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穗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9 日在 FT 中文網撰文指出，美國稅改作為川普上任總統以來最大的成就，將在今年 1 月付諸實施。針對這 30 年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市場普遍認為，稅改對美國經濟存在利好，能夠刺激企業資金回流美國，並增加勞動者的現金收入，利好消費，刺激股市和分紅，並對通膨有好處，對於美國經濟而言是靈丹妙藥。
然而，沈建光指出他近日與美國投資者交流後發現，上述觀點未免太樂觀了。相反，他們認為，川普稅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產階級並未得到多少實際好處，反而不少人群賦稅增加，這使得從長期來看，貧富差距並沒有改善；同時，美國經濟的癥結在於偏低的勞動生產率以及落後的基礎設施制約企業投資，稅改無益於二者的解決，反而從長期來看加重赤字以及拖累經濟增長，並非良方。更進一步，今年美國議會中期選舉，而一旦共和黨喪失兩院中一院的主導權，川普政策將面臨更大的變數，實為飲鴆止渴。
第一，川普稅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最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產階級並未得到多少實際好處。
例如，提高遺產稅起徵點，將惠及美國最富有的排名前 0.2% 的家庭；商業房產等資產抵扣稅賦，也有利於擁有商業地產的富有經營者；而原本只有大學教育可以享受的稅收減免 529 計劃，改革後也適用於 K-12 私立學校教育，其受益者仍然是能去私立學校就學的富有家庭。
相反，原有可以抵扣個人所得稅的州稅、地方稅則將改為不能抵扣，稅改案中針對新購置房產的貸款利息扣除額限額從目前的 100 萬美元降低至 50 萬美元，將地方財產稅抵扣額從目前無限制，改成最高只能抵扣 1 萬元美元。大部分中高產階級而言負擔不降反升。
第二，稅改雖能短期刺激資金回流，增加企業現金發放，甚至能夠回購股票，提振股市，但未必能夠刺激美國企業投資加速以及提升企業競爭力。
海外投資者提及，當前美國企業投資不足並非受制於企業利潤低迷。相反，2000 年以來，美國企業盈利能力得到了長足的進展。
影響企業投資熱情並非稅收，而是受制於如下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勞動力方面，美國勞動生產率從 2005 年以後停滯不前，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技術進步與服務業發展使得傳統勞動力技能並不匹配；二是美國配套基礎設施陳舊落後，不少道路、橋梁老化，亟待修繕，影響了企業的經營和運輸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說，減稅並非良方，甚至增加赤字的同時，教育與基建方面的開支難言增加，無益於增加企業投資，與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三，資金從長遠來看，有多大程度會回流美國，也取決於多重外在因素，並非減稅單一因素決定。此次稅改，縱然是降低了海外資金回流美國的成本，短期內對資金回流美國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但從長期來看，生產成本的比較、配套設施是否完善、勞動力技術的匹配以及市場需求的支撐，才是決定資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結合當前美國勞動力成本較高，基建設施落後以及海外日益增長的市場份額而言，海外投資者認為，減稅從長期來看引導資本回流的情況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第四，稅改不可避免的推高赤字，或從長期來講，不利於經濟。有不少觀點將川普減稅比作雷根減稅，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二者背景大不相同，雷根主政之前，美國處於經濟滯漲的背景下，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率較高，而當下美國經濟已經走出復甦，通膨有所提升，但壓力尚未形成，此次減稅效果未必能夠得到雷根時代一樣出奇制勝的效果。
此外，雷根時代，大規模減稅並增加軍費支出，從而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創新高，1983 年聯邦財政赤字占 GDP 比重為 5.9%，為戰後最高值。與之類似，川普稅改也將不可避免的增加財政赤字，考慮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負債率不斷提高，超過 100%，高於歐盟平均水平，債務空間已然有限。
第五，政治分裂風險已然上升。可以看到，川普稅改對藍州負面影響最大，而這也使得稅改前所未有的遭到了民主黨人的強烈反對，如此影響之大的稅收改革，民主黨竟無一人投票支持，顯示政治分裂之嚴重。
在此背景下，預計今年美國議會中期選舉，共和黨大概率會喪失兩院中一院的主導權，而一旦如此，必將加大日後川普法案通過的不確定性，增加政治變數。
如此說來，短期利好的川普稅改從長遠來看未必有利，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少觀點認為，美國稅改將增強美國競爭力，也將吸引全球企業增加美國投資，這對於中國威脅較大，會大幅縮減中國的競爭力。果真如此嗎？川普稅改對中國而言又意味著什麽？
