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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京報報導，晚生有緣，因研究李健吾先生之故，曾與楊絳先生有過『一函之交』——楊絳先生手書並『錢鍾書同候』的一封書函至今珍藏在我的書篋中，倏忽之間已二十六年。
緣起
因研究李健吾而與楊絳通信
那是1990年5月的事，楊絳先生年近耄耋（79歲），我26歲，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歲。
我自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度專注於大陸現代文學研究，並因研究李健吾先生而與楊絳先生通信。李健吾先生是大陸現代著名的戲劇家、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以『劉西渭』筆名的印象式的文藝評論風格冠絕現代。我在搜集李健吾先生研究資料的過程中，獲知李健吾與錢楊夫婦有多年的交誼。
他是錢鍾書楊絳夫婦的清華學長，其妻尤淑芬女士是楊錢夫婦的同鄉且有遠親。李健吾上世紀四十年代在上海淪陷的『孤島』時期、抗戰後的上海一度與錢鍾書楊絳夫婦過從頗密。李健吾與錢楊夫婦的往來由上海而到解放後的北京，由校友、朋友而朋友加同事，他們又相當長時間一直『住在一個大樓』，他們之間的交誼近40年。
李健吾是法國著名喜劇家莫里哀的翻譯者和研究者，他翻譯的《莫里哀喜劇》1982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錢鍾書先生為之題簽，題的是：『李健吾譯莫里哀喜劇錢鍾書敬署』。李健吾去世後的1983年8月，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藝評論選》時，楊絳為之題簽：『楊絳敬題』。兩個題簽均分別加蓋個人印章。
錢鍾書、楊絳夫婦饒有個性，他們夫婦常以互為對方的著作題簽為樂，絕不輕易為人題簽題字。我據此認為李健吾與錢楊夫婦交往多年，應當知曉李健吾更多的生平事蹟，同時也希望瞭解他們對李健吾文學成就的認識和評價。我鬥膽向錢楊夫婦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請教。199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楊絳先生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信箋上的親筆信。她在大函中用端莊娟秀的字體這樣寫道：
解讀
信函蘊含多重文化資訊
楊絳先生的信函不長，卻傳遞並透露出多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一是他們夫婦很尊重李健吾先生，稱李為『先生』和『前輩』。前述兩個含『敬』字的題簽即見敬重、推重之意。李健吾生於1906年，錢鍾書生於1910年，楊絳生於1911年，李不過年長他們夫婦四五歲而已哉；二是她寫劇本，曾受李健吾鼓勵；三是她與李健吾丈母是同鄉和遠親，與李妻是同學，因此與李健吾同為清華校友、學長、友情外另加一份親情；
四是用一路爭辯和『好大言』對李健吾為人的真誠俠義、慈父特別是天真性格做了極簡潔而形象的描述，有讚賞也不無某種諧趣；五是似乎不無刻意地以帶有澄清某種歷史事實的意味說明一個歷史事實：『但錢鍾書的《圍城》在《文藝復興》刊出，主要是由於鄭西諦先生的關係。』一個『但』字，語氣陡轉，頗費思量。學界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是鄭、李二先生聯合主編的啊！當年我對『但』字後的敘述有所疑問，本想再致函楊先生尋個究竟，但猶豫再三，終於未敢再叨擾先生。
1906年出生的李健吾成名極早，上世紀二十年代尚在就讀北師大附小時就在北平劇壇以出演旦角聞名，是北平亦即大陸新興話劇運動的積極參與者。1925年夏，李健吾考入清華大學。他原報的是中文系，後來聽從朱自清的勸告，岦年轉入西洋文學系，從此與朱自清結下師生之誼。李健吾與楊絳先後成為朱自清、王文顯（著名戲劇家、時任西洋文學系主任）、著名的溫德教授的學生。
朱自清讚賞李健吾的小說和戲劇創作，熱情地給予指導和推薦發表，並為《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心病》（大陸第一部長篇意識流小說）寫評論、寫序推薦。楊絳求學清華大學研究院時，選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習作』。
