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喜讀太史公《史記》的人數不勝數。從專治文史的學者到其他行業的讀者，不論是老年還是青年，只要展卷披覽，就會愛不釋手。個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馬遷撰文善於剪裁史料，尤其善於從『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自序》）的史料中，『擇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紀》），支撐文章的立意和布局，亦即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優選典型史料，突出紀傳人物固有的特點和亮點，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鳳凰網報導，翦伯贊對於司馬遷剪裁史料的匠心和功力曾有論述。他在《論司馬遷的歷史學》一文中說：『兩千年來，讀《史記》未有不盛讚司馬遷之文章者；誠然，司馬遷的文章真是氣勢蓬勃，既沉重而又飛舞。』又說：『司馬遷的文章之好，不在於筆調，而在於他善於組織史料。
例如他撰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撰孔、孟，則錄其言語，以顯其大道；撰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派；撰屈、賈，則錄其辭賦，以顯其文章；撰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撰管、晏，則錄其政績，以顯其文治；撰田單、樂毅，則錄其戰伐，以顯其武功；撰張、蘇，則錄其遊說，以顯其縱橫；
撰貨殖，則錄其財產，以顯其富厚；撰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撰遊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撰滑稽，則錄其笑謔，以顯其諷刺；撰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恥。總之，他對每一個紀傳的人物，都能夠抓住他的特點，闡揚他的特點，使這個被紀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2輯，人民出版社，1990，117頁）
筆者對翦伯贊的上述論斷及其舉例深以為然，愈想愈有豁然開朗之感。欽佩之餘，不惜冒狗尾續貂之險，也從《史記》中拈出幾例，試作補充印證。
《孫子吳起列傳》是兩位名聞遐邇的兵家合傳。其中用以紀傳春秋時期兵家孫武的史料，典型卻出人意料。按照常人的思維方式，為孫武立傳無疑要圍繞《孫子兵法》加以展開。可是，司馬遷選用的史料看去似乎遠離宏旨，將筆墨集中於孫武以宮女代士兵當面為吳王闔廬操練陣法。『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這條史料，小中見大，以孫武恪守『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條，為確保軍中令行禁止，毅然將吳王的兩位愛姬即視操練為兒戲的隊長斬首，促使操練面目一新，突出了孫武有智慧、有氣魄、『能用兵』的特點。至於孫武的兵法和軍功，只用了兩句話緊扣主題，即開頭吳王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一句，結尾『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一句。
《張儀列傳》描寫的是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活動。縱橫家的特點是：身處天下大亂之時，心繫天下大治之事，靠三寸不爛之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將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力主『連橫』的張儀，一次南下楚國遊說，丞相府管家誣陷其盜竊玉璧，遭到鞭笞之苦和驅逐之辱，帶傷回家又為妻子訕笑。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所答非所問，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夫妻二人圍繞『舌』的幾句簡潔、幽默的對話，恰如其分地刻畫出張儀的職業特點和鮮活形象。如此典型的史料只有用在縱橫家身上，才能光彩照人。倘若移到其他行業的人身上，則不免滑稽可笑。
《李斯列傳》是寫胸無大志而又貪圖富貴的李斯曲折與悲慘的人生。『閭巷布衣』出身的李斯，年輕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鼠目寸光的李斯，從『倉中鼠』與『廁中鼠』的差異中，悟到了為人的『賢』與『不肖』，遂把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定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為了擺脫卑賤和窮困的處境，李斯發奮『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成，投奔秦王嬴政，輔佐他成就統一天下的大業。嬴政稱始皇帝後，李斯官居丞相。秦始皇死後，公子胡亥與宦官趙高密謀篡奪皇位，偽造詔書賜劍始皇長子扶蘇，李斯『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事成，胡亥和趙高反誣李斯『裂地而王』，將其腰斬。上引的那條典型史料，成了貫穿這一過程的主線，猶如綱之於目，起到了舉一綱而眾目張，述一事則諸事明的作用。