沈建光表示，實際上，從全球情況來看，尚不能得到整體稅賦、企業稅賦與經濟發展的直接關係。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2017-2018 全球競爭力指數報告》與世界銀行聯合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的《繳稅 2018》，德國、瑞典和日本稅負並不低，總體稅率分別高達 48.9%，49.1% 和 47.4%，均遠高於所處區域平均值，但憑借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技術優勢，其綜合競爭力在全球排名均位於前十。
而從企業所得稅的角度，德國企業所得稅為 29.72%，亦遠超歐盟 22.5% 的平均水平；日本企業所得稅亦高達 30.86%，但這不影響這兩國家在製造業的全球領先地位。
由此可見，稅率的高低並非判斷一國全球競爭力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測算國家競爭力的標準，法律和行政架構、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衛生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市場規模、商業環境完備性和創新能力均影響一國競爭力。
反觀中國，沈建光表示，他並不認為美國稅改之於中國是狼來了的表現，畢竟二者在稅收結構上就不可直接做比，如美國是以直接稅為主，而中國則以間接稅為主，減稅方向並不相同。
但也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稅制設計有不合理的內容，同樣需要改進。例如，與美國不同，中國企業和流通環節稅太高，個稅占比較低，但其中，工資收入群體是個稅的主要來源，富豪如果不靠工資收入繳納的個稅就十分有限，此外，中國個稅費用抵扣也不合理，就不同撫養人口與房貸支出並未做出考慮。不利於改進收入分配差距。與此同時，中國的財產性收入徵稅非常少，沒有遺產稅與房產稅。特別是房產稅即使財稅改革的重點也涉及房地產長效機的建立，需要加快推進。
總之，川普政府雖然通過了美國稅改，是其上任以來的巨大成就，短期內有積極效應，但並未直擊美國競爭力下滑的本質，長期來看，或增加債務負擔並削弱經濟增長。
而對美國稅改的影響，過度擔憂大可不必，畢竟中國仍具備產業配套、成本較低以及龐大消費市場的優勢，美國企業的資本回流是有限的。而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在內外部經濟環境平穩的背景下，加快推進自身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在財稅改革這一硬骨頭上有所突破，改善增長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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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改沒有對症下藥
去年底，沈建光和美國波士頓，舊金山，紐約，費城等地，與美國同事以及海外基金經理交流較多，發現在這些美國中高產階層對川普稅改的看法是出奇的一致，即沒有太多樂觀的期待，反而是多加了一些抱怨，對稅改前景也充滿擔憂。之所以如此，在於其交流中普遍得到的以下幾種解釋：第一，川普稅改收益最多的是富人以及最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中產階級並未得到多少實際好處。
例如，提高遺產稅起徵點，將惠及美國最富有的排名前 0.2% 的家庭；商業房產等資產抵扣稅賦，也有利於擁有商業地產的富有經營者；而原本只有大學教育可以享受的稅收減免 529 計劃，改革後也適用於 K-12 私立學校教育，其受益者仍然是能去私立學校就學的富有家庭。
相反，原有可以抵扣個人所得稅的州稅、地方稅則將改為不能抵扣，稅改案中針對新購置房產的貸款利息扣除額限額從目前的 100 萬美元降低至 50 萬美元，將地方財產稅抵扣額從目前無限制，改成最高只能抵扣 1 萬元美元。大部分中高產階級而言負擔不降反升。
第二，稅改雖能短期刺激資金回流，增加企業現金發放，甚至能夠回購股票，提振股市，但未必能夠刺激美國企業投資加速以及提升企業競爭力。
海外投資者提及，當前美國企業投資不足並非受制於企業利潤低迷。相反，2000 年以來，美國企業盈利能力得到了長足的進展。
影響企業投資熱情並非稅收，而是受制於如下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勞動力方面，美國勞動生產率從 2005 年以後停滯不前，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技術進步與服務業發展使得傳統勞動力技能並不匹配；二是美國配套基礎設施陳舊落後，不少道路、橋梁老化，亟待修繕，影響了企業的經營和運輸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說，減稅並非良方，甚至增加赤字的同時，教育與基建方面的開支難言增加，無益於增加企業投資，與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三，資金從長遠來看，有多大程度會回流美國，也取決於多重外在因素，並非減稅單一因素決定。