不太一樣。」謝賀先笑說，反抗查訪、挑戰權威者還是大有人在，因此除了搏感情，工作上也必須軟硬兼施，「我以前的訓練，就是要盡量了解加害者到90分，他才會屈服。」查訪除了是交流，有時投緣也許處遇後還能當朋友，但遇上難搞的加害者，倒像是一場角力過招。
「譬如加害人和我說他是做美髮的，我說你做美髮一次賺多少？他說他是設計師，一顆頭三千塊。我就質疑他，以萬華而言很少女生會讓你做頭髮做三千塊以上。我問他萬華區哪間店，西門町不算，他所在的地區比較多平宅，那種地方誰有這種高消費能力，你有錢有階級會去那種地方消費？這種我會質疑，他也會知道你沒這麼好騙，就會比較老實。我說，你騙我一次我就會增加查訪次數，不配合我也會想辦法弄你。」
警政單位定期查訪地點不只限於家裡，也包括加害者工作單位，「有些性侵加害者也會覺得丟臉，如果我去加害者公司找人，公司職員老闆可能都會問你警察幹嘛來找人。像這種就會妥協，覺得我們不要去工作場所找他，甚至有些家屬也不歡迎你去，因為不想讓親戚朋友知道。」
抓住愛面子的特性，謝賀先說查訪以加害者為主，端看他的配合度，「如果他越不配合我就越讓他出糗，如果平常都很配合我當然尊重，要約在廁所查訪也ＯＫ啦。」
而經手這麼多案例，若遇上逃跑、未定期至分局報到的加害者該如何處理？按照程序，對於逃跑的加害者必需先呈報「行方不明」，之後家防官仍要親自將對方找回。
但台灣這麼大，全台奔波找一人無疑是大海撈針，謝賀先說，這時就需端看平時查訪建立的基本功，是否有足夠的資料拼湊出加害者的可能去向，由手邊資料加以推斷。
謝賀先通常自備一本隨身筆記，專門記載查訪時得到的資訊，「譬如了解他工作場所在哪裡，或是平常發現他買了摩托車，車號就可以隨手記下來。發現他交了女朋友，女朋友叫什麼名字也都可以順手寫下來。」如果不幸加害者鬧失蹤，就從蛛絲馬跡中串連。
謝賀先目前共找過三次加害者，第一位是精神障礙，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報到，另外兩位本身則有其他案件在身，因為通緝而跑路。謝賀先笑說，「我的白頭髮就是這樣來的，哈哈哈。」
再者，若加害者不配合，公家機關也有殺手鐧，「如果他犯錯或不準時來報到，還在假釋期內都可以用撤銷假釋威嚇他，或是跟觀護人報告加害者不配合查訪，觀護人也可以交由檢察官發布命令，如果不配合就每天去警察機關報到、晚上十點後不可出門，這都是檢察官可以發布的命令。」於加害者處遇上每個機關單位有各自職權，在制約上互相配合，但整體而言仍屬檢察官擁有最大權力。
地方派出所、家防官負責處遇的最末端。員警和加害者直接接觸，不止充當管束人更要搏感情。（圖／pixabay）
萬華為台北市通報中高再犯加害者最高的一區，經手過這麼多案件，謝賀先說每個加害者出身背景都不一樣，從兩小無猜到醫生都有，進案原因也大不同，被害者遇到的情境、遭遇的傷害都不一樣。
謝賀先曾受理過女性加害者案例，對方多利用權勢逼迫被害人就範，「現階段比較多的是師生關係，之前處理過中輟生案例，有個阿姨收留他提供吃住，晚上就利用小朋友的無知對他毛手毛腳。」
而家內亂倫案件，被害者一般容易受制於家庭壓力、維護家庭和諧不敢對外求助，一般都是透過學校或同學披露才得知，「之前處理過兩小無猜的案子，父親得知後恐嚇小孩如果不跟爸爸發生性關係就要去提告另一半，爸爸是要教你什麼是安全性行為。加害者怕讓家裡名譽受損也一直隱匿，直到日記被同學發現……。」
