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苹從民國83年投入防治工作,數十年來接觸的個案中沒有一對是青梅竹馬、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男同志,社會認為異性戀青梅竹馬、情竇初開正常不過,但男孩與男孩共同成長、互相喜歡從來不獲社會諒解。
不被接受的男孩怎麼辦?莊苹談到,曾有案例告訴她,當年看了白先勇的《孽子》就到新公園遠遠看著其他人,之後總有人跑來搭話、將他介紹給其他同志。也有同志當年從八卦雜誌得知三溫暖訊息,花了錢進去卻看到一群裸男,嚇到把自己關到房間裡,一連關了好幾次,終於遇上一位長者帶他認識圈內人。
年輕的同志朋友多來自於交友app,「我問他在手機上認識怎樣的人、第一次性關係是什麼時候。他告訴我大概是小學五年級,網友約20多歲,第一次出去就發生性關係,第二次出去又換了對象,網路上的人實在太多。」每個世代有自己的交友模式,但不變的是每個男孩都有一個嚮導、領航,男孩想變圈內人需要有人帶路。
「在那段關係裡即便成年男性和他發生性關係、甚至將愛滋傳給他,他都還是感激的,那份感激是帶他認識朋友進而接納他。」
莊苹說,因社會壓力,很多同志孩子難以自處、找不到朋友,當認知到自己是異類便會選擇躲藏,「同志是被環境逼迫到躲起來,躲起來的過程是走上風險更高的路。」
高風險境界也是社會現況,莊苹舉例,去年公投結果社會三分之二都在反同志,社會是將同志推倒危險的境界中,再來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待在那裡。
莊苹說,因社會壓力,很多同志孩子難以自處、找不到朋友、覺得自己是怪物,當認知到自己是異類便會選擇躲藏,「同志是被環境逼迫到躲起來,躲起來的過程是走上風險更高的路。」(圖/記者陳明安攝)
台灣現在約有38000名愛滋感染者,代表大概全台8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若將地區縮小到雙北,約莫有5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北部感染者中,則有90%可能是男同志,本身就是處於高比率狀態。
同志族群多半有種悲觀的宿命論,自幼不被接納,覺得該來的總是躲不掉、總有一天也許都會被感染,但長遠觀之,莊苹認為,同性戀者是被異性戀推出社會框架外、進而推到了風險更高的境地。
莊苹分析,男同志成為高風險族群最終問題仍在家庭、親子關係中,但個案研究顯示,如果該名同志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高成就,多半也獲得家人接納,代表同志的生活能跟異性戀者一樣穩定。但很多同志無法讓家人知道,能到外地讀書便早早離家,對人際情感拿捏淡薄,在跟家人互動、交友過程中都產生疏離感,「有個案跟我說,他跟對象交往很久,我問多久了?他說,兩個禮拜。」
「如果你的家庭環境不能把你留下來,那你自然就會到哪裡去。」莊苹這麼說。
藥物、疾病幾乎快成為難以抹去的標籤,但沒有人會為了吸毒而吸毒,第一線護理人員發現,毒癮者總是為了毒品外的另一件事,原理如同學生混幫派,背後都是為了找到歸屬。
經手個案中,A因喜歡B,為了親近B便常和B的伴侶三人一同用藥,「但用完後就各做各的事,他沒有融入他們,他想得到的感情、在一起的感覺也沒有發生。他的朋友都在用、用了才能得到認同只好跟著一起用,我認為就是朋友。」外界眼中的毒蟲,在莊苹眼中是一個個孤單又想被愛的故事。
「找到歸屬感、被接納的感受、溫暖和愛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愛對他們的呼喚非常強烈。」對異性戀者何嘗不是如此。
為了防治愛滋,衛福部疾管署效法歐美於2016年引入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經評估後,符合資格者每個月不需付出萬元醫藥費,即可從事愛滋預防投藥。
過去疾管署曾出面表示,該計劃是期望提高風險個案管理服務,卻仍遭外界指責是鼓勵約炮、做愛不戴套。而同樣的邏輯,每年到了秋季,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購買抗流感疫苗,供長者、幼兒等流感高風險族群施打。將資金投注於高風險族群屬於正常防疫功能的一環,唯獨男同志、性工作者等族群請領事前藥補助會遭到社會嚴厲指責。
「這在傳染病學上就是這樣子,因為風險高,故政府補助事前藥。」莊苹無奈的笑笑,這是傳染病學上的基本邏輯,「社會卻指責我們拿錢來讓大家約炮。」
莊苹投入愛滋防治工作逾20年,每當談起身邊個案的故事,說到激動處仍會落淚。(圖/記者陳明安攝)
日前同性婚姻甫上路,隔日便有謠言指出,台灣同婚合法將導致各國同志湧入台灣治療愛滋,恐拖垮台灣健保,背後真正的恐懼其實是揮之不去的愛滋標籤。莊苹談到,同志或性工作者仍被社會視為「怪人」,而社會只是不了解在特定族群被預設為怪人的背後,又是怎麼落入風險之中。
「我希望能再往前走一點,讓他們不要再走進風險裡、我期望的是同志孩子能青梅竹馬長大的時代。」
日前莊苹與A兩人一同開著車,身旁是觀音山的日落,路經水上樂園時A表示,跟朋友去玩水,一定都會帶半件(半顆搖頭丸),因為吃了藥後從滑水道上沖下來感覺會更加興奮。