《刺客列傳》寫的是一群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仁人志士，樊於期是這個群體的佼佼者。戰國時期，燕太子丹面臨秦國犁庭掃穴的滅頂之災，向荊軻謀求刺殺秦王之策。荊軻提出，只有用秦國降將樊於期的腦袋和燕國督亢的地圖作為見面禮，才能取得秦王信任，最後達到圖窮匕見的目的。
丹不忍心對樊於期使用如此殘忍手段，荊軻『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用樊於期舍生取義、從容自刎的典型史料，表現刺客特有的剛烈性格，可謂量體裁衣，天衣無縫。因為樊於期這種悲壯舉動，只有深明大義的刺客才能做得出來。
《蕭相國世家》寫劉邦慧眼識才，定蕭何為開國丞相，用的史料更是典型：劉邦在秦末群雄逐鹿中得天下後『論功行封』，將蕭何排在首位，追隨劉邦打天下的武將們激烈反對。他們說：『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掠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劉邦力排眾議，強調蕭何獨有的『功人』作用，是因為劉邦發現了蕭何具有超群的治國理政之才：『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圖書也。』這條典型史料，畫龍點睛，既突出了蕭何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決定了西漢的首任丞相非蕭何莫屬的政治格局。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翻開《史記》，俯拾皆是。司馬遷高超的剪裁史料功夫，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感召力，使得他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名段成為世代流傳的美文經典，以至被濃縮為成語。譬如《秦始皇本紀》中的『指鹿為馬』，《項羽本紀》中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陳涉世家》中的『篝火狐鳴』，《留侯世家》中的『孺子可教』，《孫子吳起列傳》中的『圍魏救趙』，《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負荊請罪』，《淮陰侯列傳》中的『拔旗易幟』，《平原君虞卿列傳》中的『毛遂自薦』，《孟嘗君列傳》中的『雞鳴狗盜』，等等。
將以上論述概而言之，似可得出如下結論：善於剪裁史料，特別是善於優選典型史料立意謀篇，是防止撰文千篇一律的有效途徑。君若有意，不妨一試。
（本文刊於中華書局《文史知識》2007年第4期，已收入《名家講〈史記〉》一書。）
《史記》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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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撰伯夷，則錄其《西山之歌》，以顯其氣節；撰孔、孟，則錄其言語，以顯其大道；撰老、莊，則錄其著作，以顯其學派；撰屈、賈，則錄其辭賦，以顯其文章；撰儒林，則錄其師承，以顯其淵源；撰管、晏，則錄其政績，以顯其文治；撰田單、樂毅，則錄其戰伐，以顯其武功；撰張、蘇，則錄其遊說，以顯其縱橫；
撰貨殖，則錄其財產，以顯其富厚；撰刺客，則錄其敢死，以顯其慷慨；撰遊俠，則錄其重諾，以顯其俠義；撰滑稽，則錄其笑謔，以顯其諷刺；撰佞幸，則錄其賣身投靠，以顯其下流無恥。總之，他對每一個紀傳的人物，都能夠抓住他的特點，闡揚他的特點，使這個被紀傳的人物，躍然紙上，蕭疏欲動。』（《翦伯贊史學論文選集》第2輯，人民出版社，1990，117頁）
筆者對翦伯贊的上述論斷及其舉例深以為然，愈想愈有豁然開朗之感。欽佩之餘，不惜冒狗尾續貂之險，也從《史記》中拈出幾例，試作補充印證。
《孫子吳起列傳》是兩位名聞遐邇的兵家合傳。其中用以紀傳春秋時期兵家孫武的史料，典型卻出人意料。按照常人的思維方式，為孫武立傳無疑要圍繞《孫子兵法》加以展開。可是，司馬遷選用的史料看去似乎遠離宏旨，將筆墨集中於孫武以宮女代士兵當面為吳王闔廬操練陣法。『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這條史料，小中見大，以孫武恪守『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條，為確保軍中令行禁止，毅然將吳王的兩位愛姬即視操練為兒戲的隊長斬首，促使操練面目一新，突出了孫武有智慧、有氣魄、『能用兵』的特點。至於孫武的兵法和軍功，只用了兩句話緊扣主題，即開頭吳王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一句，結尾『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一句。