一貫愛好文學的楊絳開始文學創作，得到朱自清先生的欣賞，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腳印》和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都被他推薦至《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引起了文壇注意。當時不免稚嫩的楊絳尚是楊季康，由此作為女作家嶄露頭角。楊絳先生終生難忘朱自清先生的提攜，晚年編訂《楊絳散文選》、《楊絳全集》時分別將《收腳印》和《璐璐，不用愁！》作為自己的散文、小說處女作收入，並特別各自加附注、附記說明緣起，『承朱先生稱許』，『承朱先生鼓勵後學』，『留志感念』，以表達對朱自清先生的感念之情。
李健吾為人確有俠義之風，正如楊絳所言很重『哥們兒義氣』。巴金晚年在名著《隨想錄》中兩次深情撰文回憶李健吾，稱讚他總是『掏一把出來』，『有一顆黃金般的心』。李健吾出生於山西安邑（今運城市）古舜帝廟、關帝廟附近，一方有古道熱腸和關公俠義的水土，一個耕讀傳家的家庭。父親李鳴鳳是辛亥革命晉南主要領導人之一，後被軍閥暗殺。孤兒寡母一度靠馮玉祥等父親生前好友的資助方勉強完成學業。自幼失怙，生活艱辛，但並未消磨李健吾的厚道和赤誠俠義性格。
上海『孤島』時期，李健吾靠教書和翻譯勉強維持一大家人的生機，生活極為拮据，當知悉鄭振鐸為『複社』籌資出版《魯迅全集》時，慨然拿出50元（ 以人民幣計算，以下同）資助。特別讓人感動的是，王文顯先生在上海淪陷後道路阻塞，流落滬上生活艱難，他常去看望先生和師母。他放下自己的事，把王先生的英文劇《北京政變》翻譯成為《夢裡京華》，先後由美藝劇社、聯藝劇社演出，每學期去劇場收6％的上演稅送給王先生，解決了他們一家的生計問題。當時任教西南聯大的朱自清先生也將滯留上海的家眷托他照顧，他都盡心竭力。
據楊絳回憶『孤島』時期那段灰暗的歲月，鄭振鐸、李健吾是他們『經常往來的朋友』。錢楊對此當有所耳聞。十年浩劫時，人人自危，李健吾獲知翻譯家汝龍生活窘迫，偷偷地去看望他並給他200元資助，給了汝龍一家生活下去的勇氣。儘管汝龍謝絕了他的好意，但終生感激他的雪中送炭，李健吾去世後他通宵未睡，寫信向巴金表達他對李健吾的感激之情。李健吾關心老朋友巴金的生活，悄悄地借大女兒、二女兒出差上海之際專門給巴金送去500元（李健吾動議汝龍出錢）、200元錢。巴金晚年臥在病床上一筆一畫地撰寫專文兩篇，讚美李健吾『一顆黃金般的心』。
『孤島』末期，李健吾和楊絳有一個共同的悲慘遭遇。李健吾『孤島』時期因參與進步戲劇的編譯，曾遭日本憲兵的迫害，受到水刑折磨。幸得清華校友保釋出來。楊絳也險些遭遇同樣的迫害，家裡遭到日本憲兵的搜查，被迫到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訊問。迫害他們的，竟然是同一個叫荻原大旭的日本憲兵。
李健吾後來寫了《荻原大旭》、《罪案》和《小藍本子》三篇紀實散文，記敘他的在日本憲兵司令部所遭到的迫害，憤怒地控訴荻原大旭這個和尚出身、人面獸心的強盜的猙獰嘴臉。楊絳在四十多年後的1988年，寫了散文《客氣的日本人》，記敘日本人對她的『客氣』和她的所謂『運氣好』。文中記敘她與李健吾先生談起他經受的種種酷刑，特別是『水刑』直灌到他七巧流水昏厥過去後，楊絳先生這樣寫道：
大概我碰到的是個很客氣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著眼說：『荻原大旭？他！客氣！灌我水的，就是他！』
勤國同志：
你好！你的信昨天才由所（指楊絳先生工作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注）裡的同志轉來。李健吾先生是我們夫婦的學長和前輩（大學裡畢業早四五年便是長一輩），沒有同過學。我寫劇本，曾受他鼓勵。但錢鍾書的《圍城》在《文藝復興》刊出，主要是由於鄭西諦先生的關係。我和李先生曾是同事，但對他的生平，可說一無所知。
記得四人幫得勢時，他忽對我說：『我的丈母是貧農出身』。（他丈母是我同鄉，且有遠親）。我說：『絕不可能。』他和我從社科院辦公處一同步行回宿舍（20～30分鐘的路），一路爭辯——當然是友好的辯論，末了他說：『我的事，你知道什麼？』我想想他的話很對。他的生平，我實在一無所知。我只能說說他的為人。他自奉甚儉，工作勤懇，對貧困的親友很重『哥們兒義氣』。他是好丈夫，對妻子（我的同學）篤愛體貼，對子女是十足的慈父而不是嚴父。他好大言，吃了虧或上了當就『打腫臉充胖子』，朋友都說他天真。我們所知，僅此而已。專覆。
即致
敬禮
楊絳五月九日
錢鍾書同候
李健吾。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說《圍城》。
2007年，上海重排楊絳40年代喜劇《弄真成假》。
解疑
《圍城》的發表與李健吾的推薦