此次稅改，縱然是降低了海外資金回流美國的成本，短期內對資金回流美國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但從長期來看，生產成本的比較、配套設施是否完善、勞動力技術的匹配以及市場需求的支撐，才是決定資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結合當前美國勞動力成本較高，基建設施落後以及海外日益增長的市場份額而言，海外投資者認為，減稅從長期來看引導資本回流的情況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第四，稅改不可避免的推高赤字，或從長期來講，不利於經濟。有不少觀點將川普減稅比作雷根減稅，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二者背景大不相同，雷根主政之前，美國處於經濟滯漲的背景下，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率較高，而當下美國經濟已經走出復甦，通膨有所提升，但壓力尚未形成，此次減稅效果未必能夠得到雷根時代一樣出奇制勝的效果。
此外，雷根時代，大規模減稅並增加軍費支出，從而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創新高，1983 年聯邦財政赤字占 GDP 比重為 5.9%，為戰後最高值。與之類似，川普稅改也將不可避免的增加財政赤字，考慮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負債率不斷提高，超過 100%，高於歐盟平均水平，債務空間已然有限。
第五，政治分裂風險已然上升。可以看到，川普稅改對藍州負面影響最大，而這也使得稅改前所未有的遭到了民主黨人的強烈反對，如此影響之大的稅收改革，民主黨竟無一人投票支持，顯示政治分裂之嚴重。
在此背景下，預計今年美國議會中期選舉，共和黨大概率會喪失兩院中一院的主導權，而一旦如此，必將加大日後川普法案通過的不確定性，增加政治變數。
如此說來，短期利好的川普稅改從長遠來看未必有利，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少觀點認為，美國稅改將增強美國競爭力，也將吸引全球企業增加美國投資，這對於中國威脅較大，會大幅縮減中國的競爭力。果真如此嗎？川普稅改對中國而言又意味著什麽？
沈建光表示，實際上，從全球情況來看，尚不能得到整體稅賦、企業稅賦與經濟發展的直接關係。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2017-2018 全球競爭力指數報告》與世界銀行聯合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的《繳稅 2018》，德國、瑞典和日本稅負並不低，總體稅率分別高達 48.9%，49.1% 和 47.4%，均遠高於所處區域平均值，但憑借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技術優勢，其綜合競爭力在全球排名均位於前十。
而從企業所得稅的角度，德國企業所得稅為 29.72%，亦遠超歐盟 22.5% 的平均水平；日本企業所得稅亦高達 30.86%，但這不影響這兩國家在製造業的全球領先地位。
由此可見，稅率的高低並非判斷一國全球競爭力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測算國家競爭力的標準，法律和行政架構、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衛生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訓、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市場規模、商業環境完備性和創新能力均影響一國競爭力。
反觀中國，沈建光表示，他並不認為美國稅改之於中國是狼來了的表現，畢竟二者在稅收結構上就不可直接做比，如美國是以直接稅為主，而中國則以間接稅為主，減稅方向並不相同。
但也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稅制設計有不合理的內容，同樣需要改進。例如，與美國不同，中國企業和流通環節稅太高，個稅占比較低，但其中，工資收入群體是個稅的主要來源，富豪如果不靠工資收入繳納的個稅就十分有限，此外，中國個稅費用抵扣也不合理，就不同撫養人口與房貸支出並未做出考慮。不利於改進收入分配差距。與此同時，中國的財產性收入徵稅非常少，沒有遺產稅與房產稅。特別是房產稅即使財稅改革的重點也涉及房地產長效機的建立，需要加快推進。
總之，川普政府雖然通過了美國稅改，是其上任以來的巨大成就，短期內有積極效應，但並未直擊美國競爭力下滑的本質，長期來看，或增加債務負擔並削弱經濟增長。
而對美國稅改的影響，過度擔憂大可不必，畢竟中國仍具備產業配套、成本較低以及龐大消費市場的優勢，美國企業的資本回流是有限的。而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在內外部經濟環境平穩的背景下，加快推進自身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在財稅改革這一硬骨頭上有所突破，改善增長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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