《張儀列傳》描寫的是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活動。縱橫家的特點是：身處天下大亂之時，心繫天下大治之事，靠三寸不爛之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將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力主『連橫』的張儀，一次南下楚國遊說，丞相府管家誣陷其盜竊玉璧，遭到鞭笞之苦和驅逐之辱，帶傷回家又為妻子訕笑。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所答非所問，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夫妻二人圍繞『舌』的幾句簡潔、幽默的對話，恰如其分地刻畫出張儀的職業特點和鮮活形象。如此典型的史料只有用在縱橫家身上，才能光彩照人。倘若移到其他行業的人身上，則不免滑稽可笑。
《李斯列傳》是寫胸無大志而又貪圖富貴的李斯曲折與悲慘的人生。『閭巷布衣』出身的李斯，年輕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鼠目寸光的李斯，從『倉中鼠』與『廁中鼠』的差異中，悟到了為人的『賢』與『不肖』，遂把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定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為了擺脫卑賤和窮困的處境，李斯發奮『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成，投奔秦王嬴政，輔佐他成就統一天下的大業。嬴政稱始皇帝後，李斯官居丞相。秦始皇死後，公子胡亥與宦官趙高密謀篡奪皇位，偽造詔書賜劍始皇長子扶蘇，李斯『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事成，胡亥和趙高反誣李斯『裂地而王』，將其腰斬。上引的那條典型史料，成了貫穿這一過程的主線，猶如綱之於目，起到了舉一綱而眾目張，述一事則諸事明的作用。
《刺客列傳》寫的是一群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仁人志士，樊於期是這個群體的佼佼者。戰國時期，燕太子丹面臨秦國犁庭掃穴的滅頂之災，向荊軻謀求刺殺秦王之策。荊軻提出，只有用秦國降將樊於期的腦袋和燕國督亢的地圖作為見面禮，才能取得秦王信任，最後達到圖窮匕見的目的。
丹不忍心對樊於期使用如此殘忍手段，荊軻『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用樊於期舍生取義、從容自刎的典型史料，表現刺客特有的剛烈性格，可謂量體裁衣，天衣無縫。因為樊於期這種悲壯舉動，只有深明大義的刺客才能做得出來。
《蕭相國世家》寫劉邦慧眼識才，定蕭何為開國丞相，用的史料更是典型：劉邦在秦末群雄逐鹿中得天下後『論功行封』，將蕭何排在首位，追隨劉邦打天下的武將們激烈反對。他們說：『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掠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劉邦力排眾議，強調蕭何獨有的『功人』作用，是因為劉邦發現了蕭何具有超群的治國理政之才：『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圖書也。』這條典型史料，畫龍點睛，既突出了蕭何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決定了西漢的首任丞相非蕭何莫屬的政治格局。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翻開《史記》，俯拾皆是。司馬遷高超的剪裁史料功夫，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感召力，使得他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名段成為世代流傳的美文經典，以至被濃縮為成語。譬如《秦始皇本紀》中的『指鹿為馬』，《項羽本紀》中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陳涉世家》中的『篝火狐鳴』，《留侯世家》中的『孺子可教』，《孫子吳起列傳》中的『圍魏救趙』，《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負荊請罪』，《淮陰侯列傳》中的『拔旗易幟』，《平原君虞卿列傳》中的『毛遂自薦』，《孟嘗君列傳》中的『雞鳴狗盜』，等等。
將以上論述概而言之，似可得出如下結論：善於剪裁史料，特別是善於優選典型史料立意謀篇，是防止撰文千篇一律的有效途徑。君若有意，不妨一試。
（本文刊於中華書局《文史知識》2007年第4期，已收入《名家講〈史記〉》一書。）
《史記》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