莊苹邊說邊掉淚,「年輕人把搖頭丸當口香糖在吃,真不知道該做什麼。」但A形容,能做的事還很多,譬如告訴玩藥的年輕人,當朋友嗑到口吐白沫時可以幫他做些什麼。
A用天真的語氣談論玩藥少年的文化,莊苹眼匡含著淚,面對變化日益劇烈的次文化,她仍笑說,每個用藥者、感染者背後的故事與需求都不一樣,永遠有新的事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忙都忙死了,實在沒有時間想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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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關係裡即便成年男性和他發生性關係、甚至將愛滋傳給他,他都還是感激的,那份感激是帶他認識朋友進而接納他。」
莊苹說,因社會壓力,很多同志孩子難以自處、找不到朋友,當認知到自己是異類便會選擇躲藏,「同志是被環境逼迫到躲起來,躲起來的過程是走上風險更高的路。」
高風險境界也是社會現況,莊苹舉例,去年公投結果社會三分之二都在反同志,社會是將同志推倒危險的境界中,再來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待在那裡。
台灣現在約有38000名愛滋感染者,代表大概全台8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若將地區縮小到雙北,約莫有500多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者。北部感染者中,則有90%可能是男同志,本身就是處於高比率狀態。
同志族群多半有種悲觀的宿命論,自幼不被接納,覺得該來的總是躲不掉、總有一天也許都會被感染,但長遠觀之,莊苹認為,同性戀者是被異性戀推出社會框架外、進而推到了風險更高的境地。
莊苹分析,男同志成為高風險族群最終問題仍在家庭、親子關係中,但個案研究顯示,如果該名同志有良好的人際關係、高成就,多半也獲得家人接納,代表同志的生活能跟異性戀者一樣穩定。但很多同志無法讓家人知道,能到外地讀書便早早離家,對人際情感拿捏淡薄,在跟家人互動、交友過程中都產生疏離感,「有個案跟我說,他跟對象交往很久,我問多久了?他說,兩個禮拜。」
「如果你的家庭環境不能把你留下來,那你自然就會到哪裡去。」莊苹這麼說。
藥物、疾病幾乎快成為難以抹去的標籤,但沒有人會為了吸毒而吸毒,第一線護理人員發現,毒癮者總是為了毒品外的另一件事,原理如同學生混幫派,背後都是為了找到歸屬。
經手個案中,A因喜歡B,為了親近B便常和B的伴侶三人一同用藥,「但用完後就各做各的事,他沒有融入他們,他想得到的感情、在一起的感覺也沒有發生。他的朋友都在用、用了才能得到認同只好跟著一起用,我認為就是朋友。」外界眼中的毒蟲,在莊苹眼中是一個個孤單又想被愛的故事。
「找到歸屬感、被接納的感受、溫暖和愛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愛對他們的呼喚非常強烈。」對異性戀者何嘗不是如此。
為了防治愛滋,衛福部疾管署效法歐美於2016年引入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經評估後,符合資格者每個月不需付出萬元醫藥費,即可從事愛滋預防投藥。
過去疾管署曾出面表示,該計劃是期望提高風險個案管理服務,卻仍遭外界指責是鼓勵約炮、做愛不戴套。而同樣的邏輯,每年到了秋季,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購買抗流感疫苗,供長者、幼兒等流感高風險族群施打。將資金投注於高風險族群屬於正常防疫功能的一環,唯獨男同志、性工作者等族群請領事前藥補助會遭到社會嚴厲指責。
「這在傳染病學上就是這樣子,因為風險高,故政府補助事前藥。」莊苹無奈的笑笑,這是傳染病學上的基本邏輯,「社會卻指責我們拿錢來讓大家約炮。」
日前同性婚姻甫上路,隔日便有謠言指出,台灣同婚合法將導致各國同志湧入台灣治療愛滋,恐拖垮台灣健保,背後真正的恐懼其實是揮之不去的愛滋標籤。莊苹談到,同志或性工作者仍被社會視為「怪人」,而社會只是不了解在特定族群被預設為怪人的背後,又是怎麼落入風險之中。
「我希望能再往前走一點,讓他們不要再走進風險裡、我期望的是同志孩子能青梅竹馬長大的時代。」
日前莊苹與A兩人一同開著車,身旁是觀音山的日落,路經水上樂園時A表示,跟朋友去玩水,一定都會帶半件(半顆搖頭丸),因為吃了藥後從滑水道上沖下來感覺會更加興奮。
莊苹邊說邊掉淚,「年輕人把搖頭丸當口香糖在吃,真不知道該做什麼。」但A形容,能做的事還很多,譬如告訴玩藥的年輕人,當朋友嗑到口吐白沫時可以幫他做些什麼。
A用天真的語氣談論玩藥少年的文化,莊苹眼匡含著淚,面對變化日益劇烈的次文化,她仍笑說,每個用藥者、感染者背後的故事與需求都不一樣,永遠有新的事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忙都忙死了,實在沒有時間想著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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