據我爬梳剔抉相關資料，楊絳先生關於『錢鍾書的《圍城》在《文藝復興》刊出，主要是由於鄭西諦先生的關係』這一敘述未免偏頗且片面。《圍城》是最初發表在《文藝復興》第二期。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後，鄭振鐸、李健吾二先生共同策劃出版大型文學雜誌《文藝復興》號召作家『為科學、為民主、為自由』而寫作，1946年1月創刊。
《文藝復興》是當時大陸全國唯一的一個大型文學刊物，實際的編輯就是鄭、李二人。大體的分工，李健吾負責創作，鄭振鐸負責大陸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一類稿件。付印前總是由李健吾拿給鄭振鐸過目。《編後》和《編餘》一類文字，分別由兩人寫，鄭編的稱《編後》，署『諦』，李編的，稱《編餘》，署『健』或『健吾』。據此大致可以看出這一期刊物是以誰為主編起的。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設計的。
鄭、李都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相熟，知道錢鍾書正在寫小說《圍城》，就商定從創刊號起用一年的篇幅連載完這部長篇。然而在創刊號組版時，錢鍾書先生卻以來不及抄寫為由，要求延一期發表。同時，他拿來短篇小說《貓》。這樣，《文藝復興》的創刊號發表《貓》，也發表了楊絳的短篇小說《ROMANESSQUE》。同時在『下期要目預告』中，將錢鍾書的《圍城》（長篇）在頭條予以公布。
這樣，《圍城》從1946年2月出版的《文藝復興》一卷二期上開始連載，李健吾在《編餘》中特別指出：『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載譽士林，他第一次從事於長篇小說製作，我們欣喜首先能向讀者介紹。』『這簡短的幾句話是有關《圍城》最早的評介文字。
《圍城》連載原來預計至二卷五期結束，由於錢鍾書患病的原因暫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續完。1947年《圍城》由晨光出版公司作為『晨光文學叢書』之一出版，錢鍾書寫的《〈圍城〉序》，在《文藝復興》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續完小說的同時發表了。1980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重印《圍城》，出版後暢銷一時。錢鍾書的名聲頓時如雷貫耳。
錢鍾書親筆簽名贈送李健吾新版《圍城》。當時許多報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評價。1981年3月號《文藝報》刊發了李健吾的《重讀〈圍城〉》，並且以李健吾的名字而非『劉西渭』打出了『咀華新篇』的欄題。李健吾在文章中以好友話家常的口吻回憶了他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的交往，並對《圍城》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
手裡捧著《圍城》，不禁感慨系之。這是一部諷刺小說，我是最早有幸讀者中的一個。我當時隨著西諦（鄭振鐸）編輯《文藝復興》，刊物以發表這部新《儒林外史》為榮。
我們相識還得感謝同學兼同事的陳麟瑞（清華校友、著名戲劇家、柳亞子先生的女婿——注）……經陳介紹，我家和他（指錢鍾書一家——注）家也往來起來了。……我演過她的喜劇《稱心如意》，做老爺爺，佐臨任導演，卻不知道她丈夫在閉門謝客中寫小說。其後勝利了，西諦約我辦《文藝復興》，我們面對這他的小說，又驚又喜，又是發愣，這個做學問的書蟲子，怎麼寫起小說了呢？而且是一個諷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關心世道人心啊。
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各種知識份子的畫像。……而作者清詞妙語，心織舌耕，處處皆成文章。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文學報刊並不多。《文藝報》當然是最有權威性和影響力的。錢鍾書楊絳夫婦的閱讀面極廣且量極大，必定會注意到李健吾的這篇《重讀〈圍城〉》。
或許是他們對李健吾的某一事實敘述（即使那麼簡約）有所異議，覺得書稿首先是與鄭振鐸先生約定而非與鄭、李二人共同商定刊發的，忘記或者竟然未曾留意書稿主要是由李健吾編輯的歷史事實，又或許他們對李健吾在文章中稱錢鍾書為『書蟲子』這樣的揶揄（這樣的民間俚語朋友間調侃未為不可，寫入評論文章中難免有傷大雅甚至也未免失敬）不免啞然失笑，或許是其他未明的因素，故而以『但』字所述委婉地表達某種隱曲。生活經常沒有邏輯，這或許又是一個文壇懸案罷。
