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環保署自1997年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以來，成功結合社區民眾、清潔隊、回收商以及回收基金等四大體系，讓台灣洗刷過去「垃圾島」的稱號，更讓台灣被美媒《華爾街日報》讚賞為「垃圾處理天才」。台灣在資源回收落實超過20個年頭後，垃圾分類已經融入每位民眾的生活，但近年受到原物料價格波動、中國大陸拒絕「洋垃圾」等國際因素影響，使得台灣發展成熟的回收產業鏈面臨困境。
台灣自1997年元旦起，正式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主要是由家家戶戶執行垃圾分類，將家用小型資源物品透過地方政府的清潔隊集中清運，在清潔隊員初步分類後，將回收物賣給回收商進行更細部分類，之後將其交由紙廠、寶特瓶廠等廠商，進行循環再利用處理。
同時，環保署1998年也成立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藉由督導國內外生產可回收物品的業者，讓其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以延伸廠商的生產責任，並將這些費用成立基金；其中，8成經費透過獎助機制補貼中下游回收商，讓這些大大小小的回收廠願意暢通回收處理管道；另外，有2成費用則依法令規定，作為回收基管會的業務費用。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副執行秘書邱濟民指出，台灣早期的回收體系是由拾荒者、舊貨商組成，但在1997年之後逐漸企業化、制度化，在這幾年的執行過程中又不斷演進，才變成如今的公辦公營回收制度。
據回收基管會資料，台灣資源回收率於1997年僅有5.87％，歷經21年時間後成長超過9倍，資源回收率至2018年已有53.26％。
台灣能有如此卓越的回收成就，事實上與成功的環境教育有關。邱濟民說：「台灣的環境教育是從小做起，再藉由親情、人情影響，從家庭建立起資源回收的觀念。」而在經過10多年的時間，這些從小受教育的小孩已成為中堅份子，更是讓垃圾分類的價值觀深入到基層中，「這點是讓許多歐美國家稱羨的！」
另一方面，台灣回收制度能成為全球典範之一，也源於台灣傳統「愛物惜物」的觀念。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簡任技正楊維修就指出，在回收制度、回收基管會尚未成立前，社會中就有回收廢紙、貴金屬、瓶罐等的拾荒者與回收商存在，這其實就與台灣傳統觀念息息相關。
▲清潔隊沿街收垃圾，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之一。（示意圖／台中市環保局提供）
不過，近年來受原物料價格波動影響，國內回收物價格低落，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更於2018年頒布「洋垃圾」禁令，嚴禁各國的廢紙、廢塑進口，使得國際市場充斥著大量可回收物，更讓國內資源回收價格跌落谷底。
「紙類的回收價格可說是30年最慘。」環保署廢管處科長邱俊雄指出，以最基層的回收物買賣價格來說，紙類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期，價格最高有到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歷經國際市場動盪後，今年初每公斤價格僅有2元，目前更跌至1.2元。
回收價格跌至谷底後，受害最深的就是資收人員與大大小小的回收廠商。長期關注國內回收議題的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表示，據他詢問台北市區的拾荒者，他們花一整天蒐集回收物裝滿一個冰箱大的紙箱，送至回收廠也僅換到100多元，且就算裝滿一整個卡車的回收物，也可能僅價值200多元。
在回收市場無任何利潤之下，衍生不少難題。
謝和霖提到，不少廠商從清潔隊買到回收物後，考慮到運送的成本太高，因此在廠內囤積大量回收物，宛如「被套牢」。南部許多縣市有不良廠商可能會將這些仍有回收價值的垃圾隨意丟棄在路旁，或將這些回收物拿去燒掉，甚至從2014年回收物市場不景氣之後，由於太多可回收垃圾囤積，在各地頻傳回收廠失火的意外。
當回收市場動盪時，外界首先都將矛頭指向主管機關，其實環保署也有苦難言。邱俊雄以紙類為例，國內外許多商品都需運用到紙類，使得紙類的責任業者難以界定，難以徵收回收清除補貼費，因此紙類未列入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的13類33項之中，也無法運用回收基金來補貼基層。
邱俊雄指出，目前就環保署觀察，紙類等回收物的價格已開始止跌，雖然未來市場仍至少需1、2年時間進行盤整，但「最壞時機已將過去」；另外，環保署也與國內四大紙廠協調，進行紙價「凍漲」、減少國外廢紙進口等措施，但政府也需尊重市場機制，對回收市場有過多介入也可能引起廠商虧損，因此目前會隨時關注形勢以調整相關措施。
"▲在資源回收制度實行20多年後，清潔人員與垃圾車已成為民眾生活的日常。圖為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的清潔隊「開箱文」。（圖／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提供）
回收制度面臨國際市場的衝擊，除了仰賴政府出手幫助外，最重要的仍是從源頭落實垃圾分類工作。謝和霖指出，台灣垃圾回收制度其實是相當仰賴清潔工、拾荒者，如果民眾不從家裡就做好分類工作，不僅會造成垃圾清運量成長，也會讓清潔隊、回收商得花更多人力與時間在分類上，這不僅造成更多社會成本，也可能危及回收制度。
他認為，目前各縣市實行的沿線收集或定點收集垃圾模式，由於停在路邊的時間短暫，不僅得讓民眾追趕垃圾車，也很難針對家用垃圾進行有效監督，同時也增加基層清潔隊員發生交通意外的風險。
因此，謝和霖建議，在每個社區設置回收站，每日經營2小時，並招聘人員或志工進行監督；而與一般垃圾回收站不同的地方，是該站設立多達20項以上的垃圾分類，細分三色玻璃（透明、棕色、綠色）、七類塑膠等，以減少後續清潔隊、回收商的分類成本；同時，設置「二手物品區」，放置民眾不用的二手衣物、3C產品等，讓二手物價值發揮到最大化。
