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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日軍攻佔山海關，平津震動，故宮文物決定南遷，並於2月5日啟運。臨行前，郭世五特別邀請故宮博物院古物研究所所長徐森玉及科長莊嚴等到他位於鐵獅子胡同的觶齋吃晚飯餞行。飯後取出他所藏的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赫然有《伯遠帖》、《中秋帖》。那時，郭世五當著來客的面說，在他百年之後，要兒子郭昭俊無條件將『二希』歸還故宮，讓《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三希再聚一堂，並戲稱要莊嚴屆時前往觶齋接收。
郭世五雖然對故宮博物院作了承諾，但他又把《中秋帖》、《伯遠帖》和張伯駒作了交易。1937年，張伯駒應約去郭世五家，看到兩帖，當時並不知道郭世五曾對故宮博物院有過承諾，深知他是一位生意人，洪憲時，曾參照清宮大內及熱河藏瓷樣式，為袁世凱燒製洪憲瓷。張伯駒擔心兩帖流落海外，不復有延津劍合之望，即請惠古齋主人柳春農從中說和，請郭轉讓。
郭世五以《中秋帖》、《伯遠帖》兩帖並李白《上陽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軸，轉讓給張伯駒，議價為二十萬元。先給六萬，餘款一年為期付清。到了夏天，即發生盧溝橋事變，金融封鎖凍結，款至次年到期不能付，乃以《中秋帖》、《伯遠帖》兩帖退還，其他幾件留作抵押已付之款。
王珣《伯遠帖》。
王獻之《中秋帖》。
1940年，郭世五去世，《中秋》、《伯遠》兩帖歸其子郭昭俊收藏，曾一度藏胡惠春的父親胡筆江執掌的中南銀行保險櫃內。
日本投降後，張伯駒自西安返京，又托惠古齋柳春農向郭氏之子郭昭俊詢問《中秋帖》、《伯遠帖》兩帖事，此時仍在郭家。問其讓價，一帖為三千萬聯幣，合當時黃金一千兩，雖然是老交情了，但亦不能減價。經反覆商量，沒能達成協定。
著名古瓷學家郭葆昌（字世五）。
張伯駒向郭昭俊購『二希』的事正在進行之時，南京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來北京視察，由朱啟鈐介紹，郭昭俊得入宋子文門。朱啟鈐是袁世凱的紅人。袁世凱稱帝時，郭世五制洪憲瓷，朱啟鈐籌辦登基大典，兩人可謂世交。郭昭俊自然也就是朱啟鈐的晚輩了。郭昭俊將藏瓷捐給故宮博物院後，行政院給予獎金十萬元。故宮博物院設專室陳列所捐瓷器，懸掛郭世五遺像，並派郭昭俊為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襄理。此事出郭昭俊意料之外。其中原因是： 《中秋帖》、《伯遠帖》兩帖經朱啟鈐之手由郭昭俊獻與宋子文。
一年之後，潘伯鷹主編上海《新民晚報•造型》副刊，來函約稿，張伯駒寫了一篇《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記》，在文中揭露了兩帖被宋子文佔有之經過。上海文物界人士甚為重視此事，傳說紛紜。不久，上海《新民晚報•藝壇通訊》又載文雲：『希世珍品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凱差官郭世五之兒獻與宋子文。
據悉宋不敢收，已還郭子。刻原存中南銀行。郭子仍待價而沽，國寶之下落如此！』解放軍圍城北京之前，郭昭俊已逃往上海，攜二帖逃香港轉臺灣。《新民晚報•藝壇通訊》又載：『王珣、王獻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銀行取出，攜至繫台北，將求善價。此種國寶竟容私人如此挾逃，又竟無人管，怪極！』
蔣介石得悉這一情況，就對宋美齡說： 你告訴子文，不要為兩個字卷子搞得滿城風雨。宋子文也怕落一個盜竊國寶的罪名，遂將兩帖退還。
宋子文。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攜《中秋》、《伯遠》二帖去了台灣，找到台北故宮莊嚴，重提此事，欲履行其父生前之願，以『半賣半送』的方式，來處理這兩件名跡。據台北故宮博物院李霖燦轉述莊嚴的話說： 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買下來，一切籌備就緒，錢也有了著落，就由中英庚款下撥支付。但由於政治及簽字問題一再延擱，到後來英國方面不肯付款，於是乎本來是合浦珠還的美事，由此竟告失敗。
郭昭俊又將此兩帖帶至香港，抵押在某英國銀行，靠貸款度日。眼看貸款即將到期，如果不及時贖回，將按慣例進行拍賣，『二希』可能流落到外國人手裡，行將不歸。
1951年10月初，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到香港定居，肩負著關心流落在香港的大陸文物動向，拿著大陸公安部發給的通行證，可自由地往返於香港、上海之間。徐伯郊得到這一消息，立即向鄭振鐸報告。當時，鄭振鐸參加由丁西林、李一氓為正副團長的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緬甸，正好途經香港。鄭振鐸得到這一消息後，即指示徐伯郊務必全心全意搶救『二希』帖，不使之流落海外。與此同時，鄭振鐸又將此事向周恩來報告，請求立即撥專款，採取緊急措施，將『二希』購回。
『二希』重回郭昭俊手中之後，北京又派了國家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簡稱『國家文管局』）副局長王冶秋和馬衡、徐森玉三人去了澳門，徐伯郊帶著郭昭俊攜『二希』也到了澳門，經王冶秋、馬衡、徐森玉三人鑑定，確為故宮舊物，以三十五萬元港幣成交，將『二希』收歸國有。
徐森玉與兄弟子女合影照片，前排左為徐森玉，後排右為長子徐伯郊。
張伯駒在家中等待文化部批准看《中秋帖》、《伯遠帖》的消息遲遲不來，想不到現在看一件書畫是如此困難，心中頗為寂寞，也有幾分煩躁。
去看《伯遠帖》的報告終於批複下來，這時已經到年底了。手續是由文化部報到大陸國務院批的，張伯駒已經從中意識到中央對這件文物的重視，雖然拖了這樣長的時間，但還是感到一種安慰。
今天，張伯駒又站在《伯遠帖》前。他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激動，凝視著《伯遠帖》。《伯遠帖》被放在一個玻璃罩內，平時罩上蒙著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線照射而損毀。張伯駒他們進去時，布套才取下來。一塊兒去的，還有一位《人民日報》的記者，背著一架照相機，本想拍照。但是，那裡不許拍照，以防閃光燈對帖有破壞作用。看到這裡，張伯駒更是百感交集。
民國政府時代，他曾幾次上書，大聲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散於民間的珍貴文物盡數收購，以存國粹。後來，他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國故委員會，可是直到最後，因得不到政府的批准與委任，連已經到手的《伯遠帖》都流落他鄉。解放後，正是百廢待舉，到處用錢之時，國家卻不惜重金，將此帖從香港購回。一件文物的遭遇，時代不同，竟有如此天壤之別，這一比較，又怎能不令他感慨萬千呢？
回到家，他特別興奮，把參觀的情況，告訴正臥病在床的潘素。潘素也有萬千感觸。當晚，張伯駒展紙揮毫，寫了一首詞：
鐘敲夜半窺長鉤，平生願，幾曾休。琴棋書畫，難繫天下憂。便是杜鵑盡啼血，心不老，鬢先秋。一帖《伯遠》千慮收，看中流，放蘭舟。風發意氣，百舸競上游。抖擻精神狂歌去，新中華，萬民謳。
*選自鄭重《煙雲過：張伯駒傳》，中華書局，標題系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