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滿三周年時，召開記者會陳述執政三年來的政績，10個關鍵字裡，有一個關鍵字叫「加薪減稅」，其中的「加薪」，指的是執政三年來，三度調整「最低工資」。蔡英文還曾於受訪時表示，基本工資調整至23,100元，時薪調為150元，是解決了自馬政府以來的22K問題。
我們不談藍綠兩方的各種論點，就鎖定一個焦點：「調升基本工資，能不能解決低薪問題？」
從2017年財政部公布的「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有16.2%的民眾，月薪在新台幣20,000元以下，有23.5%的民眾，月薪落在新台幣2萬至3萬元之間。換句話說，有39.7%的民眾，月薪落在新台幣3萬元以下。當年的最低工資是新台幣20,008元。
如果拿2015年的統計數據當作基準，那麼，隨著最低工資從2015年的20,008元，調漲至2019年的23,100元，原本月薪3萬元的勞工，暫時撇開因為工作努力而升職、加薪等因素，可曾因為最低工資的調漲而調薪？
我們講得更遠一點，2013年最低工資是新台幣18,780元，一樣撇開勞工因為努力工作獲得的升職加薪不談，時間經過了6年，原本3萬元薪資的勞工，又可曾因為最低工資的調漲而加薪？
換言之，台灣的最低工資從2012年的18,780元調漲到了23,100元，6年之間漲幅達18.7%，那麼，原本薪資就高於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工，薪水的漲幅有沒有10%？
依主計總處公布2012年到2017年的「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報告，薪資中位數由2012年的43.6萬元，到了2017年，漲為47萬元，五年間薪資中位數的漲幅約為3.4萬元，比例約7.23%。但若依照十分位來區分，最高薪的那一組，在這五年間，薪資約增加9.7萬元，而最低薪的那三組，薪資增幅僅有3萬元左右。如果扣掉物價上漲的比例，則對於低薪的人口來說，實質薪資所得增加的比率少得可憐。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隨著最低薪資不斷地調高，但整體薪資結構卻不會因而水漲船高。假設有一位勞工A，他2013年的薪資是3萬元，依照前述主計總處的數據來看，到了2017年，他的薪資應該是32,040元。但在此同時，剛入行的年輕人，因為基本工資調漲，薪水從19,047元，調漲到22,000元，對勞工A而言，他與勞工B的薪資差距，便自2013年的10953元，縮小為2017年的10,040元。若勞工A比較可憐，在這段期間內薪資都沒有上漲，那麼，其薪資的差距就只有8,000元。這對勞工A又情何以堪？
很不幸地，這正是目前台灣社會裡實實在在發生的現況。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是政府的問題，畢竟民間企業調不調薪資，並不是政府能夠強制規定的事情，但平心而論，依2014年勞動部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近20年來台灣的薪資分配比例由53%下降為2012年的47%，遠低於日本60.6%、韓國71.8%，美國63.7%、以及德國的68.5%，卻是不爭的事實。
仔細分析下來，可以發現，台灣許多企業寧可將工廠外移，也不願提升台灣勞工的薪資水準。再加上日、韓、中國大陸等國家的工會力量遠比台灣來得大，因此薪資分配比例也始終能夠維持一定水準。
更重要的是，依經濟部《2017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2016年台灣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 97.73％，雇用人數則占全國就業人口的78.19％。這也表示，如果想解決台灣勞工長期低薪的問題，關鍵在於強化中小企業的體質與獲利，而不是墊高最低工資。
加薪是政績嗎？從實務層面來看，墊高最低工資的這種「加薪」，可能會適得其反，搞得勞工不爽、中小企業主更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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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財政部公布的「由財稅大數據探討臺灣近年薪資樣貌」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有16.2%的民眾，月薪在新台幣20,000元以下，有23.5%的民眾，月薪落在新台幣2萬至3萬元之間。換句話說，有39.7%的民眾，月薪落在新台幣3萬元以下。當年的最低工資是新台幣20,008元。
如果拿2015年的統計數據當作基準，那麼，隨著最低工資從2015年的20,008元，調漲至2019年的23,100元，原本月薪3萬元的勞工，暫時撇開因為工作努力而升職、加薪等因素，可曾因為最低工資的調漲而調薪？
我們講得更遠一點，2013年最低工資是新台幣18,780元，一樣撇開勞工因為努力工作獲得的升職加薪不談，時間經過了6年，原本3萬元薪資的勞工，又可曾因為最低工資的調漲而加薪？
換言之，台灣的最低工資從2012年的18,780元調漲到了23,100元，6年之間漲幅達18.7%，那麼，原本薪資就高於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工，薪水的漲幅有沒有10%？
依主計總處公布2012年到2017年的「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報告，薪資中位數由2012年的43.6萬元，到了2017年，漲為47萬元，五年間薪資中位數的漲幅約為3.4萬元，比例約7.23%。但若依照十分位來區分，最高薪的那一組，在這五年間，薪資約增加9.7萬元，而最低薪的那三組，薪資增幅僅有3萬元左右。如果扣掉物價上漲的比例，則對於低薪的人口來說，實質薪資所得增加的比率少得可憐。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隨著最低薪資不斷地調高，但整體薪資結構卻不會因而水漲船高。假設有一位勞工A，他2013年的薪資是3萬元，依照前述主計總處的數據來看，到了2017年，他的薪資應該是32,040元。但在此同時，剛入行的年輕人，因為基本工資調漲，薪水從19,047元，調漲到22,000元，對勞工A而言，他與勞工B的薪資差距，便自2013年的10953元，縮小為2017年的10,040元。若勞工A比較可憐，在這段期間內薪資都沒有上漲，那麼，其薪資的差距就只有8,000元。這對勞工A又情何以堪？
很不幸地，這正是目前台灣社會裡實實在在發生的現況。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是政府的問題，畢竟民間企業調不調薪資，並不是政府能夠強制規定的事情，但平心而論，依2014年勞動部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近20年來台灣的薪資分配比例由53%下降為2012年的47%，遠低於日本60.6%、韓國71.8%，美國63.7%、以及德國的68.5%，卻是不爭的事實。
仔細分析下來，可以發現，台灣許多企業寧可將工廠外移，也不願提升台灣勞工的薪資水準。再加上日、韓、中國大陸等國家的工會力量遠比台灣來得大，因此薪資分配比例也始終能夠維持一定水準。
更重要的是，依經濟部《2017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2016年台灣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 97.73％，雇用人數則占全國就業人口的78.19％。這也表示，如果想解決台灣勞工長期低薪的問題，關鍵在於強化中小企業的體質與獲利，而不是墊高最低工資。
加薪是政績嗎？從實務層面來看，墊高最低工資的這種「加薪」，可能會適得其反，搞得勞工不爽、中小企業主更不爽。