這樣的回收站透過與在地社區合作，不僅能夠減少社會成本，也同時能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促進社會資源回收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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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環保署1998年也成立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藉由督導國內外生產可回收物品的業者，讓其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以延伸廠商的生產責任，並將這些費用成立基金；其中，8成經費透過獎助機制補貼中下游回收商，讓這些大大小小的回收廠願意暢通回收處理管道；另外，有2成費用則依法令規定，作為回收基管會的業務費用。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副執行秘書邱濟民指出，台灣早期的回收體系是由拾荒者、舊貨商組成，但在1997年之後逐漸企業化、制度化，在這幾年的執行過程中又不斷演進，才變成如今的公辦公營回收制度。
據回收基管會資料，台灣資源回收率於1997年僅有5.87％，歷經21年時間後成長超過9倍，資源回收率至2018年已有53.26％。
台灣能有如此卓越的回收成就，事實上與成功的環境教育有關。邱濟民說：「台灣的環境教育是從小做起，再藉由親情、人情影響，從家庭建立起資源回收的觀念。」而在經過10多年的時間，這些從小受教育的小孩已成為中堅份子，更是讓垃圾分類的價值觀深入到基層中，「這點是讓許多歐美國家稱羨的！」
另一方面，台灣回收制度能成為全球典範之一，也源於台灣傳統「愛物惜物」的觀念。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簡任技正楊維修就指出，在回收制度、回收基管會尚未成立前，社會中就有回收廢紙、貴金屬、瓶罐等的拾荒者與回收商存在，這其實就與台灣傳統觀念息息相關。
▲清潔隊沿街收垃圾，已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之一。（示意圖／台中市環保局提供）不過，近年來受原物料價格波動影響，國內回收物價格低落，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更於2018年頒布「洋垃圾」禁令，嚴禁各國的廢紙、廢塑進口，使得國際市場充斥著大量可回收物，更讓國內資源回收價格跌落谷底。
「紙類的回收價格可說是30年最慘。」環保署廢管處科長邱俊雄指出，以最基層的回收物買賣價格來說，紙類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期，價格最高有到每公斤8元左右，近年歷經國際市場動盪後，今年初每公斤價格僅有2元，目前更跌至1.2元。
回收價格跌至谷底後，受害最深的就是資收人員與大大小小的回收廠商。長期關注國內回收議題的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表示，據他詢問台北市區的拾荒者，他們花一整天蒐集回收物裝滿一個冰箱大的紙箱，送至回收廠也僅換到100多元，且就算裝滿一整個卡車的回收物，也可能僅價值200多元。
在回收市場無任何利潤之下，衍生不少難題。
謝和霖提到，不少廠商從清潔隊買到回收物後，考慮到運送的成本太高，因此在廠內囤積大量回收物，宛如「被套牢」。南部許多縣市有不良廠商可能會將這些仍有回收價值的垃圾隨意丟棄在路旁，或將這些回收物拿去燒掉，甚至從2014年回收物市場不景氣之後，由於太多可回收垃圾囤積，在各地頻傳回收廠失火的意外。
當回收市場動盪時，外界首先都將矛頭指向主管機關，其實環保署也有苦難言。邱俊雄以紙類為例，國內外許多商品都需運用到紙類，使得紙類的責任業者難以界定，難以徵收回收清除補貼費，因此紙類未列入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的13類33項之中，也無法運用回收基金來補貼基層。
邱俊雄指出，目前就環保署觀察，紙類等回收物的價格已開始止跌，雖然未來市場仍至少需1、2年時間進行盤整，但「最壞時機已將過去」；另外，環保署也與國內四大紙廠協調，進行紙價「凍漲」、減少國外廢紙進口等措施，但政府也需尊重市場機制，對回收市場有過多介入也可能引起廠商虧損，因此目前會隨時關注形勢以調整相關措施。
"▲在資源回收制度實行20多年後，清潔人員與垃圾車已成為民眾生活的日常。圖為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的清潔隊「開箱文」。（圖／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提供）回收制度面臨國際市場的衝擊，除了仰賴政府出手幫助外，最重要的仍是從源頭落實垃圾分類工作。謝和霖指出，台灣垃圾回收制度其實是相當仰賴清潔工、拾荒者，如果民眾不從家裡就做好分類工作，不僅會造成垃圾清運量成長，也會讓清潔隊、回收商得花更多人力與時間在分類上，這不僅造成更多社會成本，也可能危及回收制度。
他認為，目前各縣市實行的沿線收集或定點收集垃圾模式，由於停在路邊的時間短暫，不僅得讓民眾追趕垃圾車，也很難針對家用垃圾進行有效監督，同時也增加基層清潔隊員發生交通意外的風險。
因此，謝和霖建議，在每個社區設置回收站，每日經營2小時，並招聘人員或志工進行監督；而與一般垃圾回收站不同的地方，是該站設立多達20項以上的垃圾分類，細分三色玻璃（透明、棕色、綠色）、七類塑膠等，以減少後續清潔隊、回收商的分類成本；同時，設置「二手物品區」，放置民眾不用的二手衣物、3C產品等，讓二手物價值發揮到最大化。
這樣的回收站透過與在地社區合作，不僅能夠減少社會成本，也同時能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促進社會資源回收制度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