成名
『楊絳』的得名、盛譽與李健吾
楊絳先生開始寫作劇本源於李健吾先生等的鼓勵。事實也確乎如此。據楊絳在《〈稱心如意〉原序》中的敘述，1942年冬天的一天，陳麟瑞先生請楊絳、李健吾等朋友上館子吃烤羊肉，李、陳二人都愛喜劇，在興頭上慫恿她也來寫一個劇本：
大家圍著一大盆松柴火，拿著二尺多長的筷子，從火舌裡頭搶出羊肉夾乾燒餅吃。據說這是蒙古人吃法，於是想起了《雲彩霞》裡的蒙古王子，《晚宴》裡的蒙古王爺。李先生和陳先生都對我笑說『何不也來一個劇本？』
當時我覺得這話說得太遠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戲。可是烤羊肉的風味不易忘卻，這句話也隨著一再撩撥了我。年底下閒著，便學作了《稱心如意》。
陳請客而李、陳兩位在席間鼓勵楊絳開始戲劇創作，不是沒有緣由的。李、陳皆為當時頗有聲譽和影響力的戲劇家，李健吾是卓有聲譽和影響力兼且票房號召力的戲劇家，更是當時劇壇運動的主將。他們經常往來，當時的戲劇創作和演出動態等當然會成為熱門話題。受到『撩撥』的楊絳於1942年底創作了喜劇《稱心如意》，經陳懇切批評，重新改寫後送到李健吾手裡。李健吾當即推薦給導演黃佐臨，舞台經驗豐富，又驚嘆喜劇的黃佐臨看過劇本後馬上拍板決定排演。
『楊絳』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大陸劇壇以至文壇上同樣與李健吾有關。楊絳原名楊季康。《稱心如意》劇本被黃佐臨看中，即將發廣告排演，李健吾電話問她如何署名，楊絳不敢用真名，擔憂一旦失敗會出醜，忽然想起家裡姐姐妹妹嘴懶，呼她的名字總把『季康』二字說叫成『絳』，於是回答李健吾說：『就叫楊絳吧！』『絳』是『季康』二字的切音。《稱心如意》即以『楊絳』署名。
1943年5月《稱心如意》在『孤島』上演，黃佐臨導演，著名女演員林彬飾演女孩李君玉，李健吾扮演舅公，大獲成功。楊絳以一劇一夜成名。『楊絳』這個起於靈光一閃間的名字一直使用到她去世。她的本名『楊季康』反而除朋友、親人和研究者外被世人所淡忘。
『楊絳』初期的名聲大震更離不開李健吾不遺餘力地推薦。能寫戲，能演戲，又能評戲，還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和人格感召力，李健吾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劇壇是『最有權威的人』，被譽為『劇場盟主』，他作為著名的戲劇家和文藝批評家，不僅親自粉墨登場，而且對《稱心如意》大加讚譽，自然更使楊絳名震一時。
氣量大度的李健吾等欣賞楊絳的創作才能，熱情地鼓勵她多寫劇本。『同行而不相忌』，讓楊絳『深受感動』。隨著《稱心如意》的成功，楊絳趁熱打鐵，一鼓作氣接連創作了喜劇《弄真成假》《遊戲人間》，悲劇《風絮》，都很成功。李健吾『歡歡喜喜地』地稱讚《弄真成假》是繼丁西林之後大陸現代喜劇的『第二道里程碑』。前三部搬上舞台後都獲得較好票房收益和社會評價。楊絳一家的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告別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日子。
1945年，同為劇作家、曾創作過名劇《上海屋簷下》的夏衍觀賞了楊絳的喜劇後，頓覺耳目一新：『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那時的楊絳先生是劇團的貴賓和劇藝界的座上客。人們介紹錢鍾書時，通常會說『這是楊絳先生的丈夫』，恰於八十年代以來相反。
建國後的1952年，大陸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楊絳得償所願，與錢鍾書都調到了新成立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前身）。楊絳與李健吾同為文學所外文組。同事多年，直到李健吾於1982年去世。
在大陸現代文學史上，李健吾、楊絳先生皆為難得的文壇多面手。他們同就學於清華，同受教育於朱自清、王文顯等多位名師，都曾遠涉重洋留學因此學貫中西，又『弗失中華固有之血脈』，葆有民族傳統之風骨。皆因戲劇創作和演出而得大名，皆以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名世等。在憂患多難的時代風雲和環境中，他們以各自的命運擔當和執善堅守，構築了各自豐富的精神世界，豐富了現代文學的歷史內涵，為後輩提供了值得深長思之的精神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