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次系統嚴謹厘定北宋、明、清的經濟總量後，中國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率領的團隊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即，中國在北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但在西元 1300 年之前就已經落後歐洲，原因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據金融界報導，過去 13 年，由李稻葵率領的清華經管學院以及北大經濟學院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團隊基於歷代官方和民間的各類記錄，用生產法系統測量了北宋、明、清的總量 GDP、經濟結構、增長格局及公共財政等問題，在此基礎之上與牛津大學學者史蒂芬 ‧ 布勞德伯利 （Stephen Broadberry） 合作研究，比較了歷史上中外的經濟發展水準，並得出以下幾個基本結論，李稻葵並將此結論發表於《新財富雜誌》。
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準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以 1990 年美元測算，明代人均 GDP 約為 920 美元，清代約為 760 美元，低於改革開放後的水準。（以上美元計價的絕對值取決於古代與現代的貨幣比值，若以實物產量乘以當今世界物價計算，以上收入水準更低）。以此推論，古人生命的經濟價值是遠低於現代人的，而戰爭中生命犧牲的經濟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從北宋初年 （西元 980 年） 到明代，中國人均 GDP 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分析顯示，人均 GDP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 900 年的時間裡，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三，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宋代中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但在 1300 年 （元朝大德 4 年） 之前已經落後於義大利，1400 年 （明朝建文 2 年） 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 年 （清乾隆 15 年） 之前，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準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 GDP 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而言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宋代中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 （圖：維基百科）
這個發現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古代社會達到人均發展水準的高點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早，中國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於世人的認知。
李稻葵解釋，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很早就進入到了一個高水準的超級穩態。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西漢時期就已經達成了這種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又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以孔孟之道為核心、意識形態相對統一的大一統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使中國的經濟很快就達到了增長的潛在水準，進入到一個穩定狀態。由於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術，這使得人口增長得非常快。因此中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大而不強、穩定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說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說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獨特的一支。
據此推論，中國若沒有和外界發生直接的交流和衝突，就不可能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因為中國的人均 GDP 下降，但勞動力並不短缺，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需求不足。儘管在中國的個別地區如江南的人均 GDP 相對較高，但是不可想像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局部地區出現資本主義體制，而整個國家仍然是封建體制的狀態。
而中國這種長期以來累積下來的自洽的、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產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動力，最終帶來中國過去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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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水準按當今的標準看是十分落後，以 1990 年美元測算，明代人均 GDP 約為 920 美元，清代約為 760 美元，低於改革開放後的水準。（以上美元計價的絕對值取決於古代與現代的貨幣比值，若以實物產量乘以當今世界物價計算，以上收入水準更低）。以此推論，古人生命的經濟價值是遠低於現代人的，而戰爭中生命犧牲的經濟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從北宋初年 （西元 980 年） 到明代，中國人均 GDP 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上波動，清代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分析顯示，人均 GDP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資本、土地的積累速度。在將近 900 年的時間裡，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這一下降沒能被糧食畝產量的上升所彌補。換言之，人均佔有的土地量、勞動工具包括牲口數量是下降的，這導致勞動生產率不斷降低。
第三，通過國際比較發現，宋代中國的生活水準世界領先，但在 1300 年 （元朝大德 4 年） 之前已經落後於義大利，1400 年 （明朝建文 2 年） 前後被英國超過；1750 年 （清乾隆 15 年） 之前，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和歐洲最富裕地區的生活水準相距不遠，但是作為整體的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歐，因而，東西方的大分流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發現與以上人均 GDP 逐漸下降的發現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人均勞動生產效率的不斷下降對於經濟發展、國家進步而言是重要的負面因素。
這個發現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比之前的認知更加早熟，古代社會達到人均發展水準的高點比我們之前的認知更早，中國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段也早於世人的認知。
李稻葵解釋，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在很早就進入到了一個高水準的超級穩態。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識形態上達成統一的國家，西漢時期就已經達成了這種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也相對成熟得非常早。又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的最東端，沒有受到太多外來者的侵佔和攻擊。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以孔孟之道為核心、意識形態相對統一的大一統體制和政治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使中國的經濟很快就達到了增長的潛在水準，進入到一個穩定狀態。由於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醫又有較為發達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術，這使得人口增長得非常快。因此中國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大而不強、穩定又相對脆弱的帝國形態。這並不是說中華文明落後於世界，而是說明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較獨特的一支。
據此推論，中國若沒有和外界發生直接的交流和衝突，就不可能發生英國式的工業革命。因為中國的人均 GDP 下降，但勞動力並不短缺，對節約勞動力的技術創新需求不足。儘管在中國的個別地區如江南的人均 GDP 相對較高，但是不可想像在大一統的體制下，局部地區出現資本主義體制，而整個國家仍然是封建體制的狀態。
而中國這種長期以來累積下來的自洽的、穩定的文明體系，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產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變更的動力，最終帶來中國過去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巨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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