電視上的新聞事件天天在身邊上演，謝賀先說最難處理的案例仍是精神障礙者，「精障者覺得自己已經服過刑了，認為我找他聊天是找麻煩，他不懂得為什麼要去上課、也不懂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找他。」
除了精障者較難溝通外，病態性加害者克制不了身體衝動因此一犯再犯，對警政單位而言也是棘手狀況。
「有的個案其實是高學歷但看到女生就想摸，本身沒有性能力，就是喜歡看女生被嚇到的樣子。我們曾經請他身邊友人協助當事人排解需求，但他覺得沒興趣也不想要。後來我觀察，他就是想看女生嚇到的樣子，這種感覺讓他很興奮。加害者的確需要處遇，但他已經長期進出醫院，本身也不在乎，再做身心治療對他意義不大，他說我就是等死，為什麼不讓我快樂一點。」
面對棘手的列管對象，若要不再和這類加害者交涉，謝賀先表示，以轄區而言就是加害者自行離開，成為別轄區的工作，這是最簡單的做法，但治標不治本，只是換其他轄區的家防官去管束他。再者，除非加害者又因其他案件入監，要不然就是要持續查訪，直到年限結束。
家防官謝賀先認為，刑中的矯正也必需落實，才能有助於出獄後的處遇。（圖／pixabay）
然而，因為萬華區地點特殊、鄰近風化區，茶室與KTV林立，於性侵案件上則有另一種現象，在於區內接獲的個案很多都是「價錢談不攏」，「Ａ跟Ｂ做性交易，本來談好三千，結果看到對方皮包滿滿就趁機加價，本來三千怎麼變三萬，這樣我報警喔。對方也回好啊你去報啊，就報警了。」
「有些是性交易糾紛、有些是男女朋友糾紛，前十分鐘還好好的，下一秒就翻臉告人。」把法律途徑當手段者大有人在，即便一開始目的是商業交易，但性侵案件以結果論。
「你問當事人是不是出於自願，他一定說不是，變成加害人要舉證，除非從頭到尾都有錄音錄影，證明一開始有講價，如果舉不了證就要認罪。但很少人會去錄影，所以因為這樣被定罪的人很多，也很多類似的仙人跳事件。」實質上為商業目的，但警方以被害人訴求為主，提告後便要處理，不論目的只論結果，「除非真能舉證這小姐很會詐騙，庭上可能才會採信。」
因為地段特殊、開發較早，萬華性侵案件也多半和地緣有關，「這邊社區比較老舊，說真的案件量比其他區多了很多，因為房租便宜，為了領社會福利很多人遷移過來，如果想取得台北市市民資格有哪裡可以住，就是萬華。」謝賀先表示，萬華區的加害者數量多半都是從其他地區移入，萬華在地人口不超過20萬人，若將流動人口列入計算，則可能達三十萬。
而近十年公單位則列出台灣治安死角、性侵防治地點，相較於高物價的信義、大安區，萬華區皆榜上有名，謝賀先笑說，「之前還跟市議員開玩笑，要他們把台北101搬過來，繁華起來這些問題都會趨緩。」
以治安面而言，萬華也是全台北市最累的一區，「我剛來的時候很多人問我怎麼會去萬華，因為只剩這裡有缺哈哈，其實也是離家近啦。」
坦言工作雜事很多常要應付加害者的各種狀況，家防官男女都可以勝任，但男性會比較適合。
短短一小時，謝賀先工作電話接不停，晚餐時間工作依然不停歇，手邊總有好幾個案例要忙。面對為數眾多的個案，謝賀先認為加害者的刑中處遇非常重要，前端教育做好，而非只是單靠監視、查訪管控加害者，「假如被判刑十五年不要單純關他十五年，要真的確保他接受到認知教育，他被關在那裡也許可以強迫接受，回歸社會後是拜託他去聽，這種感覺不太一樣。如果關押期間的可以做得更好，回歸社會才不會再變成社會問題。」
《今日觀點》開拓不同的視野：https://sight.now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